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史料缺失是因為被銷燬？不，還得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蜀漢史料缺失這事還是別在其他人身上找原因。幫前朝修國史的傳統是南北朝才開始有的，《漢書》雖然是東漢人寫的，但班固最初是私人修史，而且行為曝光後還入了獄。《後漢書》也是南朝范曄修的私史，東漢滅亡後很多人都寫了關於東漢的史書，都是私修，范曄就參考了這些史書。《三國志》就不用提了，官修的《晉書》則是等到唐朝才正式編撰完成的。因而西晉政權肯定沒有義務也沒有意識去幫蜀漢編撰史書。

至於給自己編撰國史，那三國正好處於這種制度的萌發期。最早的官修紀傳體國史是東漢朝廷編撰的《東觀漢記》，但問題在於，編撰國史並不是一個常態開展的工作。史書裡記載《東觀漢記》先後至少編了五次，每一次都是召集了大量官員學者到蘭臺和東觀完成編修工作。

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在漢明帝時期，也就是光武帝去世之後，編撰內容包括《世祖本紀》（即光武本紀）、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等開國故事，完成列傳、載記共二十八篇。因此，這些東漢開國故事是光武帝的兒子找人收集來的，並非光武帝時期隨時記錄下。

這一點在後來也沒有變化，《晉書·陸機傳》記載陸機在晉惠帝（司馬衷）時期才作為史官開始撰寫《三祖紀》，也就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的傳記，此時西晉已經建國三十年左右了。《史通》裡記載了孫吳編撰國史的經過，提到孫權末年派太史丁孚和郎中項峻編撰國史，結果二人無法完成任務，等到孫亮繼位後又派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核等人訪求往事，才使得編史工作順利開展。

這條記載相當有價值，它透露出這麼幾個資訊：

1.編史工作並非常態化開展，孫權稱帝二十多年後才開始推動這項工作；

2.編史是有門檻的，需要相應物力和合適人選，孫權時期的編史工作就失敗了；

3.編史不是簡單收集官方文書資料，而是需要從相關人士處“訪求往事”。

之所以說三國時期處於編史制度的萌發期，另一個關鍵原因是史官制度是東漢末年才出現的。雖然東漢多次組織編修國史，但東漢建立一百多年也沒有設定專門的史官，編撰史書的人裡有縣令，有從事，有大將軍司馬，有文書官員，包括孫權派去編撰國史的丁孚和項峻也一個是管天文的太史，另一個是文職人員郎中。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裡說“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孫權屬於是找不到合適人選亂指派人了，修不出國史也很正常。

司馬遷

真正專職編修國史的官職叫作著作郎，之後歷代的史官都叫這個名字。這個稱呼在東漢後期已經出現，但直到曹魏時期才成為正式官職，在曹操時期的建安朝廷已經出現了荀悅這種專門的史官，職務是秘書監，後來秘書監又被曹操改成中書監。魏晉時期著作郎時而被劃給中書，時而被劃給秘書，應當就是來自於漢末制度的影響。

問題在於，曹操與其後人進行的這些制度改革吳蜀肯定是不會承認的。曹魏設定著作郎負責修史，沒理由吳蜀也要去設定著作郎，因而吳蜀建立時都沿襲了東漢前中期不設專職史官的制度，這才有了孫權找不到專職史官於是病急亂投醫的案例。

很多人在猜測蜀漢有史官制度時提到最多的兩個說法，一個是後主傳裡的“史官言景星見”，但前面已經解釋過了，這個“史官”指的是天官太史，職責就是專門看星星記錄天文異象。另一個則是撰寫了《三國志》的陳壽在蜀漢曾擔任東觀秘書郎，撰寫了《蜀書》的王崇也在蜀漢朝廷擔任過東觀郎，東漢國史《東觀漢記》又是在東觀編撰的，因而東觀就是修史機構，東觀郎就是史官。

陳壽

但事實上東觀並不是什麼修史機構，而是藏書機構，朝廷的各種圖紙文書典籍資料都收藏在這裡。東觀郎的本職工作是校正圖籍，而不是修史，這裡不止開展過修史工作，還開展過多次校書工作，例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字典《說文解字》就是在東觀完成的。

之所以修史工作會在這裡開展，是因為包括朝廷詔書、大臣奏章、地方圖籍等修史必備的資料都放在這裡。班固去世時，《漢書》還有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下詔讓班固的妹妹班昭前往東觀，憑藉藏書完成剩餘部分。華歆之孫華嶠擔任尚書郎時負責官制，他當時正準備改寫《漢紀》，於是借職務之便覽遍秘籍資料，完成了編撰。

陳壽和王崇在東觀工作過，翻閱了大量蜀漢的圖籍資料，他們事後憑藉這種優勢撰寫私史再正常不過。但史書又記載王崇的《蜀書》很多地方都和陳壽寫得不一樣，這其實就體現出了個人撰寫私史的不容易以及侷限性，無論陳壽還是王崇，他們都不可能把東觀藏書完全背下來，而且他們修史是在蜀漢滅亡之後，此時應該已經無法再隨時翻閱這些資料，只能憑個人努力來撰寫史書。

