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帶你探究，袁世凱的崛起之路

引言

到1901年為止，中國從它遙遠的過去和最近的過去繼承了三種主要的軍事組織。仍然依靠不足的軍餉維持的滿人八旗兵和分散的漢人治安力量（“綠營兵”）既衰弱又無用。1862年，幾千名八旗兵用現代槍炮武裝起來，組成“神機營”。

袁世凱的崛起

經過挑選的一些綠營兵，特別是駐紮在北京周圍的綠營兵也配備了現代武器，並進行操練。軍官的選拔仍然根據他們馬上馬下的箭法、劍法和拉弓舉石的本領來決定，而這些滑稽可笑的本領在現代毫無用處。1901年8月，政府下令廢止舊式武舉，並設立新式軍事學堂。

第二種軍事組織是由漢族文官指揮的地區性軍隊。其原型是由曾國藩在1852年以後所建立的沒有先例的湘軍。士兵的來源是農民，由士紳擔任軍官，每五百人為營，外加一百八十名運送後勤物資的役夫。每三名士兵配一名役夫。儘管曾國藩曾正式解散湘軍，但是湘軍仍存在下來。

這些由士紳指揮、從某一地區招兵的軍隊並不是只由團練組成，而是主要由職業軍人（勇）組成，團練則指那些身兼軍人和農夫雙重身份的人。透過這些軍隊指揮官的個人關係網和地方的支援與資助，這些軍隊成為一種特殊勢力，它們在各省取代了八旗兵和綠營兵，並逐漸被通稱為防軍。

儘管它們通常都配備了現代的步槍和大炮，而不是使用舊式火繩槍和滑膛炮，這些軍隊仍然缺乏標準化的武器裝備和經過現代軍事訓練的軍官和參謀人員，更不用說工兵、訊號兵、軍需官和現代運輸工具或醫療隊了。

第三種同時也是建立時間最短的軍事組織是為了抵禦日本的侵略而產生的。李鴻章和張之洞在19世紀80年代都創辦了軍事學堂，僱用德國教官訓練新軍官團。1895年，張之洞按照德國的模式在南京建立自強軍，該軍隊中的三千名士兵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待遇優厚的鄉村青年。

一支更具有意義的軍隊由袁世凱建立，袁世凱與其說是一名文官倒不如說是一名武將，他是從李鴻章駐朝鮮的全權代表這個職位上發跡起來的。1895年，他受命與德國教官一起訓練新建陸軍，這支軍隊的軍費由戶部撥給。

袁世凱很快就在天津附近擁有七千名受訓計程車兵，這些士兵是從幾個省徵募來的，待遇優厚。袁世凱在軍隊中採取防備措施，杜絕常見的腐敗現象。透過對這支新式軍隊的個人領導，袁世凱為“北洋軍閥”打下了基礎，併成為“軍閥之父”。

他指揮的那支新軍逐漸被稱為北洋軍，在他手下的那些早期軍官中，至少有十人在革命後成為各省的都督，有五人（除了袁世凱本人之外）成為共和制的北京政府的總統或總理。

隨著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於1901年和1902去世，四十多歲的袁世凱成為帝國軍隊的主要組建者。他繼李鴻章之後在1901—1907年之間任直隸總督，與權勢最大的滿人—聲名狼藉、貪汙腐化的慶親王關係甚密。自從恭親王於1884年被撤職之後，慶親王一直是北京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官員。

袁世凱的北洋軍下屬六鎮，另外有約六所各種型別的軍校和一個規模不大的參謀處。部隊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其軍事演習頗為壯觀。因此，各省都仿效北洋軍的建制組建軍隊，但在完善程度和戰鬥力上均不如北洋軍。

對於被地區和省的勢力搞得四分五裂的清帝國來說，真正的軍事中央集權化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1904年的改組仍然使中國軍隊基本上處於省一級的控制之下。按計劃，新軍的編制為三十六鎮，但這支軍隊缺乏中央指揮系統、充足的軍費和工業基礎等基本要素。

