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側影｜畢淑敏：“我的導師李國文”

編者按

“名家側影”欄目由《時代文學》1997年推出，先後由何鎮邦、白燁、賀紹俊等人主持，每期選一位名家，並請幾位同好、老友從不同角度暢聊其人其文，讓讀者更全面深入地瞭解作家在作品後面的鮮為人知的故事。二十餘年來，100多位當代中國作家，500多位欄目作者，在這個可以從容成長一代人的時間裡，以各自不同的姿態與讀者相見，並在文學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鑑於此，中國作家網重新推出“名家側影”系列，精選其中文章，一起聽文壇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話文事。

李國文

這一期，我們請出被稱為文壇“活佛”的著名老作家李國文，

請來北京文壇熟悉李國文的老老少少一起聊聊他，給讀者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感覺和材料。在參加聊天的諸君中，既有像崔道怡這樣四十餘年來始終同李國文相依相知的老編輯家，也有受澤於李國文的作家畢淑敏等。

從諸位的言語中，我們知道李國文坎坷的人生經歷和漸入佳境的近況，知道李國文集“活佛”與“俠客”於一身的品格，知道他活得瀟灑的心態，這一切，對於讀懂李國文的作品想來是會有所幫助的。

李國文

李國文

人生如谷，這是我和我許多文學同輩人的命運。

其實，每個人都有走進命運低谷的時候，從八字來說，運交華蓋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難免的。在詩人眼裡，叫作“月有陰晴圓缺”；老百姓的話叫作“人有旦夕禍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達到碧落黃泉的地步，而且谷底是無止境地延伸下去，永遠走不到頭，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輩人，才能享受到這種時代的“寵遇”了。幸歟不幸歟？也就不去說它了。反正二十多年的低谷，在人類折騰史上，倒也並不罕見，非獨對我輩優待。有的人，永遠走不出低谷，便埋葬在谷底，永世不得翻身，固然是悲劇；最後走出低谷的人，僥倖還存活下來的人，渾身傷痕累累，苟延殘喘，難道就是喜劇嗎？我看也未必。

因為，無論怎樣豁達，怎樣想得開，顧念到人的生命如此有限，是陪不起這種殘酷的政治遊戲的。想到這些一生中最好的歲月，最精華的、最能幹出些事情的年代，就這樣被強制著虛度過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來，除非這個人有毛病，才會說出“娘打兒子”的話。這也是我不大願意回過頭去看的緣故，也是在我的作品裡，不大願意把結痂的創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現在那些不停地嘮叨自己是五七年的“勇士”，我總懷疑他們至少要比我幸運。一個死過不止一次的人，他會津津樂道，像逮住一個有把的燒餅，把死亡過程說個沒完沒了嗎？

現在，還是把鏡頭搖回去，先從我外祖父為我起的這個名字談起吧！

那是一位捧著水菸袋、在農村裡教私塾的冬烘老先生，煞費苦心擬就的。老式的中國名字，只有一個字是屬於你的。其他兩個，一個是屬於你家庭共有的姓，另一個，是你同輩兄弟姐妹共有的排行。我的外祖父為我起的名字，絕不表明他預見到我將來會以寫小說和寫一些罵人的文章來謀生餬口。但是，在那位老童生的心目裡，存在著對於儒家文化傳統的虔誠，認為這個“文”字，是個挺好的字眼。

嗚呼，那可是大謬而特謬矣！在中國，自從倉頡造字以來，文和文人，走運者並不多的，而潦倒文場者則比比皆是。這樣，名字中的一個“文”字，後來，應驗了我的一輩子，使我越來越覺得其不可取了。可有什麼辦法呢？中國人講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將就了。

那是1930年，上海，我出生的日期為農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國十九年，適值處於裡下河地區的江蘇鹽城，我的原籍故鄉洪水氾濫，水深數丈，累月不退，淹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當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鬼子進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難頭一次回到老家時，鄉親父老回憶起我出生那年的這場水災，指著牆壁每次被水浸泡後留下的一道一道的漬印，說明從祖先起為什麼要離開這個窮鄉僻壤的原因。

