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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可以,但看中醫不可以,因為“科學觀念”不允許
腸澼是中醫上的什麼病
原創尼山啟明2020-10-24 12:11:16
這個題目還有這種做法現在讓人覺著實在不可思議,但卻是20世紀上半葉曾經存在的一個事實,亦是一個很可玩味的歷史事實。
這不能不讓人感嘆,現代思維與“科學觀念”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力。沒有辦法,每個人都要接受時代浪潮的衝擊與改造,當然這也包括那些大師。
丁文江就是這樣一個死也不會看中醫的人。第一次發現丁文江的這個做法,讓筆者很是吃驚與不解,此篇文章亦是由此而起。
但逐漸知道這並非丁文江一個人的做法,死也不肯看中醫,這在晚清以後的現代大師中,竟然也是一個小成氣候的“普遍”現象。
還是先說丁文江吧。他有一次到貴州旅行,不巧的是,他和他的跟傭都病了。但當地沒有西醫,而丁文江又是一個絕對不相信中醫的人,所以請中醫診治是不可能的。怎麼辦呢?丁文江打電報到貴陽請西醫,在那個西醫還沒趕到的時候,他的那個跟傭已經病死了。丁文江的朋友都勸他不妨先服中藥,但對丁文江來說是不可能的事。丁文江終身都沒破過戒看中醫。
還有高夢旦,亦特別醉心於西醫,對中醫亦採取決絕的態度。丁文江曾為高夢旦寫過一副對聯,上聯是:“吃肉走路罵中醫,人老心不老”;下聯是:“喝酒寫字說官話,知難行亦難。”高對此一對聯很是中意。高夢旦從不看中醫,他認為“中醫診斷既無科學依據,所開藥方,豈可輕易嘗試?”並且宣告與中醫一刀兩斷:“縱使我病入膏肓,西醫束手無策,也不往中醫門口過一回身。”
再一個就是傅斯年。傅斯年對中醫全無好感,“傅大炮”曾把“炮口”直接對準中醫,一通狂轟亂炸之後,中醫想得個體面的全屍也難。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發表《所謂國醫》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中醫:“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其意是說中醫根本就沒有同西醫進行爭論的資格。
但若有一個問題擺在他面前,或者死亡,或者看中醫,面對這樣的問題,傅斯年會怎樣回答呢?傅斯年的回答如同他的朋友丁文江一樣堅決:不可能看中醫。傅斯年在《所謂國醫》的最後部分這樣表示,“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還有就是陳寅恪。對傳統性文化事物表現出最大友好態度的,可以說是非陳寅恪莫屬了。唯獨對中醫,陳寅恪還是要“割袍斷義”。陳寅恪晚年寫有《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文字合併整理》,文中表達了他對中醫的觀點,“然而,我卻不信中醫,認為中醫有見效的藥物,沒有可以說得通的理論”。陳寅恪也說過這樣的話,“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最後一個是郭沫若。郭沫若是醫科出身,他認為他的“醫學知識比文學知識更有根底”,但郭沫若對中醫亦是很不客氣。四十年代郭沫若在《新華日報》副刊刊出《中醫科學化的擬議》文章。他主張中醫科學化,“打破什麼‘國醫’和‘西醫’的界限,要立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醫學出來。”其實就是要中醫向西醫看齊,要用科學來改造中醫。
郭沫若有這樣的觀點,“國醫所能醫好的病,反正是自己可以好的病”,這樣來說中醫是否存在也就無所謂了。在文章的最後部分,郭沫若說的很絕情,“中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
丁文江、高夢旦、傅斯年、陳寅恪與郭沫若諸位大師之所以要與中醫作永遠的訣別,大概都是糾纏在中醫不科學這一認識上。
中醫真的不科學嗎?
