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恐怖主義起源：19世紀，巴黎無政府主義者扔炸彈的故事

19世紀末，過剩、商業和創新統治著巴黎。在法國大革命的餘波中，法國在1871年建立第三共和國之前，一直在為政治穩定而鬥爭。那是一個激進的巴黎政治時代，19世紀好戰的工人階級的崛起，在歷史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故事中，得到了證明。

19世紀70年代，巴黎充滿了美麗、奢華和放蕩，精英們在慶祝進步的同時，越來越遠離了工人們的奮鬥。法國分成了貴族、移民和新貴兩派，巴黎成了這個國家富有貧窮分化最嚴重的城市。這些條件在富人和窮人之間，製造了一個政治暴力的高壓鍋，導致了巴黎公社的建立，並在1871年成立了革命政府。

公社持續了兩個月，但無政府主義運動和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拉瓦紹爾，卻在公社的灰燼中誕生了。當公社隨著法國軍隊的推進而土崩瓦解時，那些有著強硬政治信仰的激進派就會幻滅，而無政府主義者則充滿怨恨和憤世嫉俗。在一個看似極權主義的社會里，暴力是唯一的追索權利手段，在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樹立榜樣的啟發下，年輕的激進分子成為了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爆炸的狂歡，而引爆爆炸的是一個心懷不滿、後來成為激進左翼烈士的拉瓦紹爾（Ravachol）。

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見證了國民議會下民主理想的崛起，而在恐怖統治下這些觀念的扭曲，導致了一個叫拿破崙的皇帝出現。19世紀的特點是君主制的迴歸，共和國的第二次嘗試，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的另一個帝國，最後，在1871年建立了第三共和國。

隨著法國經濟分化加劇，最貧窮的公民為了生存，開始尋求任何形式的就業。從富人的角度來看，窮人懶惰，會迴避真正的工作。而從下層階級的角度來看，富人和國家壓迫他們，剝奪他們的機會，強迫他們偷竊，撒謊，在社會的邊緣戰鬥。無政府主義提供了一條抵制和逃離這種沉悶生活的道路，它承諾建立一個沒有壓迫的政府，以及一個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追求個人目標的社會。

弗朗索瓦-克勞迪亞斯·拉瓦紹爾親身經歷了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家強加給窮人和工人階級的不平等和壓迫。1859年，他出生在法國中部的聖夏蒙。當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他和他的家人，就被他的荷蘭父親拋棄了。拉瓦紹爾出身貧寒，對自己的衣衫襤褸感到羞愧。他從小是天主教徒，也打零工，隨著失業時間越來越長，他轉向無政府主義尋求慰藉。他演奏音樂，在黑市上賣酒，搶劫格雷夫斯，為了生存而做假幣。

1891年，32歲的拉瓦紹爾因在離他家鄉不遠的蒙布里森鎮，謀殺一位老隱士而被捕。據稱，他犯罪的目的是偷了隱士囤積在自己住所的一小筆財富，這筆錢相當於1891年的600英鎊，2016年為69，957。30英鎊（約合90，636。68美元），而這些錢都是透過乞討得來的。拉瓦紹爾在逃離警方拘留時，上了一輛貨車，逃到了巴黎。在他的爆炸案之後，這起犯罪成了他追捕的重點。

拉瓦紹爾在1892年被審判了兩次，法庭想殺一儆百。為此，他被指控犯有各種各樣與他的政治活動無關的罪行。例如，他被指控盜挖了一位著名伯爵夫人的墳墓，還謀殺了一位富有的隱士。

維基百科稱，拉瓦紹爾僅承認了隱士謀殺案，並在審判期間否認了所有其他指控。歷史學家米奇·阿比多爾（Mitch Abidor）在馬克思主義網站上撰寫的傳記證實了這一點，稱拉瓦紹爾確實殺死了這位著名的隱士，並偷走了他的錢。

