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銘文作家群體的研究

單就數量上來看，這些較有成績的銘文作家明顯的以劃分為“蘇黃”、釋家、理學家（包括心學等學者）等不同群體，且他們的銘文創作也都存著自己不同的特點；另外，宋代皇室也有很多銘文作品值得關注，而道士銘文作品雖然不多，但也略有特點，不妨與僧人之作同做探討。基於此，本章各對皇室、蘇軾及其門人、理學家和釋道等群體進行研究。銘文序言與跋文應視作銘文的附屬文體，但對於銘文字身卻有著重要的意義。

銘文之所以有序言，僅就文體本身來說，其原因主要在於，銘文以整齊的四言形式為主，而在這樣的形式制約之下，雖然也可以敘事、抒情和議論，但並不能十分自由地充分展開；

且銘文的文體功能主要在於讚頌和誡勉，而在敘事、抒情、議論等其他方面則較受限制，所以為了表達更廣泛的內容，銘文往往需要加上一個以散句為主的序言，這樣會對銘文內容進行一些必要的補充。

抒麟論

總體而言，南宋跋文篇制普遍長於北宋，而北宋時如鄒浩《書省恕二齋詩銘後》那樣的長篇跋文並不多見，南宋卻時而有之。韓祥雖非理學家，但其宗尚程朱之學。此跋前半部分實同記文，而後半部分始有議論，且前面的記述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為此做鋪墊，嚴格說來，題跋中常有議論，即前文鑑賞書法、褒揚人物等都不乏其例。但此處所謂打發議論者，指其文中多有說明道理或闡發義理之處，有些又往往出語警策，雖一二句卻至有深刻之意。內容較簡單，以佛教天花亂滅之意為發明。但作者實際上並不認同佛教的這種說法，其後還是迴歸到了儒家“立言”以求不朽的思想，亦見出其理學思想底色。

從篇制來看，有六百餘字，又類記體文，與一般跋文體式相殊。歐陽守道這則跋文由“充泉”二字引申，以泉之於山比喻山之於本體，由此來闡發“充”的義理，雖不失形象，但行文也未免稍長，且有老生常談之感。

其中有很重的理學意味，朱熹論生死就曾說：其中觀點應有所承繼而來，文中還對佛、道主死觀有所批評：，顯然有很多理學色彩。宋題跋文中的長篇就有些不合體制了。但這些以議論為主的題跋，也增加了原來銘文的思想深度，有時又對理解銘文主旨很有幫助，亦不可過多指責。

在宋代銘文題跋中，有一類較為特殊的題跋，即為御製銘文所作的題跋，因其題跋物件不同一般，所以這類題跋也較為特殊。

其篇制多較長，且似有程式化的結構，往往先對皇帝進行一番頌揚，然後常自言謙卑而自我誡勉，文末並屬名款，其文大體如是。其中多是對宋代皇帝的頌德之辭。此類跋文南宋實多

北宋，這種題跋幾乎全是頌揚語句，當然作為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宋孝京也的確當得起這種頌揚，趙雄的用意或是在以此來勸勉宋孝宗，所以可見此類銘跋也有其現實的意義。此類題跋除了常有頌揚之意外，還常有自我誠勉的性質。

所謂“二銘”是指宋理宗所作的《訓廉銘》和《謹刑銘》，這兩則銘文有很強的理學味道，此則跋文前一部分是對宋理宗的頌揚，而後則是自我儆戒之意，而“自今以始，有一於此”云云，甚至還有寫誓言的意味。

文中除了此類題跋一貫的頌揚主旨之外，多了些理學氣息，但也並無多少特別之處。結構上很相似，而且字句上也多有承襲的套語，這類跋文無論從思想的角度，還是從文學的角度似乎都沒有多少特別的意義。不過，這類題跋也有史料價值，並且從銘文的一種附屬文字來看，它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宋代帝王銘文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這是與唐代帝王銘文所不同的地方，此問題也值得進一步探究。

皇室銘文

皇族作為一個特殊的闢體，其文化、教育、制度等諸多方面歷來頗受關注，宋代皇族也不例外。帝王銘文，在銘文創作上，宋代帝王多有作品流傳。其實帝王銘文創作，廚代已十分繁盛，甚至女皇武則天也有。宋代帝王同樣也有些銘義作品，下文試論之。銘雖短，但儆戒之旨表露無遺，洪邁評其為“詞簡理盡”。不過其文摘錄自後蜀孟昶所作《官蔵》，然其卻是宋代帝王銘文創作的先導。太宗此銘曾刻石州縣，高宗時曾再度頒示天下，宋人多有關於《戒石銘》的記載，說明此銘對宋代官吏影響深遠。又其文簡短，與多鴻篇鉅製的唐諸帝銘文迥然相異。自此以後，宋代帝王銘文多有誡勉官員及宗室之作，與“官蔵”頗為相類，而這一特點似乎與太宗此銘本自“官箴”的模範作用有關，且在篇制上也多沿襲了《戒石銘》簡短的風格。

