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組織與會員國打交道：儒雅與霸氣

作者：唐虔 1950年生於北京，在清華園長大；1968年從清華附中到晉西北農村插隊；1973年進入山西大學學習；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國家公費留學資格，次年赴加拿大溫莎大學留學，獲得運動生理學碩士和生物學博士學位。

1985年進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先後任二秘、一秘，從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學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國，任國家教育委員會（後改稱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司綜合處處長，1992年調任陝西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93年開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巴黎）工作，先後擔任教育部門職業技術教育處處長，中等教育、科學教育與職業教育司司長，行政辦公廳主任，基礎教育司代司長，副助理總幹事；2010年起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助理總幹事，成為該組織負責教育領域工作的最高官員（職級相當於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其間曾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戰略規劃局代局長和人力資源管理局局長；

2017年作為中國政府提名的候選人參與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一任總幹事。

2017年，我的助理與秘書團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190多個會員國，其中大部分國家在巴黎設有常駐代表團，有大使銜的常駐代表。我們平時與會員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這些大使和他們手下的外交官們。我的經驗是對待會員國的代表們一定要以誠相待。每次的執行局會議和全體大會上，我作為教育助理總幹事都要面對會員國代表介紹我們的提議，接受他們的質詢。我的原則是有一說一，簡明扼要。在回覆他們的要求時，我一定是實事求是，能做到的說能做到，做不到的我也會講明理由，說明不可能做到。好在執行局成員大都是通情達理的，只要我講得有道理，自會有代表出來為我們說話。

不止一個國家的教育部長對我說過，教育部長難當。在各國議會里，總有議員認為自己懂教育，對教育部長指手畫腳。在教科文組織中也是一樣，每當執行局討論教育議題時，幾乎每位委員都會發言，表達他們的看法。在代表們發言後，我要做答辯說明。我在就各種意見作說明的時候通常會一一點到提出意見的國家，讓他們感覺到我確實在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表現出來對他的尊重。有時候執行局成員的問題會很尖銳，我也從來不會作出情緒化的回答，總是心平氣和地作出解釋。

薩爾瓦多的索爾德普是一位在巴黎任職多年的資深大使，她幾次在執行局會議結束問我：“唐先生，你是如何做到永遠保持風度，臉上總帶著中國式的微笑的？”

英國大使蘇德斯是一位極其敬業且語言犀利的代表，每次執行局會議上他對所有要討論的檔案都會事先研究透徹，所以只要他張口，就一定會問到點上，秘書處許多人都怕他提問。但是他曾經在2015年春季的執行局會議上主持聯組會時公開說：“如果我們設立一個在執行局會上能夠誠實、正確而又簡潔地回答我們問題的獎項，那麼這個獎非教育助理總幹事唐先生莫屬……”

2011年，我與美國大使科林恩在會上交談

個別時候我們秘書處的同事在執行局會議上回答問題時會耍些小聰明，想“糊弄”過去，通常他們會被“捉住”，造成極大的被動。有過這樣的情況之後，這些同事就失去了會員國的信任，以後他們再回答質詢時就總會被刨根問底。我在我們的高管會上幾次說，我們千萬不可耍花招，以為別人都是傻子。那些大使都是精英，把他們當傻子的人才是傻子。

在我就任助理總幹事之後不久，在執行局會議上有過一次面對所有國家代表的質詢，讓我至今印象頗深。當時教科文組織的外聘審計員對教育部門的基礎教育司進行了一次審計，審計報告提交給了2012年5月的第186次執行局會議審議。報告提到了基礎教育司的幾個問題，其實大都是以前“改革”留下的後遺症，我們已經做了必要的改進。審計過程中我們就提出了意見，可惜沒有被審計員採納。這份報告給人的印象是這些問題在教育部門一直存在。因為當時還有一些會員國代表對幾年前教育部門的那次改革耿耿於懷，所以這份報告的審議吸引了眾多會員國代表的目光。

那天，可以容納400人的2號會議廳座無虛席，許多國家的大使都親自到場。總部各部門的許多同事也來“觀戰”。執行局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主席臺上共同主持會議，我作為總幹事的代表坐在他們旁邊。我剛落座，法國駐教科文組織的女大使就走到我面前，後面跟著一位身材瘦高，滿頭白髮，頗有風度的長者。大使笑著給我介紹說：“這是法國國家審計署的署長。”為教科文組織做外部審計的單位是法國國家審計署，署長大人親自駕到來做審計報告！