約翰·m·梅里曼（John M。 Merriman）對法國無政府主義反國家暴力的描述《炸藥俱樂部》（The Dynamite Club），詳細描述了拉瓦紹爾的審判。根據梅里曼的說法，拉瓦紹爾承認謀殺了老隱士，並暗示他還謀殺了其他一些人。梅里曼引用了拉瓦紹爾的話：“看到這隻手了嗎？它殺了多少資產階級，就殺了多少。”他的這句話究竟是字面意思，還是為了讓反無政府主義者為自己現狀感到恐懼，目前尚不清楚。

雖然有可能拉瓦紹爾確實盜挖墳墓和謀殺了一個富有的隱士，但也有可能拉瓦紹爾當代傳記，至少是部分作品，故意進行詆譭敘述，而讓國家看起來像一個仁慈的父親，拉瓦紹爾則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對於所謂的“無政府主義之父”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來說，過多的政府和過多的大規模土地所有權，為軍隊和富人的利益服務，而犧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者，掌握了蒲魯東的思想，並實施了“行動的宣傳”，透過對政府實施恐怖行動，採取激進的行動來激勵他人，充當革命的催化劑。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如米哈伊爾巴枯寧和彼得·克魯泡特金（俄羅斯王子誰創造了這個詞），用行動來激發革命，併為1870年代的其他人樹立榜樣，就像拉瓦紹爾在20多年後在法國所做的那樣。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人的目標，是摧毀國家及資本主義。

拉瓦紹爾讀了瑪麗·約瑟夫·尤金·蘇的《流浪的猶太人》，印象深刻。這本書講述了貴族犧牲下層階級的行為，進一步鞏固了拉瓦紹爾的社會主義和無神論信仰。他對資本主義的蔑視與日俱增，當他1892年抵達巴黎時，他與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有聯絡，聽說了他們如何受到對待的故事，並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攻擊，以迴應無政府主義事業。

1891年5月1日，警察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克利希爆發了一場槍戰，克利希位於巴黎西北部，毗鄰第17區。開始的示威以暴力告終，原因大家都知道。而參與這起事件的兩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法官判處了嚴厲的監禁。

1892年3月11日，拉瓦紹爾在一位法官的家中，放置了一枚炸彈。兩個星期後，他又在另一位法官的家裡做了同樣的事情。兩枚炸彈都沒有造成人員死亡，但都造成了嚴重的財產損失。

就在克里希槍擊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法國福密斯的工人舉行示威活動，支援8小時工作制。不過示威活動導致了與警方的衝突，導致警察向人群開槍，最終九名平民死亡。拉瓦紹爾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這次生命損失，以及司法系統對他的無政府主義同伴的對待的啟發。

在1892年3月11日拉瓦紹爾的第一枚炸彈爆炸，和兩週後的第二枚炸彈爆炸之間，一枚炸彈在巴黎第四區聖熱爾韋教堂附近的軍營爆炸。沒有人聲稱對這次襲擊負責，也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根據《另一個巴黎》的作者盧克·桑特的說法，每個人都認為拉瓦紹爾是罪魁禍首。

正如約翰·梅里亞姆在他對19世紀法國政治爆炸事件（The Dynamite Club）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是忒阿杜勒·莫尼耶安放了炸彈，一家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報紙《L‘En-Dehors》稱其為“極具象徵意義”。

軍營爆炸案加上拉瓦紹爾的兩起法官爆炸案，造成了價值四萬法郎的損失。不幸的是，如今如果我們要弄清楚換算到21世紀的美國貨幣是多少並不容易，因為在120多年的時間裡，從法郎到歐元再到美元需要進行復雜的轉換。

在軍隊軍營爆炸的同一天，在3月11日爆炸之後和第二枚法官炸彈爆炸之前，拉瓦紹爾在外面請客吃飯。他和他的服務員閒聊，和他談論無政府主義，並提到他涉及過的行為。至少，服務員盧克桑特後來是這麼說的。

約翰·M。梅里曼給出了略微不同的解釋。按照梅里曼的說法，拉瓦紹爾確實和他的服務員談論過無政府主義，但沒有提到他的炸彈。相反，是服務員看到了他手上的傷疤，懷疑了他。當把一切證據都整理好後，這位勇敢的服務員報了警。

