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世紀”

“中世紀”（the Middle Ages）是歐洲人在17世紀時新創的一個詞，它被用來表達一個漫長而沉悶的時期，大約從公元500年到1500年。對於歐洲文明來說，它處於成就輝煌的古典希臘與生氣勃勃的文藝復興之間。“中世紀”曾經被歷史學家貶斥為“黑暗世紀”（Dark Ages），在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上毫無貢獻，這其實是歷史的偏見。就世界範圍而言，東方的中國文明和近東的穆斯林文明都達到了它們的輝煌時代，即使在歐洲內部，人們也沒有在逆境中消沉，他們堅持不懈、發奮努力，不僅繼承了傳統的精華，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創立了新的社會規範和思想體系，為歐洲步入近代社會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公元476年，西羅馬皇帝被日耳曼聯軍廢黜，羅馬帝國的傾塌預示著西方文明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地中海周邊地區，此時已不再被一個龐大的帝國所統治。到大約公元700年時，在原羅馬文明的疆域，出現了三種不同型別的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世紀早期的西方文明。在6世紀至11世紀之間，西方基督教文明顯然是最落後的，這四五百年裡，西方世界一直處在君士坦丁堡和麥加的陰影之下。

一位阿拉伯地理學家曾描寫道：

那些人身材高大，性格粗暴，舉止粗魯，智力低下……生活在最北方的人們特別的愚笨、粗魯和野蠻。（羅伯特·E。勒納等：《西方文明史》第一卷，第266頁）

這就是中世紀早期西歐文明的真實寫照。但是在經歷漫長的等待後，大約在公元1300年左右，西歐突然一躍而起成為強大的力量，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只有遙遠的中國能與之相稱。

（一）中世紀早期西方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最初是由耶穌和聖保羅建立的。羅馬帝國的橫徵暴斂與道德敗壞，促使基督教更廣泛地傳播於民間。耶穌相信他肩負著把人類從罪惡與苦難中拯救出來的使命，他痛斥貪婪和放蕩，規勸人們熱愛上帝和鄰居。耶穌宣告了自己的教義：（1）主乃人之父，人人皆兄弟；（2）己所不欲，勿施於人；（3）寬恕並且愛你的敵人；（4）以德報怨；（5）力戒虛偽；（6）簡化宗教儀式；（7）靠近主的國；（8）復活與天堂。

不過，當基督教剛開始小心翼翼地傳播時，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它在392年會被宣佈為羅馬帝國的唯一宗教。基督教在歐洲文明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龐大的教會組織機構；鮮明的教義思想信念；嚴格的個人道德法規。但是，當教會使其管理體制日趨合理的時候，就必然變得世俗化，從而在精神上背離了耶穌的簡樸信念。

（二）第一次農業革命

歷史學家把大約從1050年到1300年的這一時期稱為中世紀盛期，這是西歐第一次明顯地從落後狀態變成世界上強大力量的時期。在導致這場變化的各種因素中，農業技術革命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重犁的使用。11世紀起，歐洲文明的重心逐漸地從地中海向北方轉移。北方是廣袤、溼潤、肥沃的沖積型平原，羅馬輕便的“淺犁”只能犁起地表而不能深耕。翻耕土地的需要，促使重犁得到發明。而且，這種重犁不僅能夠對付肥厚的土壤，當它裝上新的部件，就能夠翻耕壟溝，使土壤充分保持透氣；對於低窪的蕩地，這種壟溝又成了極好的排灌系統。總之，要是沒有重犁，歐洲北部的農田開墾和精耕細作以及伴隨而來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是莊稼輪作的三圃制，即在一年中，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三分之一的耕地種植穀物，另外的三分之一地塊則留給燕麥、大麥和豆類。這種耕作制度既保持土壤的肥力，也有效地分配勞動力，促使莊稼增加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產量，完全是農業的一個奇蹟。

第三項重要的革新是磨坊的使用。羅馬人知道水磨，但幾乎不用，也許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奴隸。但從大約1050年開始，歐洲出現了一個建設水力磨坊的熱潮，水力磨坊技術成熟後，人們的注意力又轉向了駕馭風力。從此，像荷蘭那樣沒有湍急溪流的低地，高大的風車如同工業化時代的煙囪一樣矗立起來，展示出人類力量的進步。磨坊起初的作用是碾磨穀物，但不久它們就被派上了新的用場：拉鋸、榨油、釀造啤酒、加工布匹。

經濟上的繁榮隨即帶來了貿易和製造業的發展，這又引發和支援了城鎮的成長。在新興的城鎮中，人們找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文化事業開始復甦和繁榮起來。歐洲文明終於走出低谷，看見了黎明的曙光。

（三）知識的復興

中世紀全盛時期在知識方面取得了四項相互聯絡但又各不相同的重要成就，它們是：（1）基礎教育和掃盲的發展；（2）大學的誕生和發展；（3）獲得古希臘和伊斯蘭的知識；（4）西方人在思想上的進步。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在西方學術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而當它們合在一起，就標誌西方知識重新佔優勢的時代開始了。

圖5。1中世紀的“學術塔”