署長用了20分鐘介紹了審計報告的內容、結論和整改建議。隨後有二十多個執行局委員發言，對審計報告提出的問題表示關切。之後由我作解釋性答辯。在會前我帶領教育部門同事對這次答辯作了精心準備，因為我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報告提出的那些問題基本已經得到解決，決不能給會員國留下錯誤印象。同時我把這次答辯看作是向執行局和所有會員國宣傳我們為應對美國停止繳納會費造成的財務危機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機會。

我首先感謝外部審計員的工作，隨後我力陳在審計前我們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些問題，而且已經開始整改工作，我一一列舉了已經採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改變。

我的發言舉出事實，擺出道理，儘管我不認同審計結論，但是我充分肯定了審計員出於良好願望的努力。在我發言時，全場鴉雀無聲。發言結束，坐在我旁邊的法國政府審計長對我說：“非常好，非常有力！”接著丹麥、法國、德國、中國、美國等重要國家的代表都發言，明確肯定教育部門所做的工作。丹麥代表說，助理總幹事的發言非常有說服力。他還提出在決議中加上一句“注意到教育部門的努力”。決議最後獲得透過，對我們基礎教育司審計的問題終於畫上了句號。主席臺上法國審計署的署長和兩個委員會的主席都來與我握手，都說：“你講得真好。”

2017年，我和我的司長們

離開會場的路上，我們總部內部審計辦公室主任湊過來對我說：“你的回答一條一條的，講得很清楚，有理也有力，我們的人都應該像你這樣面對執行局。”第二天副總幹事見到我也說：“我從內部轉播系統聽了你的發言，非常有力，掌握的尺度也恰到好處，要是我們的高階官員都能這樣做就好了。”後來一些國家的代表團的人告訴我，這場質詢給很多代表團的大使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我的名聲奠定了基礎。

對待各國的大使和他們手下的外交官，我總是非常尊重。大使約見，我一定儘快安排。有時大使有急事，沒有預約就突然來訪，我也是馬上接待。他們的要求，儘量滿足，給他們面子。他們要求我去他們的國家訪問，我會盡量安排時間。面子都是互相給的，我尊重他們，他們也會尊重我，支援我的工作。在每次的執行局會議和全體大會上都要審議與教育有關的議題。當了助理總幹事之後，在每次執行局會議之前，我都會按不同的地區組為各國大使舉行通氣會。在這些會上，我親自出席，介紹即將舉行的執行局會議上的教育議題。我是唯一這樣做的助理總幹事。

在執行局會上，由於時間有限，我不可能作詳細介紹，但是在通氣會上我可以作全面介紹，並且解答大使們提出的問題。大使們對我們的議題有所瞭解，問題也得到了答覆，所以到執行局正式開會時，我們的議題總能夠非常順利地獲得支援。

在我當助理總幹事那幾年，執行局裡面有幾個出了名“難纏”的大使，英國大使蘇德斯算一個，印度女大使穆克吉算一個，還有一個就是薩爾瓦多的女大使索爾德普。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當大使的時間長，瞭解情況，用心研究檔案，而且腦子特別好，還特別會說話。他們提問題總是能夠問到關鍵之處，秘書處的高官們如果不真正掌握自己的業務，一旦被他們問住會很難堪。但我一直對他們禮遇有加，常常主動去徵求他們的意見，聽取他們的建議。再加上我對自己的工作很熟悉，每次執行局會議對我質詢時我都能夠正確而簡要地回答問題，所以他們對我都很客氣。

有一次英國大使請我吃飯，這三位大使都在座。薩爾瓦多大使對我說：“你的冷靜在我們大使的圈子裡是出了名的。你每次在執行局會議上回答問題都如此鎮定，而且不迴避任何問題，即使是難題也會回答。”其他兩位大使都說同意她的說法。與各國的大使和外交官打交道除了對他們有足夠的尊重，還要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直接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習慣，為了面子或者為了客氣，常常說話不直接，拐彎抹角地去“點”別人，而且想當然地認為別人應該聽得懂。外國人與我們的文化不同，要麼真聽不懂，要麼裝聽不懂，最後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我在教科文組織這些年來曾經多次主持與會員國或者其他國際組織、機構的談判。這些談判的過程通常是非常艱難的，有的曠日持久，反覆無常，非有雙方的誠意與妥協不能成功。它考驗你的外交技巧，也考驗你的耐心。不過，透過這些談判，可以看到會員國既要對教科文組織作出貢獻，同時也要使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心態；可以學到如何在教科文組織的利益與會員國的利益之間爭取最大公約數；還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化在談判桌上反映出來的不同風格，特別是還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常常讓人有眼界大開的感覺。