此銘也應為勸誡之作，只不過物件並非臣下官員，而是皇族宗子。

可見神宗所作四言詩應即此《庫銘》。這貝賭文篇制亦短小，而其中意味亦頗似“官箴”，只不過與太宗、真宗所作銘文一樣，更多的同樣是對其子孫的箴戒。北宋帝王對皇族宗子誡勉之意甚重，這其實是帝王對宗室多有防範意識的體現，而這些銘文又多為北宋作品，此或說明這種防範意識北宋尤甚。這兩則銘文明顯是對臣下官員的儆戒之作，篇幅也顯異於動輒連篇累牘的唐代帝王銘文。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根據理宗文序，理宗十分推崇理學，其廟號的確立就因其對理學的崇尚，而淳祐前期正是理宗推崇理學的高峰時期。這兩則銘文就帶有一些理學色彩。

此即指出，理宗二銘一定程度上是受宋太宗《戒石銘》的影響而作，不過，與北宋太宗等人的銘文相比，理宗此銘稍顯平淡，這也是理學影響下的南宋銘文的通病。明顯可見有些內容是繼承宋理宗而來，尤其是兩銘也包涵行一些理學思想的成分，但總體上也平淡無奇。事實上，南宋後期官場腐敗嚴重，苛吏猛於虎，弄得家破人亡，都有可能的。實際上表明《謹刑訓廉二銘》對當時官場風氣地扭轉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不得已又以條法相儆。繼承了理宗的尊崇理學的文化政策”，應為當時官場的真實寫照。可見南宋後期衰敗之勢已定，單憑區區幾則銘文訓辭就想力挽狂瀾，這是萬萬做不到的。

宋代帝王銘文的創作

宋代帝王銘文創作中，除了以上這些訓導性質的作品之外，值得探討的還有宋真宗的一些作品。宋真宗是宋代帝王之中銘文創作數量最多的一個，但其所留存下來的銘文都與他“東封西祀”等活動及尊崇道教的政策有關。單就文學性而言，此文同《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一樣，序言雖多為餅句，但敘述、議論相互穿插，又適當地引經據典，文章脈絡清晰，文詞也頗具氣勢，而在結構和內容上也與前文多有相似之處，但很明顯，此文序言的篇幅要前文長很多。

也不難發現，真宗在文中始終在為自己的這次汾陰祭祀尋找恰當的理據，首先，銘文一開篇就以舊史前王為論，繼而敘述漢武、唐玄祭祀雎上之事，並將漢唐盛世之出現歸因於汾陰祭祀，但這只不過是真宗為其祭祀活動所作的進一步的輿論說辭而已。在心理上而言，真宗最初就曾擔心王旦的反對，此時更不免有心虛之感。而這次雅上祭祀后土的活動，也並非如上次封禪泰山一樣沒有什麼人明顯地反對，且不說王旦早已有之的“不情願”，對於此次祭祀，孫奭就曾兩次上書諫言，真宗的這次雅上祭祀活動遇到了很火的阻力，雖然真宗並沒存對這些反對言論做出正面冋應，但終不能不有所顧慮。由此就解釋了真宗為何在此銘中反覆為自己的祭祀活動辯護，其實是因其“做賊心虛”所致。

除了這兩篇有關祭祀的銘文之外，真宗還有句表明，真宗其實還是在為自己的汾陰祭祀活動做輿論文章。而《老子度關銘》則直接是為道教奉為道祖的老子而作，其中對老子其人進行了很高的稱頌，將老子視為“聖達”，甚至稱其為“教父’’，並且又對老子“清靜無為”的思想進行了宣揚，所謂“清靜之治”，顯然又是真宗在為自己的“神道設教”作宣傳和辯護。毫無疑問，其創作用意與前文分析的銘文一樣，都是為了尊崇道教以實施其“神道設教”的政治策略。

結語

那麼，真宗為何要以道教為幌子來實施他的一系列活動呢？這當然與道教自身的發展、宋代的制度及道教的本土性質等有關還與宋太祖、太宗利用道教的傳統有關但值得強調的一點是，道教從東漢以來其自身就常常以靈異神怪之事來作自我宣傳，這又正好被真宗用來製造降天書、現天瑞等活動。而道教所崇奉的“清靜無為”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正符合真宗的治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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