所以，鹽城至今猶是江蘇省的尚未富裕起來的地區。因此在舊社會，即使不發生洪澇災荒的話，也未見得豐衣足食，更何況兵災匪禍。於是，很多鄉親便跑到上海灘來混飯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和現在發達國家看不起中國人一樣，就因為窮。而由於窮，唯有靠打工、賣苦力，從事低賤職業謀生。據說舊時上海拉黃包車的，以我家鄉人為多。

我祖先拉沒拉過，已湮沒無考。但到我父輩這一代，也還不過是小市民一類。儘管努力以為不是，穿長衫，而不穿短打；戴禮帽，而不戴瓜皮，會說兩句洋涇浜英語；吃西餐知道哪道菜用什麼刀叉，以為自己有點教養，似乎家境還算不錯。但骨子裡，仍是地地道道在上海無數弄堂裡生活的小市民，是無疑的。

不過，我父輩那一代，是屬於那種善良老實的小市民。這絕沒有塗脂抹粉的意思，因為不論在什麼社會里，善良老實，總是與懦弱同義，是一種沒有多大出息的人群。我之長久以來缺乏一種抗爭的意識，大概就是胎裡帶的毛病了。但我也感謝這種自小就形成的本質上的善，努力與人友好，努力珍惜別人哪怕點滴的情誼，努力為別人做些事情（如果我有這種可能時）。當然，對那些具有侵略傾向的傢伙，不管他多麼權威，多麼有資格，多麼強大，多麼有力量，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實在沒有辦法，不得不在霸勢、強權、政治迫害下彎腰低頭，甚至墜入惡狗村受盡挫折，我也儘可能地保持最起碼的尊嚴，尤其在心靈上，我想我永遠也不會臣服於哪個王八蛋的。這一點，也是我於倒黴中更加倒黴的原因。

小人，對哪怕比他稍稍高明一點的人，也會嫉恨得牙癢的，而你居然在精神上敢對他藐視，為此付出痛苦的代價，也是應該。雖然他可以把你剝奪到零的程度，但他心裡明白，你掌握的知識，你佔有的文化，你讀過的許多他沒有讀過的書，你受過的他哪怕惡補也不趕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們所拿不走的。正是這些我擁有的唯一財富，使得我有勇氣去面對一切。

然而，我知道，我根子還是小市民，容易滿足，容易退讓，容易忘卻，容易輕信。研究我自己和別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態，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題。在社會中這個特殊層面的人群，很難用經濟的、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認識。大城市裡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湧動的力量，也是一種可怕的惰性。每一個細胞都有逃逸出這個整體的不安於位的企圖，無法實現以後，也能迅速找到樂在其中的理由。有的人，會對比他強的人忌妒得心癢難禁，也會對比他不如的人奚落恥笑而獲得慰藉。這等人，永不滿足又永遠滿足，有吞吃一頭大象的慾望，但無捉拿一隻耗子的決心。有的人，拜金主義和對權勢的懾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經特別發達，但對庸俗、卑劣、墮落和無恥，又往往顯得麻木和習以為常；有的人，變得刁蠻，便恃強耍賴，是當狗腿子或白相

人的好材料；

有的人，無大能耐，無大出息，但求三飽一倒，然後關門罵皇帝，或東家長西家短，使庸俗的社會更加庸俗而已。

無論小市民中的誰，一個個活得既開心，也不開心，似乎痛苦，又並不十分痛苦。

這就是我認識的那些弄堂裡的芸芸眾生。

不過，這種小市民習氣，這種庸俗，如今，並不侷限於那些弄堂裡。

在我廝混其間的作家隊伍裡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輩，日久天長，也看出來有那麼一些人，並不比小市民好到哪裡去，甚至更下作，更無聊，更淺薄，更不是東西。

但年輕時卻不知道世界上無處不是高尚與卑汙同在，光明與黑暗並存。記不起是哪位哲人說過的話了，“文學是我的理想國”，在那樣一個純粹小市民的氛圍裡，我並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於是，書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現實的去處。這也是我在上海淮海路的一間中學，讀到了高中二年級，因為參加進步學生運動，無法讀到畢業，便選擇報考到南京去讀戲劇編劇專業的動機，這是1949年的事情了。人，雖然對自己的前途無法把握但對於自己最終走上了哪條路，還是有軌跡可尋的。