主要的創新是開辦了像在北京附近的保定軍校那樣的新式軍事學堂，培養出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軍事活動家—有知識的軍官，他們將現代軍事技術與學者的維護帝國秩序的責任感結合起來，這些人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

僱用日本教官比僱用德國教官省錢，所以前者的人數不斷增長。中國候補軍官們被派到日本計程車官學校去學習。這個異邦的榜樣激發起他們的愛國熱情。年僅十八歲的浙江人蔣介石於1906年進入保定軍校，次年又赴日本留學。

行政改革：中央與各省的權力平衡

清代的行政制度承襲明代初年所立下的制度，並在從那時起的四百多年裡得到完善。這種行政制度到大約1800年為止，仍能完全滿足以農業為基礎的中華帝國的需要。但是，正如騎兵弓箭手突然被鐵路和步槍取代、帆船突然讓位於汽船一樣，帝國政府亦顯得過時了。

此時，中國需要具有活力的中央機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主動性和速度發揮新的作用，實施新的法律和財政制度，其領導和協調地位更加得到各省的充分承認。然而這種一元化的國家一級的行政機構將會打破北京和各省之間的那種自古以來的平衡。

省級行政系統仍具有與京城的行政系統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仍然與皇帝保持直接的聯絡。京城的六部僅僅對各省實施監督、提供服務，而不是對它們發號施令、進行控制。

對於北京來說，有一點是很不幸的：漢族士紳鎮壓了叛亂而造成19世紀末地方主義的興起，而通商口岸工業的發展、地方貿易歲入的增加、地方軍隊的加強和個人官僚機器的強化則助長了這一趨勢。所有這些新的變化都增強了幾個主要的省政府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這與建立更強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是背道而馳的。因此，進行中央集權就既要對付舊既得利益者的官僚主義惰性，同時又正視各省新興勢力的不安分的妒意。

北京的改革一般是由新機構發動的，這些新機構或設在政府的舊衙門之中，或處於其管轄之下。隨著新機構的日益強大，舊衙門便敗落下去。1901年，按照《辛丑條約》的規定，總理衙門改為部門齊全的外務部。1905年，政府設立巡警部，它是內務部的前身。

在1906年的改組中，新的學部接管了禮部主持考試的職權，原來由文官任尚書的舊兵部擴充為陸軍部，改由野心勃勃的滿族將領任尚書。沿海省份的“局”提出的新政措施也被北京的各院和新設立的各部所採納。

在商務局首先在主要省份創辦商會、商業報紙和實業、工業學校之後，商部於1903年在北京建立。後來，該部與工部合併為農工商部，負責鐵路修建，安排工業品展覽，確定標準的度量衡，進行商行登記，制定礦山規章和公司法，指導農業協會以及實施其他現代措施。該部通常對經濟上有成就者授予官銜，以示獎賞。

在北京建立新的機構比在全國推行新政容易。比如，司法改革，如同在日本一樣，被外國列強認為是廢除治外法權的必要前提。1904年，由沈家本主管的一個負責法律編纂的官署開始工作。六十五歲的沈家本是刑部一個經驗豐富的學者，他起先試圖用現代術語來表達傳統的社會準則，但結果卻導致了革命性的變革。

1907年，沈家本以日本刑律和德國法典為藍本提交了一份新刑律的草案。這部新刑律將法律與道德區分開來，這就是說它將使儒學關於行為的訓誡，如子女的孝敬等失去法律上的意義。沈家本還提出皇族以外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對以地位、年齡和性別差別為基礎的五種關係和整個社會等級秩序是一個打擊。他擬訂的草案被拒絕採納。

結語

其內容相當具體，但經常自相矛盾。地方官員在執法時難以保持一貫性，對審判結果也無法預見。由於用於審判案件的法律內容龐雜、含義不清，再加上法律在中國社會中既不佔主導地位又缺乏普遍性，因此地方官員的司法職能很不健全，更不用說法律哲學、法律術語和司法職業了。雖然沈家本削減了“例”的數目，但是他無法改變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