約公元800年，查理大帝規定他統治下的每一個主教區和隱修院都應興辦學校。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一指令能否得到落實還是個疑問。然而在1050年後，歐洲學校的發展進入了全盛時期，而且，學校課程的內容也逐漸豐富起來。這時，學校對教士的培養不完全是為了閱讀祈禱書，他們還需要知道法律、歷史和文法。圖5。1中形象地描繪了教會學校的知識結構：“智慧女神”一手持著字母表引導聽話的孩子走向“學術塔”，另一手在用鑰匙開啟“學術塔”的大門。“學術塔”的底層是基本的課程；向上一層的三個視窗上分別寫著“邏輯”“修辭”和“文法”；再向上一層的三個視窗上分別寫著“音樂”“幾何”和“天文”，其三個代表人物依次是畢達哥拉斯、歐幾里得和托勒密；塔頂上端坐主教模樣的人，左右兩側分別寫著“神學”與“形而上學”。顯然，這個層次的課程是為培養專門人才設立的，也就是大學。

大學的興起是中世紀全盛時期教育繁榮的重要方面。最初，大學是從事一般教會學校無法從事的高階研究的機構：高深的文學藝術、法律、醫學以及神學。義大利最早的大學是波倫亞（Bologna，又譯博洛尼亞）大學（1142年），它以法律和醫學著稱。在阿爾卑斯山脈北部，最早的大學是巴黎大學（1160年），它以文學藝術和神學名冠歐洲。當時，大學還不需要依賴國家或個人的贊助，保持一種獨立自治機構的狀態，享有法律特權。中世紀的大學主要有兩種型別，即由學生或教師組織起來的行會，如波倫亞大學是學生行會僱傭老師，巴黎大學是教師行會向學生收費。13世紀後，大學在歐洲各地紛紛創立，它們以獨特的功用促進知識在歐洲的傳播，甚至被比喻為“為整個世界烤麵包的爐子”。

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在促進古希臘學術的復興和阿拉伯著述的翻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隨著基督徒1085年攻陷西班牙的托萊多和1091年收復義大利的西西里，一個將阿拉伯學術和希臘文獻翻譯成拉丁語的偉大時代開始了。這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翻譯時代，更因其間多種語言的輾轉移譯，而真正成為國際性的偉大事業：如果譯者懂阿拉伯文，他就直接翻譯，如果不懂，他就可能與一個阿拉伯人或猶太人合作；有時還有這樣的情況，如果他懂西班牙文，他就僱一個人將阿拉伯文譯成西班牙文，自己再將西班牙文譯成拉丁文。一部希臘著作偶爾還從多種語言轉譯成拉丁文，比方說，從希臘文到敘利亞文，再到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最後才到拉丁文。儘管多次轉譯不可避免地存在嚴重的曲解，但是，歐洲人對知識的渴求，使得他們似乎有些“飢不擇食”了。

（四）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影響

美國科學史家愛德華·格蘭特指出：“如果沒有12、13世紀這批翻譯家小分隊的辛勤勞動，不僅中世紀科學要成為泡影，17世紀科學革命也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正是經由這個偉大的翻譯時代，希臘科學的重要著作基本被翻譯到了西方，隨後的“經院哲學”基本上建立在詮釋希臘著述的基礎上。在這批科學和學術文獻中，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和哲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中世紀的早期，亞里士多德更多是和邏輯聯絡在一起的，如圖5。1“中世紀的學術塔”第一層左面第一個視窗“邏輯”上就標明“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大約在1200到1225年間，亞里士多德的經典著作——《形而上學》《物理學》《論靈魂》《論天》《氣象學》等被翻譯成了拉丁文。他的學說為中世紀的學術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的思想不但更加富於理性，而且更貼近生活常識，與歷來充當古代哲學主要代表的柏拉圖主義大有差別。亞里士多德的知識領域，無論在哲學方面或自然科學方面，都比當時所知道的寬廣得多。

要吸收亞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臘的學術思想，使其合於中世紀基督教的思想傳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消化吸收主要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完成的。托馬斯·阿奎那創造性地吸收了亞里士多德學說，構造了一個介於基督教教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之間的體系，這些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的兩大著作《神學大全》和《箴俗哲學大全》中。所以有人說，很難分清阿奎那是把亞里士多德基督教化了，還是把基督教亞里士多德化了，或者是兩者兼有。其實，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阿奎那使用某種方式讓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變成支援基督教教義的一種完備的智力體系，有了這個體系，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才有可能作出關於上帝、人和自然的那一套理性思辨。例如，中世紀著名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詩作《神曲》（Divina commedia），就把亞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型改造成基督教可以接受的版本，發展了中世紀的宇宙圖景。

但是，亞里士多德學說並不是專為基督教定製的“比薩餅”，他的某些觀點明顯不適合宗教教義的“口味”。例如，亞里士多德認為：（1）世界是永恆的——這否定了上帝的創世；（2）物體的屬性不能離開實體而存在——這與宗教聖餐學說相牴觸；（3）自然的過程是規則的、不可改變的——這排除了奇蹟；（4）靈魂並不比肉體活得更久——這否定了靈魂不朽，而這正是基督教的根本信仰；等等。

如何詮釋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在基督教的“哲學家”與“神學家”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最終，1277年的一項裁決使衝突達到了頂點。那一年，巴黎的主教在教皇的支援下公開譴責了亞里士多德學說中的219條“可惡的錯誤”，併發布了禁單，宣佈：凡持有禁單中所列見解的人，哪怕是其中一個，都將受到開除教籍的處罰。這就是著名的“1277大譴責”（The Condemnation of 1277）。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1277年的禁單是否實際地影響了中世紀的科學程序？或者說，禁單是否削弱了人們對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的決定論的信念，將中世紀科學從亞里士多德宇宙學、物理學的偏見及其論證方式的羈絆中解放出來了呢？儘管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定論，但是有一點是完全清楚的：16世紀的近代科學革命正是從否定亞里士多德宇宙學、物理學中的謬誤與偏見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