這就要感謝在我求知慾望最旺盛的年代，有許許多多可看的書；也感謝那個年代裡，竟然沒有許許多多“敬惜字紙”的勸善者，諄諄教導你應看什麼書，和不應看什麼書；即或有這樣好為人師者，還有既可以聽信和依從，做一個乖孩子，也可以當作放屁，不予置理，願怎樣就怎樣的選擇權利。

那時，在這座國立的戲劇專科學校裡，已是風雨飄搖，人心思變，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亞和易卜生了。這或許是我至今想寫戲而寫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說中殘留某些戲劇化弊端的根由。人容易定型，文也容易定型。文學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樣，說改也難。另外，一個作家應該明白你的讀者的口味。你為你的讀者寫，只要他們看你的書，買你的書，就行了唄！又何必一波一波地追風逐浪做弄潮兒呢？當然，這有點護短，但文無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麼規範和潮流呢？我覺得這樣寫得舒服，寫得痛快，別人說長道短，幹嗎要往心裡去呢？

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一個人說我作品好就好，一個人說我作品壞就壞的即使所有的“評論家”都對我搖頭，我也抱無所謂的態度。寫文章本來不易，還要抬頭看這看那的臉色，實在太累。再說二十多歲時，為寫小說鬧到離死只有一步之遙，命都差點送了；現在，年過花甲，還有必要在乎別人說這說那？

隨後，南京解放，我就到了北京的華大三部，到了很快成立的中央戲劇學院研究部。接著我調到天津鐵路局文工團工作。是創作人員，很慚愧，其實我什麼也沒寫過。

雖然，我很想寫，但在文學這條狹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並不容易。1954年我從朝鮮回國，到1957年在中國鐵路總工會宣傳部工作的這段時間，正好趕上那也許是中國文學上的一個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總是匆匆來，又匆匆去的。在這個文學春天的尾巴，腥風惡雨的1957年間，我終於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我的處女作《改選》。先是寄去了兩三個短篇，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很快，收到回信，我就到那時在北京市東城區的小羊宜賓衚衕裡，一座有影壁的四合院裡的編輯部去談談。談的結果，就是《改選》，他們說這篇最好，先發它，於是，我一生的全部災難，就從這篇小說開始了。

幸也文，走上文學之路；不幸也文，飽嘗二十多年的苦難。

一篇短篇小說，一篇被認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說。過了幾十年後，它被當作“重放的鮮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賴對於我作品的任何判斷。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好和壞，除去自我感覺良好者外，作家自己心裡是最有數的。

說真的，事後回想1957年，命運要跟一個人開起玩笑來，那往往是相當殘酷的。一切都那麼順暢，幾乎毫無周折就寫出來，就發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當然，也因此一下子為這篇小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想不到從此跌進了人生低谷，竟會度過長達二十幾年之久的艱難歲月。

所以，“文”這個字，並不總是美好的。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

對了解的人說這些，已無必要，對不瞭解的人說這些，也未必能生髮出切膚之痛。箇中滋味，非當事人也難體會。但不少同輩作家嘔心瀝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歷史和文學的區別，大概就是在於前者把痛苦擠乾淨了，而後者則不然，這也許是文學生命力的所在。因此，個別賣乖者的嘴臉，實在夠齷齪的，而大談苦經，給自己撈什麼資本，也不敢恭維。

如此這般

守著這個“文”

崔道怡

“文”字所代表的，在李國文那裡，不只是人品，首要在人格，所以我又冠以德高望重。德高望重這個成語，若按李國文隨筆《語言的誤區》來推理，也已進人誤區，成為對年長者常用的恭維話。我跟他同輩，無須奉承他。我之所謂德高望重，僅為概括作家型別，德指文品中之人格的等級與分量，望指在讀者和同行中的地位與影響。李國文在這兩方面，偉岸，沉穩，都足夠高與重，是屬於建國初那一批老作家中的仁厚長者。李國文屬於社會型作家。然而哪個作家不是社會的產物，又有誰跟社會沒聯絡呢？之所以單列出社會型，是跟近年來湧現的自我標榜的私人型相對而言。其實這種分類並不恰切。真正的藝術品無不都是私人的獨特的，沒有個性便沒有創作。可是強調本性完全排斥並脫離社會，則既不真實也無價值了。一些私人型作家的作品，一味張揚自我，不惜販賣隱私，實際上誰也沒能揪著自己的頭髮離得開地球，即便隱私暴露得鬚眉畢現，若絲毫也沒有社會的道德的含量，不過就是那麼一撮毛罷了。而社會之承認作家，歷史之接