當拉瓦紹爾幾天後，也就是3月30日回到餐廳時，當局衝了進來。十名警察制服了這位無政府主義者，而他在拼命掙扎後才被成功抓捕。

1892年4月25日，拉瓦紹爾三週前被捕的那家餐廳，也遭到了炸彈襲擊。炸彈被放在一個專門為這個場合購買的手提箱裡，然後被留在了咖啡館。爆炸造成兩人死亡，包括那名服務員本人。而這次行動也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是一次反對資本主義及其與警察國家勾結的罷工。

拉瓦紹爾的案子是巴黎的大新聞，也是政府對反國家煽動者殺一儆百的絕佳機會。他首先因爆炸而受審，因為沒有人受傷，因此這是侵犯財產的政治犯罪。因此，他被判服苦役。

接下來，拉瓦紹爾在巴黎郊外的法國中部他的老地方受審，罪名是一連串他可能參與，也可能沒有參與的事情，其中包括謀殺一個隱士和盜墓。一些報道表明，拉瓦紹爾被審判了兩次，因為他吹噓自己在州監獄期間，逃脫了謀殺。按照盧克桑特的說法，拉瓦紹爾被以任何可能被發現的罪名帶進法庭，以確保那些骯髒的罪行被追究，最終他被送上斷頭臺：“在法庭上，拉瓦紹爾被指控犯有一長串未偵破的罪行……實際上，這些都不能與他聯絡在一起。”

在審判中，拉瓦紹爾試圖就他的行為及其背後的原因，發表演講，但只說了幾句話就被打斷了。他對死刑的唯一回應是“無政府萬歲”或“革命萬歲”。他受到的懲罰，是上斷頭臺。1892年7月11日，拉瓦紹爾被政府斬首。

根據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約翰·m·梅里曼的說法，在拉瓦紹爾被處死之前，曾有個拿著十字架的牧師走近他，不過他對牧師說，“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基督。別把他給我看，不然我要往你臉上吐口水。”當他走向斷頭臺時，據說他還唱了下面這首歌：

“為了幸福，

為了幸福，

你必須殺死那些擁有財產的人，

你必須把祭司切成兩半，

為了幸福，讓上帝見鬼去吧……”

死後，拉瓦紹爾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英雄，是這個事業的烈士，而左派媒體大量報道讚揚他的英雄事蹟。例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保羅·亞當（Paul Adam）將拉瓦紹爾稱為“繼陽光和寧靜天空帶來的歡樂之後的雷鳴”。亞當還把拉瓦紹爾比作基督，稱他為“救世主”。

甚至在行刑前，拉瓦紹爾就發展了一群忠實的追隨者。在獄中，他收到了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簽名要求、鮮花和一盒葡萄。有傳言說，一個人在一家高檔餐廳吃飯，他告訴老闆他沒錢，但他的朋友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他出了什麼事，他們就會炸掉這個地方，這促使老闆請這個人喝了一瓶香檳。

1893年12月，奧古斯特·範朗（Auguste Vaillant）用一枚炸彈襲擊了巴黎的眾議院，目的是為拉瓦紹爾被處決復仇，同時也讓人們關注窮人和工人階級的困境。他是一名失業的工人，無法養家餬口，從12歲起就露宿街頭，他並不擅長製造炸彈，因此使用的炸彈能量微弱，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也沒有人員傷亡，只是有20名工人受了輕傷。經過簡短的審判，他立即並送上斷頭臺。臨死時，他高喊“無政府萬歲”。

正如歷史學家約翰·m·梅里曼所指出的那樣，奧古斯特·範朗生來就不是一個暴力極端主義者，而是一個因絕望而被迫採取極端行動的人。在他犯罪的年代，許多同樣貧窮的家庭死於飢餓和疾病。而他則受到拉瓦紹爾反對中層官僚主義的行動的鼓舞。

