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曾想購買一本書研究安國墓出土文物，圖書品相不好要價卻頗高，現在這本書做成了金鑲玉

當今學者對安國所出銅活字，有一個較大的爭論，那就是：他所製作的這些銅活字，究竟是刻製出來的，還是鑄造出來的？這個爭論至今也沒有統一的意見，《中國印刷史》中有如下一段話：

明秦金撰安國墓誌銘說“鑄活字銅板，印諸秘書，以廣其傳”。秦氏與安國同鄉，又同時說的，應該可信。而安國的後代安吉卻說鐫活字銅版，印行《顏魯公集》、徐堅《初學記》等書，兩種均天一閣藏。家庭傳說也自有根據。金屬才能鑄造，所鑄造或鐫刻的，應是活字的本身，而不是安放活字字印的銅版或銅盤字架。安國造字約在正德三十歲左右，後於會通館約二十多年，不管他是鑄是刻，當然是仿華氏製造的。

可見，對於安國所製作的銅活字是鐫刻還是鑄造，在歷史上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中國印刷史》一書中又引用了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安璿《安氏家乘拾遺》康熙稿本上的所言：“翁（指安國）閒居時，每訪古書中少刻本者，悉以銅字翻印，故名知海內。今藏書家往往有膠山安氏刊行者，皆銅字所刷也。”安璿只在此處說是用銅字翻印，並未提到銅字的製作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尤丹立先生撰有《明代無錫安國銅活字是澆鑄而成》一文，此文中首先引用了《中國版刻圖錄》序言中的一段話：“現存流傳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紀末蘇州、無錫、南京一帶盛行的銅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無錫安家和華家。”

這段話只是說，無錫的安家和華家印以銅活字印書最為出名，但並未說出這種活字的製作方法。而尤丹立還在其文中引用了《膠山安氏黃氏家乘合鈔》中所錄秦鏞文：“安國號桂坡，以布衣起家，饒於資而具大經濟……嘗鑄活字銅版，印諸秘書……”此後，尤丹立又引用了王重民所撰《安國傳》中的一句話：“尤好異書，鑄銅活字，翻印古善本。”經過一番推論，尤丹立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安國銅活字應是鑄造而成。至於華氏銅活字，因史料有限，不敢妄加斷言。”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明嘉靖間錫山安國銅活字本，目錄

且不管這樣的結論是否是歷史的真實，但如此的推論卻能讓問題得以更清晰地瞭解，可惜安國用銅活字所印之書數量太少，致使流傳稀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中國印刷史》的小注中，綜述了《安氏家乘拾遺》上的所言：“《家乘》載安國有七個兒子，老七出嗣於人，未得分遺產。其餘田產為六子所分，三位嫡子，共得六分，三位庶子，共得四分。其銅字也被六家四六均分，各殘缺失次，無所用矣。後來他的兒子安如山家遭倭寇，燒劫殆盡，其中瓜分得來的一部分銅字，自然也在燒劫之內了。安如山家被倭寇事見明陳鎏《兼山先生手書文稿》，國圖藏手稿本。”

看來，是安國的六個兒子共同把家中所藏的銅字分成了六份。這樣的分法使得每一家都不可能再用這些銅字來印書。再後來，其中一子又遭到了倭寇的搶劫，估計那一份銅字也成了強盜們的戰利品，而想將這六子所藏的活字合在一起用來印書，就更沒有可能了。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明嘉靖間錫山安國銅活字本，序言

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安國用銅活字所印之書流傳稀見。如有所言，這些銅活字印本，其內容大多是以宋版書為底本，故而這些銅活字本不單純是因為其稀見而受藏書家所飽愛；同時這些書因為宋本的失傳，也成為了後世最佳的校勘底本。這兩個原因疊合在一起，致使安國所印銅活字本的價格極昂。

袁英光、劉寅生編著的《王國維年譜長編》中，載有1923年7月4日王國維在寫給大藏書家蔣汝藻一封信中的所言：“北方所見金石極多奇品，惟書籍則不多見。昨在隆福寺文奎堂，見一安桂坡館活字本《顏魯公集》，書品不甚佳，價須五百元。又於一家見一明仿宋《徐節孝集》，價三百元，其貴固與上海相等。”