納作家，主要是因他們能做社會的代言人，他們常是歷史的預言家，如李國文。李國文以其文之入世而脫穎出世，以其文之憤世、警世、濟世而卓立於世。他是我國文壇最富有社會責任心與歷史使命感的作家之一，他之藝術的憂國憂民思想腳步，常能走在時代前面，善於並敢於為天下先，且矢志不渝，始終“有勇氣面對一切”。這種精神，煥發於他的閃光文字，並將不斷髮揚光大。

李國文屬於道德型作家。這不等於說相對就有個缺德型作家。不過確實存在著那麼一些全然不為國不為民只為一已之名與利而寫作的人，確實出現過那麼一些按照傳統道德觀來看起著壞人子弟作用的惡俗文字，更有甚者，卑鄙到以文整人，下作為精神娼妓。而我國自屈原至魯迅傳統之文人品格，該是“文以載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療救國人之靈魂”。李國文是心繫傳統之中，又不拘於傳統之人，他的為文之道：“我主張文以載道，但也不必篇篇載道，字字載道，作者痛苦，讀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做。但又不可不做，篇篇風花雪月，不敢直麵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張作家還是應該儘量真誠，把愛獻給大多數人”（《中國當代作家選集李國文卷自序》）。“有一條，不寫那些讓人噁心的作品，人概可以做到”（李國文《如此這般》）。他無疑做到了，他面向的是大多數人，他獻出的是真誠的愛。因此他得到了大多數讀者的真誠愛戴，他被諸多比他年輕、跟他同年以至比他年長些的作家，公認為可親可敬的“老大哥”。

這就該說到人如其文了。既已德高望重，自然人如其文，但因有些作家人不如其文，我仍想借題發揮一點感慨。對於這種人與文相分裂的狀態，歷經多年切身體驗，感受愈加分明。年輕時，讀名著，賞心悅目，如坐春風，以為那能寫出如許優美文字的人，其心靈必然也是美的。後讀那些古典與現代名家傳略，也印證著所感屬實。但工作後，成為職業讀者，仍以這樣心願看待當世作者，跟這樣那樣作家諸公常打交道，逐漸發現有些事情出乎意料。

個別頭上頂著人類靈魂工程師桂冠者，其內心與行止之虛假、惡俗、醜陋，令人咋舌。他們筆下的真、善、美，是做給人看的。一般讀者看見的是麒麟皮，我作為編輯常獲悉內情，便能看見那麒麟皮下的馬腳。李國文以作家之目光觀察他的同行，看得比我就更清楚。他《如此這般》揭示：“在我廝混其間的作家隊伍裡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輩，日久天長，也看出來有那麼一些人，並不比小市民好到哪裡去，甚至更下作、更無聊、更淺薄，更他媽的不是東西。”

