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晚年為何離開成都草堂

如何理解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今年初，社科院文學所王學泰先生去世，微信上讀到王先生2012年應某刊邀請所擬給杜甫的一封信。信末，王先生特別請求

杜甫

：

晚年為何離開成都草堂

，可否提供一個明確的說法。如果不能起老杜於地下，這點似乎已經成為不解之謎。但如果仔細研讀杜甫詩歌，不難發現杜甫對此早有交待。我對此研讀的新說，1979年曾寫成文字，初稿直到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拙著三十年集《敬畏傳統》時方刊出。這是我平生寫的第一篇學術文字，當然很不成熟。修改增補後，分為《杜甫為郎離蜀考》（刊《復旦學報》1984年第1期）和《杜甫離蜀後的行止原因新探》（刊《草堂》1985年第1期）發表，中外學者對此看法不一。流傳不廣，大約王先生並未看到。其中關鍵證據，則為杜甫永泰元年（765）秋，客居雲安之初所作《客堂》一詩。本文擬結合前述拙文，對該詩給以剖析解讀。

先錄

《客堂》

全詩如下：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舍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客堂敘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各本校勘有不少細節的出入，重要的是第七句

“舊疾廿載來”

，廿，

《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杜工部集》卷六

作“甘”，“甘載”不詞，據九家本、百家本、蔡本、分門本、黃本、趙本改。從詩中所敘物候來說，如

“徼麥早向熟”“漠漠春辭木”

等句，應在春末夏初，肯定未入秋。地點則因有

“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

二句，肯定在居雲安以後，是因病而棲泊於此。雲安為夔州屬縣，去夔州僅百里。杜甫在雲安住到次年初春方移居夔州，居雲安逾半年，其地可以肯定不是他出行的目的地，屬於臨時泊居，此歷來討論已多，早作定論，在此不展開。王嗣奭

《杜臆》

以為居夔後作，仇兆鰲以後多從之，也屬可能，在此也不討論。

按照宋以來的主流說法，杜甫是以檢校工部員外郎的身份，在嚴武再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期間，入參幕府，任節度參謀。次年嚴武卒於任，杜甫在蜀無所依靠，又見蜀亂在即，乃匆忙買舟東下。其間有許多無法解釋得通的地方。

其一

，嚴武卒於四月末，已近仲夏，可以肯定杜甫在春間已準備離蜀，四月末已在江行途中。杜甫與嚴武交誼密切，然其集中絕無臨喪吊哭之辭，僅有

《哭嚴僕射歸櫬》

，末雲

“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時已寄居峽中。

其二

，杜甫初離成都的目的地何在？論者多以為

《去蜀》

是初離蜀時所作。詩云：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難道他離開成都之初就準備入湖南嗎？研讀杜甫居峽及出峽入湘諸詩，顯然不是。直到入湘之初的

《登岳陽樓》

，他所表達的還是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的無奈，也就是說，如果江東親朋有一信送達，他更願意東下就食。

“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應是入湘後作。

三

，杜甫三峽詩多次說到離蜀與為郎之關係，如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闢，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夤緣”

，瓜時指職務交接之時，此職務必不指幕府，而指郎官，即因入京為郎時間已過，自己還困居旅途，只能漂泊為生。再如

《夜雨》

“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

、

《寄岑嘉州》

“伏枕青楓限玉除”

、

《秋興八首》

“畫省香爐違伏枕”

，所述都是同樣意思。難道杜甫不明當時官制，給你個虛銜就真以為可以入京為郎了？他陷入了幻覺，不斷在做個人的迷夢嗎？他會將個人與全家的生命和前途都交給這一幻想嗎？顯然不能作如此判斷。也就是說，宋以來佔據主流說法的解釋根本無法成立。

前引拙文作了以下幾點考釋。

一

，入幕與為郎不是一回事情。杜甫再入嚴幕在廣德二年（764）秋冬間，詩中所述著衣以戎服為主，不涉緋袍銀魚之類與郎官有關的服飾。嚴武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朝廷恩准並頒下服飾，在永泰元年春初，有

《春日江村五首》

紀其事。如雲：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群材。”

是說自己已經準備在草堂度過餘生，身體也一直不好，然而朝命下達，薦賢得準，且先於幕府群材，心情是榮幸，慚愧，感激。更直接的表達是這一首：

“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以王粲、賈誼自比，王是遇亂漂泊他鄉，賈是中年被召，文帝前席叩問，自己得兼二人命運，當然更以被召為榮。

二

，唐代檢校官制，前後期有很大不同。玄宗時期主要指未實授的官職，中唐後都是虛銜，沒有實際的意義。這一轉變的時間，可能在代、德之間。從

《文苑英華》

所存賈至、常袞所撰除官制詞看，代宗初期應該還維持著未實授的本意，但在僕射、尚書一級高層檢校官中，所指已經有所變化，中層文官則未變。因此，杜甫在蜀中接受的是檢校郎官，必須在限定時間到京就職後，方能真除郎官。

