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少年葉永志：“生而為人無罪，你不需要抱歉”

2018年，蔡依林釋出歌曲《玫瑰少年》。這首歌由她和陳信宏及蔣行傑共同創作，為了紀念18年前死去的一個少年。

2000年4月20日11點42分，屏東高樹國中的國三（初三）正在上第四節課。這是一堂音樂課，在合唱完一曲《珍重再見》後，學生葉永志在下課前8分鐘請示了老師，獨自去上廁所。可他一去就再沒有回來。直到中午學校發便當的時候，有同學去廁所小解，才發現了摔倒在血泊中的他。

葉永志隨即被送往醫院，但數小時的搶救並沒能挽回他的生命。在21日凌晨，醫院宣告搶救無效，15歲的他就這樣離開了。

（葉永志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000年4月21日）

溫柔的農家少年

1985年，葉永志出生在屏東縣高樹鄉建興村。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臺南村落，他的父母依靠種植菸葉為生，母親陳君汝還會做些洗頭理髮的活計貼補家用。他是長子，家中還有一個弟弟。

（四季晴暖的屏東地區）

在這個寬闊晴朗的地方長大的葉永志從小就心思細膩。他喜歡編織、烹飪、做女紅，“很喜歡玩扮家家酒的遊戲，玩煮菜的玩具”。在媽媽口中，他做菜做得很好。每到端午、中秋這樣的節慶，永志還會買來粽葉，備好烤肉的東西，料理的一應俱全。就連陳君汝有時候都不知道他是從哪裡買來的粽葉。煮菜時他總是很快樂，蹦蹦跳跳的，不停模仿著娛樂節目裡主持人的樣子。

永志對待家人十分溫柔體貼。媽媽晚上收了工，他就走過來給她按摩，有時還幫她洗頭。平日裡他也留心著媽媽的身體，媽媽一有了頭疼、咳嗽，他便用電飯煲煮些草藥端給媽媽。隔壁鄰居誇讚永志，說他比自己家三個孩子加起來都強。

（小時候天真可愛的葉永志）

即便如此，陳君汝自己偶爾也會覺得兒子似乎太女性化了。葉永志讀國小三年級時，學校老師告訴葉家人，“葉永志喜歡做女孩做的事，應該帶他去檢查檢查。”

於是陳君汝把永志帶到了心理診所。但心理醫生告訴他們，“永志是正常的孩子，如果誰認為他不正常，對方自己就不正常”。陳君汝於是安心地帶永志回了家，決定“要讓他過得快樂，讓他自由發展”。

但直到意外發生以後，陳君汝才醒悟，原來她視若珍寶的兒子“在學校連上廁所的權利都沒有”。她說這話時，眼神發怔，含淚看著遠方。

（葉永志去世十年後，陳君汝接受採訪時仍黯然神傷）

溫柔的農家少年

陳君汝口中“上廁所的權利”，是指葉永志不能像別的學生那樣自如地在課間獨自上廁所。多半時候，他會提前幾分鐘報告老師去廁所，有時候他會拉著一個要好的男同學同行，有時會在上課鐘響後借用女生廁所及教職員廁所，總之是不敢落單。因為一旦落單，他就會被堵住，被霸凌者用言語奚落嘲弄是“娘娘腔”，甚至被脫下褲子來“驗明正身”，有時他們還對他施以毆打。

對於這樣的欺侮，葉永志很是苦惱。他曾告訴媽媽，在學校裡會有同學脫下他的褲子，要檢視他的下體來確認他“是不是男孩”。

（永志曾向媽媽訴說苦惱）

陳君汝是個性格堅定強硬的女人，她告訴兒子，再遇到這樣的人要辯駁回去，告訴他“我有的你也有，沒什麼好看的”，或者直接脫下來給對方看，讓對方從此閉嘴。她告訴兒子，要忍耐勇敢。但葉永志聽了只是沉默，漸漸地也不再和媽媽說起學校的事。他寫了求救的字條夾在書本里，上面寫，“媽媽你要救我，有人要打我。”但他沒有把字條交給媽媽。他死後，陳君汝才在書本里發現了字條。

其間，陳君汝也曾經直接找到過他的那些同學，告訴他們不要再做這種行為，但這些勸告都無濟於事。無力的勸告和無意的忽視也讓陳君汝在事後萬分自責。

（在採訪中，陳君汝譴責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

而這些學生長期針對葉永志進行傷害、恐嚇、威脅和故意排擠的行為，正是屢禁難治的校園霸凌。有學者研究過，初中階段往往是校園霸凌最盛行的時期，而當要結束一段學業時，霸凌的情況又會進一步惡化。這也就意味著，正在唸國中三年級的葉永志，正處在同齡人敵意最嚴重的時期。

他漸漸地恐懼獨自行動。被霸凌者堵住欺侮的恐懼，嚴重影響了他的身心。

除了對烹飪、編織的喜好外，葉永志在學校裡最喜歡上音樂課，因為他聲音高亢，“比女生還要高”，能夠在這個課堂上找到一點信心。這些喜好和行為，都使他遠遠偏離了一個父權社會所要求的“男孩”形象，也成了霸凌者欺壓他的“合理藉口”。