王國維說，他在隆福寺的一家舊書店看到了一部安國銅活字本的《顏魯公集》，雖然書品不好，但價錢卻高達五百元。這麼高的價錢，王國維最終沒能買下。然而80多年後，我卻在北京的拍賣會上看到了同樣一部書，而我所得見者，已經被做成了金鑲玉，最終我以很高的價錢買下了該書，而我所得的這一部有可能正是當年王國維所見者。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明嘉靖間錫山安國銅活字本，卷首

得到了這部《顏魯公集》當然令我很高興，而後我把它寫為一篇小文發表了出來，沒想到此後不久，我的微博中就有了一位安國後人的留言，他給我講到了我不曾瞭解到的安家故事，更為重要者，他還告訴了我安國墓的具體情況，並且給我發來了照片，其同時稱願意在我尋訪安國墓時給我帶路。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者。然而當我來到無錫時，我卻無論如何也翻不出給我微博的留言，無奈，只好搜尋一番，打車前往該地。

我從百度上查得，安國墓位於無錫市錫山區安鎮膠山北麓。如此說來，他就葬在了自己當年所建的巨大莊園一帶，可惜這處莊園完全沒有了遺蹟，王謇在《瓠廬所見所藏經籍跋文》中說：“小綠天庵藏本安國《桂坡遊記》，為我邑潘博山、景鄭昆季所得。”看來，孫毓修藏有安國稿本《桂坡遊記》，想來這部書中也會講到當年他所建莊園的情形。

登到了坡上

孫毓修的舊藏我得到了一批，可惜未能見到安國的這個稿本，而王謇則稱，此稿本最終歸了潘氏兄弟的寶山樓，柳和城在《孫毓修評傳》中說到：“查《小綠天書目》有《安桂坡遊記》手稿本一種，可能即是潘氏所得者。”柳和城又稱：“黃裳1950年時所得小綠天精本數種，內有‘安氏桂坡館遊記’，不知是稿本還是印本。總之，小綠天藏有《桂坡遊記》不止一部。”可惜這個手稿不知落到了哪裡，而我對該書，無論是手稿還是刻本，都未曾到手。既然瞭解不到詳情，那也只能到現場去查看了。

竹亭內的兩匹石馬

車停到了膠山腳下的一個寺院附近，我在這裡遇到了一位整理茶樹的婦女，我向她請問安國墓所在，她竟然告訴我：“就在我家茶園的後面。”這個結果讓我大感高興，於是跟隨她向內走去。距公路大約一百多米的山坡上，能夠看到兩個用竹子搭起的小亭，婦女告訴我，那個亭子就是安國墓前的兩匹石馬，而後面的密林裡面就是安國家族墓。她同時又跟我說，安國的墓在文革中早已被挖了，到裡面已經看不到什麼痕跡。

我謝過婦女，穿過她家的茶園，向那片密林走去。眼前所見，全是綠綠的青山。以當年的規制來說，我目光所及應該都在安國所建的莊園範圍之內，而今除了那兩座小亭，已經沒有任何遺蹟可尋，即使是那兩個小亭也同樣無路可通，只能踩在婦女家茶園的地梗上。

脖子被砸下一塊

走到了小亭近前，裡面果真僅是各有一匹石馬。這兩匹馬個頭碩大，真不知古人是如何將這等重物搬到的山坡上，可能也正因其太重的原因，在文革中才沒有被砸爛吧。但兩匹馬的頭部還是有被砸損的痕跡，也許當年的紅衛兵認為石馬的脖子部位最為脆弱，可惜他們沒有估計出安國墓前的這兩匹石馬的石質是如此之佳。

另一匹還較為完好

我圍著這兩個竹亭細看，未找到與之有關的介紹文字，僅在一匹石馬的腳下看到了一束還未枯萎的鮮花，看來在近兩天已經有人來這裡祭拜過安國，但可惜他的墓址在哪裡我卻不能確認。

花束依然鮮豔

沿著石馬後身的位置，努力地向竹林之內走了幾步，裡面所見乃是一個不淺的大坑，我不清楚此坑的由來。聽婦女告訴我，從石馬之後走到安國墓還有一段路。看來，這個坑不太可能是安國墓的位置。