李國文對編輯，一向是尊重的。他在1985年所寫《編輯與我》裡說：“編輯的勞動，是一種付出代價，但成果卻並不屬於自己的勞動，是一種他人做嫁衣裳的勞動。正是由於編輯的勞動，才得以保證使作家的勞動，不致付之東流”他把編輯比作能使作者到達成功彼岸的擺渡人，“他把你渡了河以後，人們只知道你的作品和你的名字。但是沒有擺渡人的努力，也你永遠站在河邊踟躕，而到達不了成功的彼岸。如果作者在過河以後，把擺渡人扔在腦勺後的話，就不免欠妥了。”他的這篇文章，以《改選》之出世為例，藉以再次表達對我的感激。那時他早已是大名家，仍“念念不忘”我對他的“發現”，稱我是使他“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個擺渡人”，須知當年正是因我選出《改選》，使他“才一登岸，便跌進深淵裡去了”。我對他的命運，曾經起過負面作用，但他只從正面理解，“決無半點嗟怨，從來也不曾埋怨過”。他記著的是：“假如那一天，道怡在處理我的稿件時，塞進字紙簍，或者夾張鉛印退稿信寄還給我，那樣，也許會一筆勾銷我的文學之夢。”“在我重新提筆擠進新時期文學大軍的隊伍以前，和我文學上的擺渡人，只有那次編輯部會見的兩面之緣。道怡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讓我能貼切感受到的。他希望我成功的熾熱的心。希望別人成功，幫助別人成功，這是一個真正的編輯無與倫比的美德，道怡是這樣的人。”我相信李國文這些話是真誠的，但我想他早有自信：稟賦作家基因，總會有所創造。我當然也自知（沒有這點自知，也算不上是一個真正的編輯了）：這一過河者遇到那一擺渡人，無非是一種緣分。他說我的話，實際上是對編輯的一種情分，他甚至還為編輯抱不平：“一部文學史，上面刻滿了作家的名字、文藝批評家的名字、領導文藝運動的人的名字，獨獨沒有編輯——為我們擺渡過河的人的名字，這當然是不公平的。但具體到一個作家來講，這種不會忘卻、不該忘卻的感情，又是很濃的。”這就足夠足夠了，編輯從來都無名，遑談能上文學史，只要作家對編輯懷有這樣濃的感情，則幸甚。

在編輯隊伍裡，我更是幸運者，因為還有不少作家，也像李國文這樣看待我。王蒙在1981年為我之《創作技巧談》作序時說：“許多人（包括我自已）提起崔道怡和《人民文學》的其他老編輯，都會有一種感謝與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多少人經他們的手立起來了，‘打響了’，然而，他們是不聲不響地默默地做著‘人梯’的工作。想到這裡，我眼裡、心裡都發熱。”如許深情，我從作家的心聲和眼神裡，領受多多。但有一件事，則是唯一的。四十年來，把我作為編輯最初寫給作家的信，儲存至今並影印出來給我留念的，只有李國文。這又是怎樣的情分，怎樣的緣分！正是這四封信，喚起我的萬千思緒，從而寫下這麼多這麼雜的回憶與感想，顯然不合“側影”寫法。而我覺得，這仍只是從我的角度盡我的力度為李國文勾勒了幾個浮泛的側影。且又覺得，與側影同步，也該為諸名家的評傳積累下翔實的史料。否則，雖只四十年，即便當事人，回憶難免也有出人。例如《如此這般》說，李國文先寄來兩三個短篇，是編輯部找他談過後才有的《改選》。還曾有見證人“寫真”說，李國文不是寄來而是把五六個短篇親自送到編輯部的。這樣說的效果，都將表明《改選》並非經我之手從自然來稿裡選拔出來的，這便不合事實。設想當初若不是編輯部因《改選》而轟動，恐怕未必要請作者來見面的。李清泉的序言可作證：《改選》等篇“是在會見之前看了的”。我這些信，更是“證據”。1957年5月4日告以收見《初戀》的信寫道：“前五篇正在編輯部傳閱，這一篇也一定儘快看完。我們很希望能和你面談一次，不知你什麼時候有時間？”5月10日的信，通知決定發表其稿，同時約定會面時間，並且說明“若有公務在身，可憑此信請假”。我把這史實，告訴李國文，電話聽簡裡傳來他呵呵呵的笑聲：“那是我記不清了，當然得以你的為準。可見有些紀實寫真，也不一定真實。歷史也不是都可信……”由此而生髮的感慨，又該是他新的一篇小說或隨筆之一點意思了吧。

瞬間一閃之念，常成燎原之火，李國文便是此類靈性作家中之敏銳者。僅只在這點上，他的面容跟其才情似不吻合，而在骨子裡，人確如其文，相貌跟品德則極其吻合。他是名家系列中最平易近人的一個，厚道仁和絲毫未因名之增長而有所變化，一直沒有讓人感覺不自在的名人架子，沒有令人起雞皮疙瘩的名士派頭，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總是那麼一位笑眯眯樂呵呵的仁厚長者。