三

，從蜀中入京有北出劍閣、褒斜道一途，但路途艱難，不合適老年人。沿江東下經江陵北上，路途雖遠，舟車皆較方便。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所選擇的就是這一道路。

杜甫離蜀，初行經戎州、瀘州，心情頗好。到渝州，有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是說我已等你很久，你還不到，是觀景吟詩耽擱了嗎？峽中氣候惡劣，江行艱難，對不起，我先走了，但會在江陵一柱觀等你。渝州即今重慶，距離雲安、夔州已經不遠，杜甫至此仍無在峽中滯留居住的考慮。他在忠州有幾首詩，從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看，大約已經發病。勉強到雲安，再無法堅持，只能住下養病。

經過以上鋪敘與解釋，再來讀

《客堂》

，就能完全理解他的生存狀態與真實心聲。

《客堂》

是一首古體詩，押入聲韻，凡四十二句，在杜詩中，屬於中篇。開始四句寫離開成都以後的經歷。少城，即小城，是成都西南的一處地名。草堂亦在成都西南浣花溪畔，故借指草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

二句，寫出出行近一年來的經歷。夔州、雲安其地在巴蜀、荊鄂之間，非楚非蜀，隱約說明自己處身之地的尷尬。

“舍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

二句，寫棄舟暫居峽中，其地多山，林莽森密，暫居山麓，周遭環境與成都大異其趣，也是“異楚蜀”之具體描述。其後六句，交代居泊峽中的原因。消，即指消渴，今稱糖尿病，是因代謝功能衰退引起血糖偏高造成的疾病，其症狀多體現為口渴、尿頻、視力衰退、渾身乏力，甚者會導致器官病變而死亡。杜甫深於醫學，有此病已逾二十年，深知危害與處置之方。興沖沖地準備出峽赴京，但病情危殆之時，果斷選擇留峽休養將息，希望稍得痊癒後再成行。與《客堂》同時所作《客居》一詩中，寫到

“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

，病腳也是消渴疾所引起。杜詩中還多次提到風痺，即今所謂風溼性關節炎，頗嚴重。

“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

這一段寫病重後的心情，既有衰憊之感，也有強自寬慰，最體現杜詩的情懷。“舊疾”句較易理解，杜甫早年得病，綿歷二十年而得保全，自己當然一直深自惕厲，凡事小心，一旦復發，也深明事態之嚴重。“衰年”句，前人評說較多。張溍說：

“二句言抱病更歷多年，似乎年數已足，不敢奢望壽考也。”

李植雲：

“衰年只得舊疾，此亦足矣。”

汪灝曰：

“久而未危，此心亦足。”

雖有差別，大旨近似。“死為”二句，後句如盧元昌解為

“頭白而死不為夭年”

，楊倫雲

“言年已衰，非為不壽”

，仍為老杜之寬解與自慰，然提出“死為殊方鬼”句，足見他已有客死異地的巨大不安感籠罩心頭，感到了生命的威脅，乃至為了生存放棄入京為官的機會。這是現實，這是杜甫在人生至暗時刻的理性選擇，也是困頓中的無奈安排。接下兩句，趙次公認為是對古詩

“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的改寫，偽王洙注認為二句

“以所居非故國，皆自喻也”

，都很精當，我還願意指出前句更見杜之壯心未已。“別家”二句，延續上句思歸情思。杜甫最後一次省家是在乾元二年（759）初，至此已近八年，孩子們漸漸成長，當然可喜，也借說自己別無成就。

“欲起慚筋力”

句，最見消渴病人渾身乏力、精神不振之狀態。

此後八句，方回到詩題，寫居處周圍的景緻與物候變化，這些對棲泊客居中的詩人有些許的安慰，但時光之流逝，更讓作者感到人生機緣之稍縱即逝，然久困病中，又有什麼辦法呢？由此引起對自己命運之關切。

“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

此節敘述自己被選郎官之幸運。唐尚書省是朝廷政令之執行部門，分吏、禮、兵、刑、戶、工六部，每部下設四司，工部員外郎是此司之副職，從六品上，職守為輔助郎中“掌經營興造之眾務”。唐人重郎官，以其為清要官，但在六部中，又有具體區別。如

《南部新書》

卷丁

雲：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屯田水部，入省不數。’”

大約工部也差不多。但杜甫對此則看得很重，即凡膺選為郎官者，例皆為才俊之士，所以他自我省視，已感榮慶至極。所謂“前輩聲名人”，若指詩名曾聲震一時者，如王績、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孟浩然、李白等，皆曾名重天下，都未能得及此位。“居然”六句，重複了他在初授郎官時所作《春日江村五首》中的意思，自己本性還是喜歡幽靜孤獨，已經有獨守草堂，終老浣花溪頭的考慮。離開草堂前數月，他有《營屋》《除草》《長吟》諸詩，所述恰是種竹除草、營葺草屋的情景。這時他五十四歲，在唐人確已近暮年，再要追求大的事功，機會已經很渺茫。杜甫是很理性的詩人，他對人生處境始終看得很清楚。然而嚴武奏授郎官，銀章、朱紱之頒下，完全改變了他的初衷。這畢竟是他迴歸中原、迴歸朝廷的難得機緣，他似乎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成都，離開草堂。這一選擇，改變了他晚年的命運。