無政府主義者埃米爾·亨利，於1872年出生在西班牙，他的家人躲在那裡，因為他的父親活躍在巴黎公社，並在缺席的情況下被判處了死刑。埃米爾在父親去世後回到巴黎，在那裡被工程學校錄取，但他選擇不去。相反，他做過中介、會計和服裝工人。

亨利身邊圍繞著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包括他的兄弟福琛（Fortune）。他閱讀和寫作有關破壞私人財產和權威，作為一種政治行動形式的文章。1894年，亨利向巴黎終點站咖啡館，投擲了一枚炸彈，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這是他當晚去的第三家咖啡館，因為他之前去的那兩家咖啡館，沒有足夠的人來為自己爆炸案創造嚴重性。

官方對亨利的提問摘錄如下：

問：你的炸彈在你的褲袋裡嗎？

沒有，在我的大衣口袋裡。

問：你為什麼去終點站咖啡館？

我先去了比尼翁，Café de la paaix和Americain，但那裡沒有足夠的人。所以我去了終點站咖啡館。

問：當時有個管絃樂隊。你等了多久？

一個小時。

問：為什麼？

這樣就會有更多的人。

問：然後呢？

你很清楚。

問：我在問你。

我用雪茄點燃導火索，然後拿著炸彈離開，當我離開咖啡館後，我從門口扔進了炸彈。

問：你蔑視人的生命。

不，是中產階級的生活。

問：你離開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服務員。接著一個叫艾蒂安的人叫住你說：‘我抓住你了，你這個壞蛋！’你回答說：‘還沒有呢。’然後你做了什麼？

我向他開了槍。不過他很幸運，我沒有一把更好的左輪手槍。

這不是亨利的第一顆炸彈。兩年前，當他20歲的時候，他向一家礦業公司的辦公室，送了一枚郵件炸彈，不過當時被認為可疑，送到了警察局。在那裡，它爆炸了，造成六人死亡。

無政府主義者、諷刺詩人洛朗·泰哈德（Laurent Tailhade）在評論終點爆炸案時寫道：“如果姿態很美，那麼幾個模糊的人又有什麼重要呢？”亨利在那次爆炸後被捕，承認了其他幾起類似性質的襲擊，並被發現在計劃更多的襲擊，這些襲擊的原材料，就在他的房間裡。他於1894年5月21日，被斷頭臺處決。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無政府主義的爆炸事件，嚇壞了許多巴黎市民。許多可能成為受害者的人，不再在公共場合休閒，而寧願呆在家裡，也不願冒險去餐館或夜總會。無政府主義者被視為一個持續存在的威脅，一個不可預測的、邪惡地揮舞炸藥的激進集團。

無政府主義者將轟炸，暴力和破壞，視為一種有效的抗議形式（對貴族，州或資產階級財產的破壞是一種有效的抗議形式），小資產階級的許多成員發現，自己被困在階級戰爭極端派別之間的中間地帶。

法國政府禁止無政府主義著作，驅逐有無政府主義嫌疑的外國人，並鎮壓無政府主義集會，試圖減少暴力。在亨利的行動之後，炸彈在1894年持續爆炸。其中兩起爆炸發生在終點咖啡館爆炸後一週。4月4日，盧森堡宮附近的福約餐廳發生爆炸。6月24日，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Sante Geronimo Caserio，用一把刀刺殺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瑪麗·Fran？ois·薩迪·卡諾。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湧入美國和英國的貧窮移民數量，以及在歐洲各地遷移的移民數量，導致了世界各地出臺移民法的浪潮。在立法者的心目中，貧窮的移民與無政府狀態、爆炸、犯罪和暴力聯絡在一起，是恐懼和懷疑的物件。

政府沒有解決造成暴力的社會原因，而是透過限制移民和審查政治宣傳，使情況惡化。無政府主義的威脅，是1903年美國移民法的一個因素，“無政府主義者”是不被接受的四種類型之一。上面的照片顯示，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埃利斯島被圍捕，等待驅逐出境。英國從1905年開始限制移民，這是英國曆史上第一次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限制移民，部分原因是無政府主義活動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