這一次李國文在他名字中的一個“文”字上做文章，說“那‘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擁有的唯一財富”，可以使他“有勇氣去面對一切”我想順其文意，補充幾句：真正的“文”字下面，無不有一個真正的“人”字支撐著。人如其文，才是真正文人。李國文擁有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文”字。

守著這個“文”字，任它這樣那樣的人間“月食”，也一定會將更加皎潔、更加嬌俏動人的新月之光，瀉滿山林，瀉滿整個大地……

字

畢淑敏

國文老師面有佛相。

一個人總會有他特別喜歡的作家和作品，就像有最喜歡吃的飯和最愛看的顏色。我想這一定和血液的氣質有關，也許還有某種上古遺傳的密碼潛伏腦中，做著愛好的嚮導。

十幾年前，我是一個挑剔的文學愛好者。挑剔的特權，來自我還未動筆寫過任何一部作品，更不用提神聖地發表了。人在一無所知的時候，很有評點的膽量。比如不會踢足球的人，敢對著電視螢幕指責馬拉多納。如果他自己也到綠茵場上跑兩圈，就心平氣和多了。

那時首都劇場每週舉辦一次文學講座，當代璀璨的文學星斗，依次在講臺上同文學愛好者見面，票價很便宜，只要一塊錢。我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當所長，於是利用職權，將自己上夜班的時間調到講課日的前晚（所長這個官太小了，我沒辦法為自己找到從工作崗位溜出去的機會，好在可如此變通），下了夜班之後，便能光明正大地利用休息時間，到東四去聽課。

輪到國文老師講課的那一天，正好夜裡搶救了病人，清晨頭腦昏眩，恨不得在地上拿個大頂，把全身血脈都灌進天靈蓋，使神經抖擻起來。上午又有幾件公務要辦，沒找到機會打盹。下午，更是頭痛如裹。聽課前，我暗自對自己說，今天就放鬆一把吧，聽得了就聽，聽不了就溜，絕不堅持。但國文老師一出場，第一印象是他像一尊佛，心中立刻湧出親切穩定的感覺，便安靜地聽了下去。

記得國文老師說，寫作是沒有什麼訣竅可教的。如果你為名而寫，不妨去打掃天安門廣場，自帶掃帚簸箕，任勞任怨，不計報酬。這樣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有新聞記者來採訪你，你若是能說出些豪言壯語，被樹為典型，

那出名的速度是遠在寫作之上的。

國文老師還說，你若是為利而寫作，那也基本上要收穫失望。

單憑著寫作，其致富的機率微乎其微。

有那工夫，不如到北京的繁華鬧市區，比如大柵欄，低著頭尋尋覓覓，碰巧撿個錢包，比爬格子的效益要合算。

拿出寫作的時間去幹其他行當，其發財的希望燦爛多了。

國文老師還說到了他寫作長篇小說之前，所做的艱苦準備和稿子送出之後的焦急等待……

這些樸素詼諧的話，埋藏著一種深刻的人生感悟，穩定地進人了我的耳鼓，使我的精神猛烈而快意地振作起來。記得那天走下首都劇場的臺階時，我抬頭看了看天，通常混濁的北方天空，顯出一種奇怪的景泰藍色。就在那一刻，我作出了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個決定——回家後，提筆寫一篇小說。

在這個瞬間之前，我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但在這之後，我試著做一個文學的操作者。我像孫悟空一般，分身跳上雲頭，仔細甚至苛刻地審視了地面上的自己一番，立志不是為了名和利，將為愛好而寫作。有人等著請國文老師簽名，我就退走了。我不喜歡簽名，不管是求人還是被求。特別是自打知道了有些求籤者在名人死後，將他生前的簽字拿去拍賣後，更覺得這事有些像不出本錢的資本投資，染了銅腥。如果尊敬一個人，就思考他的話，把這份敬意，放在心底最潔淨的地方，儲藏起來就是了。

1987年，我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小說《崑崙殤》。一天，丈夫說，從此你也該看看有關文學的報紙了，要不對整體狀況一無所知。他是軍人出身，對國家大事和報紙有經久不息的熱愛。我說，也不知道該看什麼報啊。他說，我到街上找找，有看上眼的買回來就是了。