後面是一個大坑

這片竹林長得十分茂盛，我每走一步都會費很大的氣力，但我還是小心地沿著坑沿一步步地向前探尋。我先用腳踩倒一根根的細竹，然後用臂膀努力地撥開彈回的竹竿。

從竹亭側方向內探尋

這樣走出不遠，就隱隱地看到前方有刻石的痕跡，這個結果讓我有如看到了曙光，身上的力氣瞬間倍增，於是繼續努力向前，終於走到了刻石的近前。原來，這裡立著的是一塊文保牌，上面刻著“安國墓前神道石馬”。

隱約看到了刻石

看到這塊文保牌，瞬間讓我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感覺，看來所尋之處無誤，終於找對了目標。但轉念細想：為什麼要把文保牌包在這密林之間呢？之後思索這段經歷，也許文保牌原本是立在空地之上，只是因為南方的竹子長得太快，將這文保牌包在了裡面也未可知。

文保牌

眼前所見的文保牌，總計並列兩塊，其中的一塊則是安國生平介紹，細看上面的文字，僅隱隱地看到“鉅富”的字樣，而我最關心的“藏書家”字眼卻未能找到。兩塊文保牌之間長出了一種不知名的植物，此植物的彈性很大，我多次試圖將其撥開，以便拍照清楚，最終我的體力還是敗下陣來。

努力撥開這棵樹，以便看清上面的字跡

果真是安國墓

從竹林走出也並非易事。拍照完畢後，我用衣服將相機包裹好，而後沿著自己踩出的痕跡，一步步地退了出來。走到石馬附近時，旁邊安靜的寺院瞬間鐘鼓齊鳴，這有可能是在做法事。在音樂的伴奏下，我又走到了那位婦女的近前，鄭重地向她表示了我的謝意。她憨厚地笑著說沒什麼，因為她家的茶園就是在安國家莊園的範圍之內，所以她有著感謝之情。

這一帶都在安國莊園的範圍之內

能有這樣的心態在，就已然讓我感到了心下的溫暖，雖然安國跟我沒有任何的關係，但他畢竟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今天還有人能夠感念他當年的所為，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實安國在中國出版史上的貢獻，不僅僅是應用了銅活字，而他在印刷史的其他方面也有所發明，周吉友在《明代無錫安國的銅活字印刷》一文中寫到：

安國的印書用白紙或黃紙，有的紙張是拼接而成的，說明當時的節約風氣。裝訂方式為當時盛行的包背裝。外皮為藍紙，有印好貼上的書籤。安國印刷的《重校魏鶴山先生大全集》雖然每卷有卷次頁碼，但每頁邊框外還用大字印上“千字文”編號，如“宙七十二”、“洪七十三”、“獨七十四”，以防止摺疊裝訂時出現差錯。這種方式開創了我國現代印刷術中指示裝訂次序記號的先河。

原本在書內使用千字文的作編號，幾乎成了佛教大藏經的專例，而安國在書中也使用這種辦法，可見他在印刷方式的探討上也用了不少的心思。

看到了古老的石條

沿著來時的路，一路向山坡下走去。其實我在進入之時，就已經留意到入口的位置有一個大的垃圾堆，下山返回到這裡，隱隱地看到這個垃圾堆中有著古老的石條，於是扒開上面的荒草，果真在石條上看到了字跡，可惜有字跡的一面卻朝著斜下方，這讓我不容易辨認出上面到底刻的是什麼字，於是努力地挪動這個石條旁邊的碎塊。漸漸發現，有好幾塊石頭上都刻著字，於是我猜測這些石塊很可能是當年安國墓上砸下的碎塊。看來，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為此前我未聽到過任何提起。

扒開細看

隱隱的字跡

正當我陶醉於自己的這個發現時，那位婦女走到了不遠處，她高聲地告訴我：“這些垃圾是從別處運來的，跟安國墓沒有關係。”她的這句話讓我大感沮喪。看來，自己的尋訪帶有先入為主的感情成分在，以至於看到任何舊物都會與安國聯絡起來。還是這位婦女的感情更為質樸：她感念安國給其家帶來的好處，但也並不因此而把這裡的一切物體都與安國掛起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