許多人所提到的蜀漢重要人物沒有傳記這事純屬正常，因為官方文書裡自然不會有個人傳記資料。實際上即使是在有官方編寫史書的曹魏和孫吳，創業時期的人物行事丟失也是很常見的。例如曹操的小舅子任峻是早年幫助曹操起兵的重要人物，提出了屯田的建議，在官渡立下大功，封侯也很早，但在三國志裡僅有三百多字的描寫。史渙、韓浩、樂進等重要將領的記載也很少，大概是因為沒有能成功從他們的後人那裡打聽到相應事蹟。

任峻

這些還屬於留下名字的，至於曹丕稱帝時的碑文裡那堆“振威將軍涅鄉亭侯臣題”“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安眾將軍元就亭侯臣神”之類的人物則連姓氏是什麼都不知道，更不用說生平事蹟了。相應的，孫吳宿將宋謙，孫權的姐夫，同時還推薦了諸葛瑾的弘諮，孫策的謀主秦松、陳端，孫吳的首任丞相孫邵都缺乏記載，這些都是韋曜等人“訪求往事”時的漏網之魚。

其實從陳壽的字裡行間就可以看出他對蜀漢不修國史的遺憾甚至是埋怨。例如在對劉禪的評價裡專門提到“又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就是對劉禪不派人編修國史的不滿。

蜀書裡又特意將楊戲放在最後一個，在其傳記之後全文收錄其評價蜀漢開國大臣的《季漢輔臣贊》，同時補充這些人物的相應事蹟，但多數人物都只能補充籍貫字號官職，然後遺憾地寫一句“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大概陳壽想象過如果劉禪能讓自己編修國史，他去找楊戲本人或者這些大臣的後人“訪求往事”，就不會被迫寫下這些遺憾滿滿的字句了。

很多人表示吳懿、吳班、陳到這些重要人物居然沒有傳記，但實際上陳壽在蜀書十五的最後把他自己所能蒐集到的關於這些人的事蹟都列了出來，這其實已經是他個人能力的極限了。蜀漢但凡真的蒐集過這些人的事蹟，在東觀工作過的陳壽也不至於拿《季漢輔臣贊》來當代餐。

像蜀漢這種後來連三公都不設定的朝廷，估計是打算等北伐有所成效後再完善制度，連對開國將領的追諡都是劉禪繼位近四十年後的事。至於優先度本來就不高的編修國史，暫時放一放也不奇怪。

我見過一種聲音是說吳氏兄弟屬於副國級高官了，陳壽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的事蹟。這屬實不講道理了，這些人活躍的時候陳壽都沒出生，離蜀漢滅亡還有三四十年之久，只有楊戲這些人才知道那些蜀漢開國官員的事蹟，然而當陳壽開始撰寫《三國志》時，他已經沒機會再和楊戲等人見面了。

張嶷是蜀漢後期比較有名的一個將領，《三國志》裡對他的生平記載繪聲繪色，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實際上張嶷一生官至蕩寇將軍，這樣的人物在姜維手底下有一堆，但他和陳壽是老鄉，陳壽收集他的生平事蹟比較容易，所以才在史書裡出彩。《蜀書》的傳主裡籍貫最多的就是陳壽的出生地巴西郡，譙周傳甚至把陳壽本人和譙周的來往故事都寫了進去。

唯一可以確定陳壽是掌握了資料卻不敢寫的蜀國人物是夏侯霸。夏侯霸活躍的年代和陳壽相近，且蜀漢朝廷給出的諡號裡只有夏侯霸的沒有記載。這大概是因為夏侯淵的後人在西晉地位十分顯赫，多人出任高官，如果把夏侯霸傳寫進蜀書，屬於是打夏侯淵家族的臉了。

夏侯霸

另外經常被提到的一個點是司馬炎讓陳壽編撰《諸葛亮集》之後，他編出了十萬字來。這其實正好說明蜀漢有相當一部分文書得到了儲存，而且諸葛亮的後人也活到了西晉時期，得到官方支援的陳壽要編撰《諸葛亮集》有現成條件。但撰寫私史的陳壽有條件拜訪其他蜀漢遺臣嗎，這就不好說了，《蜀書》裡有較多巴西人，其他一些益州籍的人也有辦法收集，至於外州人士在蜀漢滅亡後就被遷出了益州，陳壽要找到他們實在太不容易了。就拿和關張同傳的黃忠來說，黃忠兒子早卒，陳壽想要打聽黃忠的生平事蹟，也就只能從官方文書裡找到隻言片語。

從劉備佔領益州到蜀漢滅亡，一共是經歷了大約五十年，這種長度的政權在歷史上非常多。同樣建立在蜀地的成漢等政權也沒有留下多少史料，因而蜀漢資料少屬於這類政權的常態。但因為後人們都把蜀漢當作和魏吳對等的政權，所以對其史料的缺失現象有諸多不滿。不過要我說，蜀漢能有目前這種體量的記載，陳壽還有常璩等人功不可沒，就別再怪這個怪那個了。

關於蜀漢史料被銷燬這種猜想。如果說是蜀漢的文獻圖書被銷燬，那還可以討論一下，至於官修史書，我覺得你不能銷燬一個不存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