我們可以大略考察一下中醫所取得的醫學成就之一斑。
首先說人的生理結構方面的認知,中醫已達到一定的科學水準。比如在對神經系統的認識方面,《素問》認為“人有髓海。腦為髓之海,諸髓比屬於腦”。清代出現的《醫林改錯 腦髓說》的認識就更進一步,認為“靈機、記性不心在腦者,因飲食生氣血,長肌肉。清汁為清者,化而為髓。由脊骨上行入腦,名曰腦髓。盛腦髓者,名曰腦海”,並且說“兩耳過腦,所聽之聲歸於腦;兩目系如線,長於腦,所見之物歸於腦;鼻通於腦,所聞香臭歸於腦”。這種對身體各個部位及其在人的神經系統中的不同意義,都作出了相當明確而科學的說明。
再有就是中醫在藥物學方面的發現與臨床應用。遠在兩千年前,就發現了麻黃有平喘的功效;同時發現大黃、朴硝(硫酸鈉)等藥物的瀉下作用與臨床效用。遠在公元一世紀時,就發現常山可以治瘧疾,黃連可治痢疾(當時叫“腸澼”);公元六七世紀,發現檳榔可驅絛蟲;十八世紀時,發現鴉膽子可以治阿米巴痢疾(當時叫“冷痢”)。以上這些藥物的性質與功效,都被現代藥理學實驗所證實。
可以說在中醫世界裡,那些“暗合”科學的發現比比皆是。若不是隻從狹隘角度理解科學,是不能把中醫塑造成科學的對立面的。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曾藉助英國學者的研究,認為醫學發展經歷了四個時期:
(1) 本能的醫學,(2)神學的醫學,(3)玄學的醫學與(4)科學的醫學。
周作人因而認為,現在所謂西醫是“科學的醫學”,而作為“國粹醫”之中醫,無論怎麼看總還是玄學的,其間當然還夾雜著不少的神學的分子。“成千上萬的中醫實在不是現代意義的醫生,全然是行醫的玄學家”(《新舊醫學鬥爭與復古》)。周作人是把西醫歸於“科學的醫學”,而把中醫歸入“玄學的醫學”。 哪怕是智慧理性如周作人,也不能避免對中醫的貶抑性理解。
不僅中醫的科學性無可置疑,中醫的臨床療效亦是歷經千百年實踐檢驗的。
聲稱“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郭沫若,其在晚年因右側肢體活動不便,影響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還是中醫驗方“桑枝酒”治癒了他的病。看樣子,“麻煩”一下“中國郎中”還是很有必要的。
作為“哈佛三傑”之一的湯用彤,曾對中醫深惡痛絕。五十年代中期,湯用彤患腦出血,昏迷了近一個月。但經中西醫治療後,身體逐漸康復。事實是擺在眼前,就出現在自己身上,這讓湯用彤不能不信服中醫。他這樣說,“對於針灸的問題,因為我原來以為是一種迷信,就是偶然聽見它的療效,也以為是謠傳,所以我對針灸毫不留心。但是在解放以後,由於親身的經歷及耳聞目見,我從對中醫的極端反對變成極端的推崇。”
丁文江對中醫絕對的拒斥態度,這讓晚年的胡適很不以為然,儘管胡適對中醫也不是那麼友好,更重要的是,晚年的胡適從自由主義角度,對許多事情都進行了批判性反思。
胡適在1956年的日記中寫道:“我頗譏彈在君對‘中醫’、‘中藥’的武斷態度。我指出,所謂‘西醫’,所謂‘新醫學’,也有高下之別,也有人的區別,有裝置的區別,人的性情、首先等等區別。如北平的法國醫院、德國醫院,始終沒有有訓練的護士!他們的裝置也遠不如協和醫院。”其實西醫遠不是就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狀態,西醫絕不是萬能的,不管是在東方在西方,特別是在中國,西醫在許許多多的領域都需要不斷地改進與進化。
胡適時代是如此,在當今的時代依然如此。
筆者對西醫有兩個認識:其一,西醫也是一個逐漸完成的概念,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其二,西醫並不是科學所指定的唯一代言人,它並不能壟斷科學所有的概念與內涵。
因而,對科學本身不能作狹隘的理解與解讀,彷彿只有西醫才是科學的,一切非西醫的形態的就不科學。周作人在《新舊醫學鬥爭與復古》把西醫、中醫區分理解為新、舊醫學之別,這種理解當然是不正確的,同時對中醫也是不公平的。
其實,科學所表現出來的形態是非常豐富多彩的。
似乎中醫與科學觀念是對立的。其實不然,中醫西醫,只是表現科學的方式、形態不一樣,中醫從種種方面上不同於西醫,並不意味著中醫就是反科學的,而西醫並不是科學的化身,哪怕西醫是科學的化身,也很難得出結論說,中醫是違反科學的。
就好比說,歌劇是一種藝術,你可以很熱愛歌劇,但你總不能因為熱愛歌劇的緣故,就說京劇不是藝術吧。舞臺藝術並不只有歌劇一種形式吧。歌劇有歌劇的審美方式,京劇有京劇的審美方式,不能因為京劇的審美方式不同於歌劇,就認為京劇沒有審美,並且認為京劇根本就不是藝術。
曾經,被過度強調的“科學觀念”一度把中醫整的挺慘,連“廢醫存藥”論都大有市場。而與中醫劃清界線的結果,不僅是中醫自身發展上的損失,同時也是那些大師們自身“衛生”上的一大損失。最終形成的是一種典型的“雙輸”局面。
參考資料
:
《胡適日記》(1950-1962)
《永日集》 周作人
《中國文明的歷程》 張舜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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