以色列人被擄巴比倫後，遇到了什麼樣的危機，怎樣化解的？

南國猶大共經歷了三次被擄，分別發生在主前605年，主前597年，以及主前586年，最後一次，大部分人民被擄巴比倫，剩餘的人，一部分由以加利亞為代表的一些人帶著下到埃及，另一部分是國中最窮的人，他們留在本地，如同沒有牧人的羊一般，受盡從南方擠進來的以東人和阿拉伯人、東方來的亞捫人和其他支派，以及北方的撒瑪利亞人的欺壓。這些人和他們的撒瑪利亞鄰居一樣，接受摩西律法，敬拜以色列的神，在聖殿的山上敬拜神，不過，據史料記載，由於後來因窮困所迫，迦南的原始宗教在他們中間又有抬頭的趨勢。

至於那些被擄於巴比倫的人，在那裡他們如何生活的？遇到了怎樣的危機？又是如何度過的？這些疑問需要我們去一一解開，以期幫助我們現今的基督徒能夠更深入性地思考，在多元化的時代中如何持守純正的信仰。

被擄的生活、面臨的危機和應對之策

（一）被擄的生活

被擄的百姓們進入巴比倫後，首先面臨的就是服苦役，至少在開始時是如此的，他們被迫為巴比倫王的建設供應勞力。有時候由於假先知慫恿巴比倫人採取嚴厲的手段而使工作更加艱辛（耶29：21—23節）。不過，在此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比較自由，有許多人甚至可以受到很高的教育，而且有些人還得到了重用，比如第一次被擄的但以理和其三位朋友。

這些百姓們在一定的限制之內，可以隨意行動、嫁娶和建立家庭。也能與故土通訊，耶利米就曾致信於那些俘虜，信中也提到他們的來信（耶29：1、25節）。據史料記載，猶大人不僅充當技術勞工，而且還經商，從事買賣和租賃。他們有許多人在巴比倫的事業是很成功的，居然還能把錢寄回耶路撒冷。這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波斯王古列下令讓他們歸回故土時，有些人卻拒絕了。當時的猶大人還得到另一個優待，那就是可以在灌溉良好的肥沃土地上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社群。

（二）面臨的危機

——信仰和民族上的

俗話說”飽暖思淫慾”遠離故土且又身居安逸中的百姓們所面臨的最大危機便是信仰上的，也許困境可以使一個人尚可保持頭腦的清醒，但安逸環境下卻不是那麼容易了，再加上他們不能再在像耶路撒冷那樣的聖殿中心獻祭，不能再進行習慣了的崇拜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維持信仰的。尤其雪上加霜的是，巴比倫有著比較濃厚的君王崇拜情結，百姓如何才能躲得過，如何不被影響呢？

對於神的選民來說，如果信仰改變了，那麼民族特徵就不可能保留下來，因為他們的民族特徵是和信仰緊緊相連的，所以他們還將面臨民族被同化的危機。

（三）應對之策

這些問題的確是很棘手的，但冥冥中卻真是有那麼一雙手在照管和護理著一切。早在大批百姓被擄之前，神就使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那般有能力的人先他們一步來到巴比倫，不但受到教育，還位列人臣，但以理更是身居要職。當尼布甲尼撒王要國中所有人向他的像下拜時，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寧死不屈，不拜王像，雖被下入烈火的窯中，但卻蒙神保守毫髮未傷，而那抬他們進窯的人卻被燒死，這事使王驚訝萬分，下旨在民中說：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依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別神。現在我降旨，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人，謗讟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之神的，必被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堆，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

因有這樣的指令以及但以理與這三位朋友在朝中所起的作用，君王崇拜這一關，百姓得以輕鬆躲過。

為了使百姓即便在安逸的環境下仍然能持守信仰，先知和祭司們則發揮著他們教導律法的職責，他們鼓勵百姓誦讀律法書和遵守律法，待有了自己的社群後，便逐漸發展成為沒有祭祀活動的會堂敬拜。

如此，百姓的信仰能以持守、民族傳統也得以保留了下來。但這也不是說他們在凡事上都是這麼特立獨行，在其他事上，他們也是能夠與當地人認同的，這也是很關鍵的，因為他們若是與其他民族沒有最起碼的能夠相互融合的部分，那還是很難生存下去的。

與其他民族融合的部分

曆法

百姓在巴比倫時採用巴比倫曆法，到今天仍然時猶太年曆的基礎。巴比倫人採用陰曆，一年12個月，每月30天。他們早就知道，為讓陰年和陽年相合，必須每隔六年再多加一個月（即為閏月）。以色列人和巴比倫人都從日落開始計算日數。巴比倫歷的使用可見於被擄歸回時期的作品如：《尼希米記》和《以斯帖記》中的尼散月，《以斯拉記》中的亞達月等。大部分被擄與歸回時期的年代，也按照巴比倫或的外邦君主在位的年份計算。

語言

在亞述帝國強大時，亞蘭語是國際通用語言，但普通百姓一般不會（參王下18：26節）。在被擄時期，猶大人學習用亞蘭文作為和非猶大人鄰居溝通的工具；歸回耶路撒冷後，他們也將亞蘭文帶回故土。以斯拉向百姓宣讀律法時，必須先把希伯來文翻譯出來，很有可能翻譯的是亞蘭文（尼希米記8：8節）。他們使用亞蘭文的證據我們可從以斯拉記中記有多處亞蘭文的信件中看得出來。

不過，要注意的是，希伯來文作為他們的母語依然在使用著，如被擄迴歸時期的經卷以及較晚期的死海古卷和昆蘭社團的文獻，都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但在新約時代直到主後七世紀阿拉伯征服時期為止，大部分敘利亞人和巴勒斯坦人只說亞蘭語。

綜上所述，神的百姓們被擄巴比倫的生活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麼遭，他們擁有著相對的自由，而且還能很好的生活，雖然他們面臨信仰和種族上的危機，但卻因有神的干預以及一些有堅定信仰者所做出的努力，危機遂變成為轉機，不但民族沒有被同化，而且他們對獨一神的信仰經過這些變故，變得異常堅定，他們大部分人再不敢涉足偶像崇拜了。

他們在曆法和語言上與其他民族間的一個恰當融合也有助於本民族的成長，如此他們才能既保持了民族與信仰的特色，又能與別的民族有著現實的交往，繼而在異國他鄉不斷壯大起來。

還有一個要提到的，這些百姓們在被擄後，都被統稱為猶大人，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但這名字卻被流傳了下來。

對於我們現今每一個基督徒來說，學習猶大人的這一段歷史，有著意味深長的意義。因就我們所信的而言，有真信仰的畢竟是少數，我們卻又生存於與所信的背道而馳的環境中，怎樣才能既保持信仰的純正，又能夠在持守信仰原則的同時，與其他不同信仰的人相處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作為信仰者，不應當把自己變成為一個異於常人的怪人，而是要成為人群中的一員，在什麼樣的人面前就做什麼樣的人，卻又同時持守自身不變的信仰底線，讓人從我們身上看出主基督的樣式來，這就像我們常說的，過出世而入世的生活。同時，我們也當想到，每一次的危機，其實也可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