（陳君汝多次向老師和學校反映兒子被霸凌，但都未得到迴應）

但學校卻對霸凌行為視而不見，從未加以制止或勸導。有老師說，“他的行為導致有些男生看了不習慣，因此兩方都有問題。如果有輔導的話，他就會改。”老師還責怪葉永志自己沒有性別平等的概念，只和女同學一起玩，很少與男生來往。

他死去時，因腦袋受了重創，頭和鼻子都流出了大量的血，神情非常痛苦，只能躺在地上微弱地呼吸並試圖爬動，甚至沒能拉起褲子的外拉鍊。

（出事的廁所裡早已不見永志的血跡）

甚至當天出事後不久，在未經任何許可也未釋出任何通告的情況下，學校很快清掃乾淨了廁所的血跡。葉永志在學校保健室接受了簡單治療後，才被轉移到當地同慶醫院，後又因傷勢嚴重，被再次轉送至屏東基督教醫院。校方直到葉永志去了醫院才通知葉家人，“你們兒子在學校廁所裡暈倒了。”

溫柔的農家少年

黃昏時，醫生告訴守在急救室前的葉家人，“小孩的腦袋就像豆腐摔到了地上，沒有開刀的機會”。21日凌晨4點45分，醫生又告訴他們，“小孩沒救了”。

對於兒子這樣平白死去，葉家人難以釋懷，他們要求學校給出一個合理公正的解釋。社會團體也紛紛參與進來，抨擊校方處置不當。

6月，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蔣忠義監察官以“學校裝置安全不足”的業務過失為由向高樹國中的校長、總務主任及庶務組長提起公訴。同月，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和臺大醫學院分別對屍體進行解剖，給出了兩份截然不同的屍檢報告。法醫研究所認為，死者死因確係昏倒而導致的顱內出血，但其昏倒可能是自身疾病造成的。但在臺大醫學院的報告中，葉永志生前患病的可能性卻被排除了。

在陳俊志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中，要強的陳君汝在談及這件事時露出脆弱落寞的神色，“我沒有進去看，我先生和小叔進去看（解剖）了”。法院告訴葉家人，葉永志或許生前患有心臟病，陳君汝覺得這說法荒謬極了，“他們一直說我的小孩子是生病，其實不是啦。” “你可以去看健保卡，看看我的小孩從小到大有沒有看這一科。”

（想到解剖場景的陳君汝）

但基於法醫的鑑定說明，2001年1月，屏東地方法院判決校長三人無罪。檢察官隨即提起上訴，同年8月被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駁回。

但葉家人和社會團體始終沒有放棄努力，再次上訴至最高法院。2004年，臺灣最高法院認為此案判決尚嫌率斷，撤銷原判決並重發給高雄分院。但2005年，高雄分院再一次以無法排除死者生前患病可能且廁所內無積水為由駁回了檢察官的上訴。這一判決在次年被最高法院以證據取捨理由不備而再次撤銷發回。

直到2006年9月，這漫長的訴訟之路終於了結。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社會團體陪同家屬參與了這次開庭審理，義務協助的律師和學者也幫助撰寫了訴狀。這一次法院最終認定了葉永志的死因，稱他因如廁後急於返回教室，在步下臺階時踏上溼滑的地板，瞬間重心不穩並引發迷走性神經昏厥，最終倒地身亡。廁所地面的積水因毛細現象被死者衣物吸收，因而並不明顯。三名被告人因疏於維護學校的安全環境致使葉永志滑倒死亡，分別被處以五個月、四個月與三個月有期徒刑。

（媒體報道判決結果）

六年訴訟結束，葉家人卻並不感到高興。每一次提及孩子的死，對他們來說其實都是一次折磨。六年下來，他們只是想要一個說法，一個公道。

（判決後，陳君汝接受採訪，神色悲慼）

溫柔的農家少年

在訴訟途中，葉家人也聽過不少勸阻的聲音。陳君汝說有個老師曾經勸她，說永志這樣的孩子“死了也是一種解脫”。陳君汝聽了想，難道兒子像女孩就該死嗎？

她說，“社會上有一些無形的力量，會逼死一個人，但很多人都沒有感覺。”

最能感受到箇中悲哀的，當然是那些有過相同經歷的人。

在關於葉永志的紀錄片播出後，許多人紛紛留言討論，稱自己小時候也有過和永志類似的經歷，也曾因說話溫和、行事靦腆等原因被欺侮嘲笑。

（有高中生給陳君汝寫信，說身邊有人在自殺，在跳樓，自己能活下來已經是奇蹟）

一個男孩從小就被框定了標準，應當陽剛、強壯、有活力，似乎這樣才能成長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男性在追求這個標準的同時，也就成了這個標準的“奴隸”——那些不符合“男人”標準的品質都應該被壓抑、摒棄，被羞辱、折損。溫柔、細心、體貼之類的品質都因被女性化而被歧視。就連《紅樓夢》這樣的名著，也因為太過“女氣”，而總是被大部分男人避而遠之。