在表述久懷退隱之際後，杜甫筆鋒急轉，強烈表達仍願意歸朝為朝廷出力的願望：

“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

這裡的上公，應該包含嚴武，但亦不止嚴武一人，即嚴武以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身份為杜甫請官，如果是幕職，多隻要節帥奏請即可，而朝廷郎官，則要有朝中顯官出力。很懷疑其人是賈至，廣德二年任禮部侍郎，且長期與杜甫有詩書聯絡。所謂“累奏”，是說多次努力而有結果，並非一奏即有郎官之授。薄祿，是詩人的謙辭。唐代京官薪俸不及州郡官，杜牧文集中有記錄。但對於杜甫來說，家園在他乾元二年初從華州東歸故土時，那裡已經歷戰事，不復舊貌。他在西南漂泊多年，並無經濟來源，多靠友人接濟。入京為官，至少可有一份體面的收入，維持全家的溫飽，對他還是重要的。當然更多地來說，在世亂未靖、朝野多事之際，為君王分憂，為國家出力，杜甫更感覺是身為人臣必須承擔的責任。然而自己遠在峽中，距朝廷如隔霄壤。朝廷給了職位，自己則因染病而久曠職守，確實是不願意看到的。“循文”二句，既稱讚朝政舉措得宜，大政有節，也設想自己有幸入朝，可以對朝事之得失表達所見。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

，以此兩句作一結，強烈表達入朝的願望，雖然個人力量是如此輕微，對朝政的匡補可能毫不足道，然而他早年不就說過嗎：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為國家為社稷出力，是自己的天職所在，一息尚存，自當奔競裨補，何計得失？何況自己有官職在身，更有不可推卸的使命。

“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最後兩句，總括全詩，應該作單獨的解讀。形骸，指病後的軀體。消渴病人因為消化代謝功能的衰減，渾身乏力，食慾退減，急速消瘦，容顏憔悴，往往形於外表。杜甫至此居峽中已逾半年，體力不濟，身形劇變，這是他時時可以感覺到的。下一步怎麼辦？讓他很為難。進，當然是立即出峽，趕赴朝廷，但衰弱如此，再加道途艱辛，他深知病體無法受此勞頓，強求北上，很可能身歿中道。退，當然是歸蜀，然而成都還回得去嗎？從杜甫雲安、夔州詩中，可以見他時時與蜀中朋友保持聯絡，更關心蜀中的治亂。事實是，他出行不久，蜀中嚴武舊部就發生內訌，戰事頻起，浣花草堂其後也被崔寧妾任氏所佔。也就是說，退路早已不存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在夔州繼續靜養。

《客堂》

之寫成，距離杜甫獲得郎官之任命，大約一年時間，詩中反覆敘述的去留不決的猶豫困惑，應該是就職時限已到的緣故。重病而有生命之虞時，他對放棄一生追求的為國效力的機會深感可惜，

但人生有時真無法做出別的選擇。我們可以理解杜甫的痛苦，這一段至暗時刻，他的胸中激盪著高亢的家國情懷，也不能不面對艱窘的眼前困難。

選擇很痛苦，最後理智戰勝了激情，他選擇在峽中繼續居住。

杜甫在夔州居留兩年，存留四百多首詩歌，達到一生詩歌藝術的巔峰。如果我們能夠體會這些作品是他在身患重病、生計艱困的情況下寫出，對這位偉大詩人必然更增敬意。前人曾有質疑，峽中景物瑰瑋如此，杜甫為何時時咒罵，心生愁苦，如果理解他的處境，自不難作出合理解釋。

杜甫在大曆三年春放舟出峽，暫住江陵，一是有弟弟援接，二是舊友李之芳時任荊南司馬，可以接待。入秋李之芳病故，他在江陵幕中也頻遭歧視冷遇，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一首有一節雲：

“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鰓。結舌防讒柄，深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藉家家米，愁徵處處杯。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

最見他處境之艱難。從公安到岳陽，他已走投無路，

“親朋無一字”

，哪裡有訊息他願意往哪裡去。因為舊友韋之晉出任湖南觀察使，他選擇了溯湘南下。後來的這些經歷是他寫

《客堂》

一詩時所無法逆料的，但也是當時的選擇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回到本文的開頭，本文就杜詩原文，代杜甫所作離蜀原因的解答，不知能否解釋王先生當年的困惑，煩請讀者諸君給以裁斷。

本文原刊載於《古典文學知識》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