我透過這些談判所獲的心得是，一定要以誠相待，以教科文組織與會員國的利益為出發點。不耍手腕，不耍小聰明，一個“誠”字，尋找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很幸運，我主持的這些談判都取得了成功。也正是這些談判的成功，為我贏得了會員國的尊重，也贏得了三任總幹事對我的信任。

190多個會員國，每個會員國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而教科文組織的所有事情原則上要經過協商一致來決定。這就使教科文組織的所有決定都是190多個國家利益的妥協，很難做出黑白分明、最符合常理的決定，我們作為秘書處能夠做到的不過是追求所有會員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而已。

另外，教科文組織雖然是個聯合國的專業機構，但是政治卻無處不在，在許多事情上政治考量常常佔上風，這也是讓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畢竟會員國的意志才是最終的決定，我們作為秘書處成員時常有愛莫能助的感覺。出於政治考量的事情以及兩個或多個會員國之間的政治矛盾摻進教科文組織的業務活動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中立，不選邊站隊，不干涉會員國內政也是我們不時會面對的挑戰。

在國際組織中工作，常常要面對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這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時候，能用中國傳統的“柔性”招數是一種辦法，但是有時候還是“該亮劍就亮劍”，不然你會被認為軟弱可欺，這一條對內對外都適用。像我這樣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通常儒雅的氣質會多一些，忍讓不爭、戒急用忍似乎都是骨子裡的東西。從上學唸書到走上社會，甚至在國內從政都深受其影響。當初來到教科文組織工作，一開始總要謙虛謹慎，所以我請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陸石老先生為我寫了一幅“忍”字掛在我的辦公室牆上。幾年以後我的一位老朋友、時任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張維慶來訪，他在我辦公室看到這幅字後對我說：“老弟，你不能再忍了！”

2016年，我和我的“老虎”

我覺得他的話頗有道理，也符合我在教科文組織工作數年的感悟。後來我換上了一幅老虎的國畫，掛在我辦公桌後面的牆上。這幅畫上的老虎頗具霸氣，所有到我辦公室來的人，無論是同事還是訪客，最先關注的都是這隻虎。許多人會問我掛一幅老虎的畫是什麼意思，當年到我辦公室來過的澳大利亞女總督昆廷·布萊斯和荷蘭王室的勞倫廷王妃都曾這樣問過。我總是回答，這是我的生肖屬相。但是薩爾瓦多的女大使索爾德普對我說：“你在執行局會議上回答質詢的時候我一直在觀察你，你就像老虎一樣，冷靜地在那裡觀察，然後不慌不忙地回答問題。”

2011年，我與博科娃總幹事一起出席會議

總幹事博科娃當初在介紹她的高管團隊的大會上說起我屬虎，讓許多人包括許多大使都知道了我這隻“虎”，他們常常會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提起。

要在國際組織中求生存和發展，霸氣是必需的。當年在“弱國無外交”的時代，李鴻章尚且認識到“洋人論勢不論理”，這個大趨勢今天也沒有改變多少。當然，霸氣不是驕狂，氣勢要建立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基礎之上。只要目的正確，該出頭就要出頭，得理就不讓人，絕不讓人感覺東方人、中國人好欺負。辦公室牆上的這隻老虎就是我在教科文組織中生存的信條。

如果用“中西合璧”這個詞來說，就是既要有東方文化“柔軟”的一面，也要有西方文化“霸氣”的一面，對內管理和對外工作都是這樣，如此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我很欣賞胡雪巖那句話：“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

我做助理總幹事八年，與許多國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建立了非常好的工作關係。2017年11月，我最後一次以教育助理總幹事身份出席教科文組織第39屆大會。在大會的教育委員會結束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之前，委員會主席肯亞駐教科文組織大使伊姆班加在致閉幕詞時說：“唐博士作為我們的教育助理總幹事，在他八年的任期中一直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領導者。威廉·莎士比亞說過，‘人生就是一個舞臺，我們來扮演我們的角色，然後離開’。我相信唐博士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來扮演他的角色。他做到了馬丁·路德·金所說的，‘無論你是什麼，都要做到最好’。”得此評價，也不枉我八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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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我在國際組織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