最悲哀的是，許多男性因為被指責是“娘娘腔”而仇視“娘”一類的字眼，甚至面對與自己相像的後輩時，潛意識裡也覺得對方是應該被“糾正”的。

當然，承受這些壓力的除了 “娘娘腔”的男孩，還有被惡意詆譭為“男人婆”的女孩。她們沒有按照刻板印象中那樣害羞文靜地成長，便被惡意打上標籤，被戲弄調侃。

在永志的慘劇發生後，臺灣“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隨即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施行，特別側重了性傾向、性別特質和性別認同等內容。在這部法律推行後，很多親友對陳君汝說，“你的兒子沒有白死！”陳君汝也想，如果永志的死能夠推動這部法律的制定，那麼也算是“死得有價值了”。

2006年，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出版《擁抱玫瑰少年》。2007年，臺灣“教育部”拍攝紀錄片《玫瑰少年》，2009 年發行至島內高中作為教材。

（《擁抱玫瑰少年》一書的封面）

溫柔的農家少年

訴訟雖然結束了，但這並非葉永志事件的終點，相反，這卻是陳君汝另一段旅程的起點。

在永志死後，陳君汝多次參加同志活動，為他們發言打氣，呼籲他們要勇敢做自己。她說“永志還來不及長大，我不會知道他是不是同志，就算是，我也覺得他沒有錯”。她覺得這些發聲的年輕人就像自己兒子一樣是弱勢的孩子，他們不該“在黑暗中哭泣”。

一次活動發言中，她叫臺下的年輕人“孩子們”，惹得現場哭聲一片，她反而強忍住淚，告訴他們“不要哭，哭會顯得我們懦弱，我們沒有錯”。

（陳君汝向他們喊話，“要做自己，不要怕”）

但私下裡她遠沒有這樣剛強。在永志過世的那段時間裡，陳君汝每天都在哭，晚上睡不好卻不敢吃安眠藥，因為忍不住就想抓一把去見永志。即便事情過去幾年後，她還是會時不時坐在自家菸葉田邊痛哭一場。

（有時要哭完才能開始工作的陳君汝）

在《玫瑰少年》發行後，對葉永志的討論又多了起來，有人對這些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擔憂，認為將葉永志“聖靈化”反而會削弱真實感和震撼性。這些人說，永志總是被塑造成一個聽話乖巧的形象，如果他不是這樣的少年，社會大眾是否還會對他投注這麼多的心疼？他們發問，“在臉書上貼清涼照的是玫瑰少年嗎？在火車上口※交的也算玫瑰少年嗎？”

這樣的問題實際上還是在直指“少數人”的問題。葉永志因為偏離主流男性形象而成為少數，在校園中遭受霸凌；同志因為偏離主流性向而成為少數，被社會異樣看待。這個設問其實也是構建了一個偏離了人們期許的少數形象。

（告別儀式上同學曾為永志唱起他生前最愛的《聽海》）

不得不承認，少數在社會上始終是被排斥的。福柯認為，歷史上瘋人院的出現就是人們為了將少數瘋癲的人驅除出“理性”的文明世界，從而進行“自我”和“他者”的劃分。儘管文明在發展，但這樣無形的“瘋人院”卻似乎越來越多。主流大眾試圖透過一條條標準確認自己的主流身份，但繁複的標準之下，卻越容易因為不達某條標準而流向了少數群體，就像不願意結婚的女性、丁克家庭、抑鬱症患者……其實我們時刻都在“少數人”的邊緣。既然成為少數似乎在所難免，我們或許不應該細究落入少數的標準，而更應該去發問應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少數。

2018年，臺灣透過“反同公投”，限制立法機關不得以修正民法的方式實現同性婚姻，全臺灣地區為此組織了多次抗議活動，曾積極參與葉永志一案的社會團體也大多為此呼籲發聲。2019年5月，臺灣立法院另又立法透過，保障了同性別二人的結婚權利。

（臺灣第一對登記結婚的同性情侶）

參加活動，站臺發聲，陳君汝多次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但她終究要回歸到平靜的生活裡去。

家中已經幾乎沒有了永志的痕跡。為了怕陳君汝過度傷心，家人將葉永志留下的遺物大多燒燬了，但有一株放在電視機上的萬年青留了下來。那是永志小時候在一個小小的花盆裡栽培的，高高地擺在電視機上。陳君汝始終沒有換掉花盆，也依然把它擺在那裡。每每出現地震，她首先要抱到懷中的就是這株萬年青。

（高立在電視機上的萬年青）

另外還有一盤錄影帶。這是親友的婚禮錄影，他們發現裡面有永志唱歌的畫面，便把它給了陳君汝。畫面裡，葉永志一臉稚氣地拿著話筒，高歌著一首閩南語歌曲。當採訪的記者播放錄影帶時，陳君汝坐到了對面，強笑說“我不要看，我忘記了就好了”。而畫面裡永志正在唱，“媽媽，請你也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