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鳳竹訂婚了

《秋燈憶語》 張宗和著 張以氓整理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年輕時的孫鳳竹

張宗和與孫鳳竹新婚照 本書主體部分是著名的合肥張家——“合肥四姐妹”的大弟張宗和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為紀念亡妻孫鳳竹而寫的一本小冊子，讀來感人至深，既可稱為一段紙質時代的愛情傳奇，也可以藉此窺見抗戰時期大後方文人的真實生活狀態。這個小冊子在當時就被趙景深先生拿來和冒闢疆《影梅庵憶語》比較。書中還輯錄張宗和孫鳳竹的戰時書信、宗和的一部未完的自傳體小說及宗和寫的部分散文、舊體詩，同時還附有張充和、巴金等人就出版《秋燈憶語》的信件。

在自己家辦的樂益女中教書，總覺得不大好：一來是怕人說我找不到事，所以才在自己家開的學校裡教書；二來是自己就把錢拿到學校裡，又由學校發給我六十元一月薪水，這太沒有意思，所以決定過年之後不幹了。剛好中學時的同學李宗斌在南京勵志社中學教書，來信叫我去，所以過了年便到南京去教書了。後來四姐也到南京來編副刊，於是為了方便在國府路香鋪營口租了一家雜貨店樓上的兩間房住下來，還帶了四姐的張媽為我們洗衣煮飯。在南京的那半年，我和孫小姐仍然維持著通訊的關係，信雖不密，但我有一封去，她總有回信來。

二十六年（1937）上學期結束之後，我們都回到蘇州家裡，到家的那一天正是盧溝橋事變的那一天。四姐因為應了孫老伯的邀請，於七月十號動身到青島。她說去替我說親去的。我本來也想去，但是當時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而家裡還有許多事要做。

自“七七”之後，時局一天一天地緊張起來了，八月初青島的風聲很緊，我曾打電報叫四姐回來。“八一三”事變發生，我們當天下午就在號外上見到，晚上四姐由青島回蘇州，而我們全家除了我之外，都在八月九號乘車回合肥老家了。四姐到家，當晚我們自然談的是青島的事，她說孫老伯孫伯母都願意，孫小姐自己自然也不反對，他們已經常開玩笑了，甚至於他爸爸也拿女兒開玩笑。但關於她的肺病的情形，卻沒有談多少，好像她的病並不嚴重似的。

“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十五號蘇州第一次遭敵機轟炸，那時的人從來沒有遭遇過轟炸，都非常驚慌，我們當夜就到了木瀆。因為那時許多城裡人都向鄉下跑去躲飛機。在木瀆朋友徐君家住了一天，怎麼辦呢？商量結果，決定再坐小船到香山，那兒有二姨三姨家在。

香山是太湖邊上一個小鎮，每天都有飛機從頭上飛過。戰事似乎大有延長下去的趨勢，我們不能老住在這小鎮上，於是半月之後，我們又回到蘇州，乘車回合肥老家，和家裡人聚齊。

合肥城裡也有飛機來了，於是又到西鄉張老圩。在鄉下住著，似乎很安靜，我們從無線電中知道上海失守、蘇州失守、南京淪陷，漸漸敵人已經在巢縣附近出現了。

二十七年（1938）春天，我們又從六安乘汽車到漢口，那時勵志社已改為“軍委會戰地服務團”，我在犒賞科裡當一個小職員。

在逃難之中我和孫小姐的信仍沒有斷。從函件中知道她們全家由青島到了香港，在香港、九龍、廣州都住過。後來知道她進了醫院，才想到她的病也許相當嚴重。但她信上從沒有提到她病重的訊息，好像是在休養，沒有什麼大病。我們在漢口住定了，她們家也在廣州住定了。

七月底，馬當、武穴相繼失守之後，我們的機關也奉命退到湖南桃源。我因為暈船，沒有隨同大家一起走。得到上司許可，准許我單獨坐火車到長沙轉桃源。因為坐火車遲走了一天，所以能在漢口遇到由廣州趕來的孫老伯。由大陸銀行副理凌宴池先生介紹，請了一天客，登了三天報，我們就訂婚了。而我對於我的未婚妻僅僅在兩年前相聚過一個月，雖然不斷地通訊，但在一塊兒的時間太少，心裡總有些彆扭。

八月初，我獨自由漢口坐火車到長沙，住在一位在空軍招待所當主任的朋友（李宗斌）那兒。他把我當空軍招待，在瀟湘吃醉了酒，把他們的新汽車吐得一塌糊塗。坐小汽艇渡湘江到水陸洲上時，我已經清醒了，躺在軟軟的床上，吃了紅茶、水果之後，腦子更空。人靜後，在紫色的窗簾下，我寫第一封情書給我剛訂婚的未婚妻。以前雖常有信，但信上總說一些廢話，從沒有一句情話，這是第一封情書，我寫得很長，可是我自己覺得寫得一點也不好。

