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角度淺析：古代遊記的農史價值

前言

我國古代遊記文獻數量巨大，而且異常紛繁複雜，要想很好地認識、

研究古代遊記

，首先對其進行概念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關於遊記的定義，從古到今，研究者們的意見分歧較大

，對遊記所下的定義也存在較大出入。從廣義上講，幾乎可以囊括全部記錄

“遊”文字，其題材涉及記、書、序、賦等。

狹義而言，

“遊記”是一種專類文體，絕大多數是描寫自然景物

、記載山水遊覽，同時又融入寓情於景，借景抒情。本文將古代遊記的概念界定為：古人以散文形式記敘、抒寫自己親身遊覽或旅行見聞感受的一種文體，獨立成篇的一類文獻。

研究所涉及的古代遊記從時間段上自先秦開始

，下迄清末，包括本土作者的遊記，也包括外國人的中國遊記（不含中國人的外國遊記）。圍繞古代遊記這個主題，前人已做了大量紮實有效的工作，包括古代遊記的整理、結集、分類、利用等，這為古代遊記的研究和利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古代遊記的整理、結集方面，王立群在研究我國古代山水遊記的過程中，

就山水遊記的概念、型別及其發展的脈絡做了梳理

，並且對古代山水遊記的出版及其研究價值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賈鴻雁則從文獻學的研究角度，對我國遊記文獻的概念、特點、分類等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認識

。在古代遊記的研究利用方面，其研究價值已得到了文學、美學、地理學等方面學者的肯定

。

此類研究較多，諸多研究論著均曾大量引用古代遊記中的地貌、民俗、畜牧、花木、農作物等資訊資料作為論據，

使古代遊記中的農事資料得到了初步發掘和利用。

前人的研究已經從不同側面關注了古代遊記的農史研究價值

，而迄今為止專門探討古代遊記農史價值的成果卻並不多見，可謂學界憾事。筆者不揣淺陋，在前人的基礎上，欲對古代遊記中的農事資料進行蒐集、整理，分析其中農事資料的存量狀況和特徵，以達到考釋古代遊記農史價值的目的。

古代遊記是介於歷史與文學之間的文體

，以記實為基礎，又不乏情感的流露，其中蘊藏著較為豐富的農事資料，內容涉及農業生產環境、種植業、林木花卉、畜牧及漁業等方面，且具有真實性、地域性、多樣性、時代性等特點。

古代遊記具有較高的農史研究價值

，可與正史、方誌、農書文獻相互印證，糾正正史、方誌、農書文獻農事資料記載的謬誤，彌補相關文獻農事記載的不足和缺失。

古代遊記的型別劃分我國古代遊記存量之多不可勝計，其記述內容與方式靈活多樣。各種不同型別遊記文獻中所蘊藏的農事資訊資料多少不一，

所記錄的思想內容豐富程度也不相同

；

不同遊記文獻記載的社會生活深度也各有差異

。透過對古代遊記文獻進行分類，可以更全面和具體地認識它們的特徵，更準確地把握其價值［

4］。本文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將古代遊記文獻作如下分類：

按遊記內容不同分為：遊覽記和旅行記遊覽記

。人們的遊覽行為由來已久，作為一種陶冶情操的審美活動，其本質上是

“融合自然美、藝術美、社會美為一體的”，總體而言，所謂遊覽記大多是指以自然審美情趣的記錄和描述為主的一類遊記；

該類遊記形成於遊覽過程中，強調文學藝術的追求，主張用優美的文字來描述自然山水，抒發思想感情，表達內心的感受。

旅行記，是常見的人類活動之一

，往往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由此地到彼地的過程；

旅行記的內容大多為行程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因此旅行的記多以內容龐雜、記史寫實著稱，其中包括名勝古蹟、山川景物、風土人情、物產風俗等。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記載不同地區的自然地理、水利、物產、農業、農業文化等資訊。

山水型遊記和社會型遊記山水型遊記，以抒寫自然山水為主，因其數量龐大，在遊記文獻中佔據著

山水型遊記和社會型遊記山水型遊記

，以抒寫自然山水為主，因其數量龐大，在遊記文獻中佔據著

“正統”地位，有時甚至單獨享有遊記之名。

社會型遊記，

山水型遊記和社會型遊記山水型遊記

，這類遊記多數都帶有強烈理性色彩的文化意識、政治意識、社會意識等，代表作有玄奘《大唐西域記》、王士性《廣志繹》、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等。

按遊記表現形式與內容不同分為：

其記載的物件大多為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內容

其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學與美學方面，即運用描寫、抒情、議論的方式，記錄自然或人文景觀，以表現作家個人思想感情為主。

文學性遊記、學術性遊記、記敘性遊記文學性遊記，

，則往往淡化模山範水，透過考證、調查、分析比較等手段，進行科學研究，以取得一定成果，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學術方面；如陸游《入蜀記》對多項古蹟、風物、詩歌進行考辨，澄清史實，訂正前人之失；

