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細節見鬼去吧，在歷史的故紙堆中尋找事實真相

歷史到底是在講述事實真相，還只是在講述一個故事，面對這個問題，不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驚人的一致，這些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正是在講述事實真相，但這個講述歷史事實真相是事實嗎？

對於文獻的狂熱

1885年，九十歲的利奧波德·馮·蘭克坐在他柏林的書房裡，創作自己最後的歷史著作。

在他的書中，關於一個主題他說道：

我滿懷興趣地閱讀這些作品，但我又對它們持有異議。……這種比較使我相信，歷史資料本身要比浪漫的虛構更加美麗，而且無論如何要更加有趣。我徹底厭倦了虛構，下定決心在自己的著作中避免任何捏造和想象，嚴格忠於事實。

這位現代歷史編纂之父有一句廣為人知的歷史哲學名言：僅僅說出事實是怎樣的。

這樣的期望值得尊敬，但是撰寫歷史的那些人是不是就這樣做了呢？在書中作者舉了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新教和天主教互相拿出歷史證據表達自己的述求，若按教會形式來說，天主教至今仍保留統一的教會，自稱“至聖、至公、至一，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羅馬教廷為世界天主教中心。基督新教從產生即無統一教會，主要的新教派別有加爾文宗、路德宗、英國國教（聖公會）等。

但這兩者都同出一源，這兩者的歷史學者們對檔案和文獻都很熱情，並且都把過去儲存的文獻拿過來引用作為的武器，當然他們的方法相對比較簡單：關鍵就是大量蒐集可用於防禦敵人攻擊的證據。

那就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是同樣的文獻和資料，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呢？那麼這些人是不是僅僅說出事實還是在講述一個個的故事。

答案也許不言自明。

這也是在讀這本書，從作者分析的字裡行間體會到的樂趣，歷史總是需要引用或是查詢無數的過往資料文獻，那麼這個資料文獻被這些人熱情的追捧，但是文獻本身到底是不是說出了真實的故事還有待考證，畢竟經常會有一些歷史文獻被證明為偽作的，那麼從這些偽作的資料上得出的答案到底是歷史的真實面目還是故事。

啟蒙運動對歷史的反思

對於這些文獻的細節追求，在伏爾泰這裡遇到了冰冷的對待，在18世紀，開啟的啟蒙運動中，歷史的真實故事與哲學發生了關聯，伏爾泰評論到：

讓細節見鬼去吧！後人會把它們全都拋開。它們是侵蝕宏偉著作的一種寄生蟲。

這些啟蒙思想家不關心細節問題，關心的是大問題：有關人類存在的性質和周圍世界的執行。在他們的眼中，歷史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歷史，更是關於人性，關於地理，關於生活的歷史，歷史開始慢慢的從政治之塔中出走，走更廣的天地中。

在這場運動中，提出一個信念：人性具有普遍性。這樣不僅僅要關注於細節，可以從當下去推導一些可以去解釋過去的理念了。

隨著啟蒙運動的深入，歷史學家越來越相信，恰當地理解歷史要做兩件相互聯絡的事情：首先，非常詳細地研究檔案資料；其次，形成因果關係理論，來將地理位置、社會體系、經濟力量、文化觀念、技術進步的影響與個人意志之間的複雜關係融合起來。

歷史資料到底想說什麼？

歷史資料總是在試圖說明什麼，同時它也沒有把細節說明太清楚，作者從一個故事出發，通過歷史資料的不同方面收集整理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而這個完整的故事並不是一個文獻資料形成的，是根據一個線索然後再去尋找另一個線索，在這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發揮出一個有意思的故事，但這是歷史還是故事呢？

這是關於伯德特太太因先生離開去了新大陸，生活困厄而獲得當地議會批准，每年可以得到二十銀幣的補助金。

這僅僅是一份紀錄中的一段文字而已，除此之外，這份《雅茅斯議會記事簿》還提供了一點其他零星的資料，但這段記錄有趣嗎，正如作者說的它還缺乏一種語境以賦予其意義和重要性。它需要被放在更宏大的敘事中才能獲得更多的意義。

所以作者開始構建一個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故事如何來，那就從各種各樣的原始文獻資料中獲得，然後兩兩映照之下，最終一個完美的故事產生了：喬治·伯德特－－一位清教傳教士和可能的浪蕩子，怎樣在雅茅斯失去地位，拋妻別子前往新世界，在那裡出人頭地，孰料又再次跌落，回到英國在內戰中支援國王，最後被投入監獄。

根據一段記錄加上其他對應的細節，在作者的組織之下，按人性的發展脈落構建了一個有意思的故事，這個從歷史資料中翻出來的並在作者筆下撰寫出來的故事是真實的歷史，還是歷史的小說呢？

這隻在於歷史學家的選擇，他們到底是保持沉默還是繼續講述故事了。

我們要去往何方

我們創造了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只是個起點而已，俗話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最終要考慮歷史或者是歷史研究者們想要把我們導向何方？

創造一個故事的過程不僅僅是把一塊磚放到另一塊磚上面，直到一座建築物出現；它需要確定所描述的事件的原因和結果，處理其他歷史學家已經說過的內容，並指出這個故事意味著什麼。

馬克思曾經寫道：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情境之下，而是直接在碰巧遇見、給定，以及從過去流傳下來的情境之下創造歷史。

而這句話變成了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正規化，是的，伯德特太太獲得年金是一件小事，但是把這件小事放在宏大的敘事下，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個人的選擇種種，當時的人並沒有覺得他們在創造歷史，只不過恰巧在那個時間做出相應的選擇罷了。

而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解釋為什麼是這樣，以及一種自洽的自圓其說，最終會給出一個看上去大家都滿意或是贊同的答案，歷史學家一般會選擇一種模式去解釋，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重點突出的是數目字的管理，從某種角度看這就是他選擇的一種模式了。

書中作者坦言，我所喜愛的模式是無意圖的後果：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發生之事都是人們試圖實現特定目標的結果，可他們永不具備足以預見其後果的洞察力。

歷史就在某處那樣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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