他某天回家的時候，帶回一張《文藝報》。晚飯後，我刷碗，他坐在那裡先期瀏覽。讀著讀著，突然從沙發上跳起來說，快來看，這上面有李國文先生鼓勵你的文章。說著，便念給我聽。

“我們常愛用‘出手不凡’這四個字來形容一篇新人新作，《崑崙殤》也給讀者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作者雖然寫了十年‘文革’中的異常絕頂荒謬、為執行副統帥的‘拉練’指示，一支野戰部隊透過雪線以上的生存禁區的故事。但作者並沒有執意去詛咒這荒唐年月的荒唐，更不是撫今追昔地在反思中顧念惆悵。作者雖為女性，但卻筆力剛健遒勁地努力表現革命軍人在這場人為的悲劇裡所表現出的人性的壯美，從指揮員到戰士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裡，心靈的高度淨化和昇華，和人民軍隊那堅不可摧的素質與傳統，以及或許為作者親自體驗過的，在她筆下描繪出的她心目中的崑崙山。整個作品給人留下悲壯的深刻印象……

“……讀了《崑崙殤》，才知道萬物絕跡的雪原上，竟也是變化萬千的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裡，生和死，愛和恨，崇高和卑微，光明與灰暗，又以那特定環境下的形式表現出來，一位作者第一次寫出這樣的作品，雖然難免稚嫩，但為之鼓勁，希望作者在此起點上，寫出更好的作品，也是評論的一個目的吧。”

我從小對錶揚和批評都比較遲鈍，但這一次聽著聽著，被深深地感動了。那源泉不僅在於國文老師的鼓勵，更緣於這樣一位我所尊崇的老作家，那麼認真地讀了我的處女作，說出了我預設在文中的想法，我驚訝地體驗到了一種心靈共振的力量。還有文字傳遞感情的魔力，儘管我在使用上是那樣的不熟練，我好像初次走馬的馭手，在草原上忽而信馬由韁，忽而緊張踟躕，以為周圍是空曠無垠的。第二天忽然接到一雙智慧的手繪製的地圖，將你已經行走的軌跡一一標出，並點明瞭你想抵達但剛剛起步、自以為是一個秘密的目的地。我在欽佩感激的同時，伴生出濃濃的驚訝和淡淡的敬畏。想到如果不繼續努力，愧對如此的關切和期待。

念罷，丈夫對我說，你該給李國文先生寫一封信，表達一下謝意。

我說，與國文老師素昧平生，他根本不認識我。輕易打擾，是不是太冒失了？

丈夫說，他已經讀過你的小說，就不算一點不認識了。你不寫，顯得太沒禮貌了。

思忖再三，我給國文老師寫了一封信。我是一個從小就羞於謝人的人，不但大恩不言謝，便是中恩小恩，也覺得真正的感謝是無法表達的。信裡只略略地提了一兩句感謝的話，主要是向國文老師提了一個要求，實質是給他添了一個大麻煩，請他幫我找個學習文學的機會。

我對自己的醫術素有信心，對文學可是丁點把握也沒有，很想系統地學習一下，但我在整個文學界舉目無親，求助無門。

國文老師很快就給我回了信，說已將我的請求轉給魯迅文學院的何鎮邦老師，請安心等待。

我又一次被感動，因了那信紙的潔白和字跡的極端工整。我從裡面讀到的，不僅是自己的請求被人善待的鄭重，更感受到一種滲透字裡行間的安寧與平和。

後來，在諸位老師的幫助下，我如願讀了魯迅文學院的研究生班。在選定寫作導師的時候，我和劉震雲很榮幸地成為李國文老師的研究生。

多年來，我聽到許多和我年齡相仿或是更年輕的作家，說到國文老師對他們的鼎力相助。在他擔任《小說選刊》主編和以後的日子裡，給予中國文學新一代的鼓勵和支援，將被許許多多的人銘記在心。

國文老師說過，文學是一條流動的河，總要有不斷的活水注人，方能呈現出無限生機。國文老師不但自己以心血寫作著，用生命奔騰著，掀起一朵朵澎湃的雪浪，更竭力以自己的力量，推動著文學的潮汐，匯入文學明天更遼闊的海洋。

我的導師李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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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鄧潔舲

二審：

劉雅

三審：陳濤、

王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