由長沙坐汽車，經過常德到桃源，因為我坐的是火車同汽車，比大隊坐的船要快多了，到了桃源，還只有籌備處在那兒。桃源並不如沈從文描寫的那樣子，地方太小，吊腳樓上也並沒有見到漂亮女人，倒是面裡的辣子實在叫我們這些住慣江蘇的人不易進口。機關離桃源縣城還有十幾里路，和桃源縣還隔一條沅江，地名漁父鄉。

我們機關租的是楊保長家的新房子。房子太新了點，連門窗都還沒有裝。樓上的走廊也沒有欄杆，房頂上的瓦也沒有鋪好。好在湖南出竹子，我們睡的全都是竹床，用具也都是竹器。才搬進去，一切還不能安定下來，我們這一股根本沒有什麼事可做，我於是每天總伏在那張已經快要發黴的藍桌布上寫情書，晚上也常常做新家的夢。記得有一次夢見家裡有洋瓷浴缸，但房子好像並不是洋房。下班之後，因為公路上汽車太多，土大，我總愛一個人跑到沅江邊上的小山裡，偷偷地讀她的來信，看她的照片。那時沒有別的慾望，只想能趕快到廣州去看她一趟就定心了。

一個月之後，我連最著名的桃花源也沒去玩，請準了假，我丟了行李，只帶了兩個小皮箱，先一天打了個電話到廣州，又經長沙乘車南下。

廣州，這個遭敵機轟炸最多的南方大城，確實很鎮靜，毫不顯出被炸得很狼狽的樣子，大約是因為它太大的緣故。廣州粵漢路車站上的水泥全炸得翻了身，但架了蘆蓆棚，旅客照樣上下，這不能不感謝抗戰以來這裡的鐵路工作人員。我花了很大的價錢叫了一輛洋車，拉我到四牌樓中華中路玉華坊惠園九號。

這是一所在弄堂裡的半舊的小洋房，問門上說，孫家住在樓上。我正要從邊上的一個小門裡上去，樓梯上卻跑下來了她，雖然還像在青島那樣活潑，但瘦多了，樣子也似乎變了些。我不記得我們第一句話說的是什麼，反正她馬上就撲到我身上來，我兩隻手裡都有東西，使我毫無辦法，被她擁上了樓。因為雖然是未婚妻，但是一點也不熟悉，倒使我非常窘。

因為她大方活潑，我們馬上就熟了。於是她家裡的人也熟了。當時她家裡有一位生子宮癌躺在床上的母親，一個整天在外面遊蕩的吸鴉片煙的抱來壓子的大哥，以及整天忙廚房和孩子的大嫂，另外還有兩個赤腳滿地爬的侄兒和一個廣東女傭人阿二。

洋房舊了，我覺得比中國老房子還要怕人，再住著病人，更是倒黴的樣子。無怪她對我說：“接到你的電報後，我又是高興又是難過。高興的自然是能見到你，但難過的是家裡弄得這樣倒黴，而你又偏要這個時候來。”我也問她：“你病了，瘦了，怎麼信上也不說？我還以為你沒有什麼病呢。”她回答得很好：“不樂意的事何必一定要人知道，叫人也不快樂呢？還不如不說的好。”

岳母的病真是厲害，她告訴我，為了許多醫院不收，她真哭過好多場，現在除非到香港去用鐳醫治。但是即使現在就去恐怕也來不及了。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等死。我覺得人生最可怕的事莫過於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要死。而她母親卻並不怕，好像很坦然。有時候還和我開玩笑。譬如有一次她說：“宗和，你為什麼偏要娶這麼一個棺材瓤子呢？”（指她女兒有肺病而言）但有時看我們並肩站在露臺上談話，她也會露出微笑來。

她自己的病也不輕，人是瘦多了，飯也吃不下，以為不服水土，身上還生了許多溼氣，正如她母親開玩笑，“一身都是楊梅瘡疤”。我第一次抱她吻她，直使她興奮了一夜，發了一夜的燒，害得她母親連連問她為什麼不睡，而她也只好說謊，說是天氣太熱了。

她已經不像在青島時那樣小姑娘氣了，她已經是個大姑娘了。她知道為家事發愁，她知道為媽媽的病流淚，她知道討厭她那抽鴉片煙的哥哥，她知道為她小哥哥的生意著急，她也知道怎樣愛我，怎樣接受我的愛。我有點懊悔來廣州，許多事已經使她受不住了，還要加上她這一份愛情的負擔；為她身體著想，我也不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