《徐霞客遊記》

學術性遊記，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學術方面

。記敘性遊記，追求的是客觀、真實的記錄，其具體表現形式比較單一，很少涉及個人的感情色彩，也正因如此，該類遊記的史料價值較高，為研究者所看重。

在地質地貌學、氣象氣候學、歷史學等方面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

；按著作形式可以分為單篇遊記、遊記專著和遊記集等。

古代遊記中的農事資料特點真實性前已有述，

其他按體裁劃分，可分為賦體、駢體、雜記體以及書信、序體、日記體等

，它講求寫實，記載現實中的實有之景，實有之物。而農事資料是遊記中記錄的諸多內容之一，是古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可同正史的記載相互印證。

如

遊記以出行為先決條件，現實的旅行生活是遊記內容的基本來源

：《廣志繹》載

“倭寇浙始丁末，止辛酉……正德六年，諸郡縣賊盜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瑪瑙寨賊，其後……官兵討之不定，撫之不從”；

崇禎年間赴廣西的黃向堅亦在《尋親紀程》記載了明末清初西南地區的混亂的社會形勢，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自然難以正常進行。地域性古代遊記所涉及範圍既是廣泛的，又是具體的，也就是說

明代王士性、黃向堅等在遊記中對當時南方地區形勢有所反映

遊記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徵。

。我國曆史上的農業生產本身具有十分明顯的地區差異性，而古代遊記的區域性必然可以較為全面、真實的再現不同地區農業生產的不同狀況。

時段性前人對遊記的起源發展和各個時代遊記發展的情況作過論述，

陳重秋、石曉奇等對西域遊記進行了論述，更加明確了古代遊記地域性的特點

古代遊記作者所處的時代直接決定了遊記中農事資料的內容，是對特定時間，甚至是特定瞬間農業情況的記錄和反映。

每篇遊記都是對所處特定時代事物、景物的記錄，因此時段性是遊記文獻的特點之一。

。例如《廣志繹》中記載了明萬曆年間四川的絲織業發展情況：

“錦一縑五十金，厚數分，織作工細，然不可以衣服，僅充褥之用，只王宮可，非民間所宜。”

從這段資料所反映的資訊可知，

不同時段的遊記所反映出的農業水平可能是發展的、進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衰落的

，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唐宋時期的

“本地蠶絲本地織造，以九類數十種絲織物交貿天下”的狀況已經不復存在。至明代，由於蠶桑業與絲織業的分離，導致四川絲織業的衰落，唐宋時成都蜀錦“蠶桑戶亦可自產”，而到了明代卻“只王宮可，非民間所宜”。

明代四川地區的蠶桑業總體上遜色於唐宋時期

。

與正史、方誌、農書等文獻中的農事記載相互印證古代遊記與正史、方誌、農書等文獻中的農事資料相互佐證，是其農史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

遊記以其真實性（多為作者親歷）、時代性和地域性等特點區別於其他文獻，也正是由於這些特點，學者們農史研究中，使用古代遊記的農史資料，結合正史、方誌、農書等文獻，

古代遊記的農史價值分析

這裡以秦巴山區森林植被變遷為例，有關秦巴山區的森林植被狀況，

可以增強研究結論的可信性和說服力度。

。元世祖時，義大利人馬可

·波羅從奉命從關中京兆府經陳倉越秦嶺到漢中，然後赴成都、昆明，他說“秦嶺山地有不少森林，中有無數猛獸，若獅、熊、山貓及其他不少動物，土人捕取無數，獲利甚大”，沿途有“大森林及旅人頓止之大館舍”

“行走兩天，踏上巴山“則見不少高山深谷豐林”，

漢代的《史記》中曾描述過當時秦巴山區一派欣欣向榮的亞熱帶風光

至清代，陳奕禧《益州於役記》記：“山樹俱高二十丈許，排蔽上下，萬峰連陰。”清中期以前秦巴山地的森林植被總體較好，原始老林的面積較為廣泛，所謂“幽篁叢林，蒙茸數十里不見山巔”

這表明即使是交通要道處，也是老林陰森，原始森林綿延不斷，密不見天日，少有人為破壞的情況。清代中期之後，秦巴山地的林地面積不斷縮小。

說明當時巴山山地依然保持著茂密的森林。

史載：

“陝西西安府，西南至洋縣六百里，駱黨二谷當南山深處，老林已開者十之六七，未開者如黃柏園、都督河、敖山、太古坪各等處。”這種情形越來越明顯，乃至地處秦嶺腹地的大巴山地區也受到影響。

糾正正史、方誌、農書等文獻中農事資料記載的謬誤正史和農書囿於撰寫體例以及撰寫人的經驗、閱歷，在記錄相關農事時難免會出現一些謬誤或者不夠準確的地方，

至道光年間，流民的墾殖範圍已開始擴充套件到高山地區。

在歷史氣候研究方面，竺可楨以《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首開歷史氣候研究的先河，竺氏的研究中廣泛採用了正史、方誌、散文詩歌等文獻資料，

古代遊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糾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