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傳承敦煌文化 三位浙江學人走上了一條嶄新的路

浙江新聞客戶端 記者 曾福泉 通訊員 柯溢能

浙江和敦煌的距離，並不像地圖上看起來那麼遙遠。

當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把敦煌殘卷第一次帶到北京，展現在中國學術界眼前，是兩位浙江人——羅振玉和王國維，率先意識到這批文物的珍貴价值。中國由此涉入敦煌學這一世界學術潮流。

一個多世紀來，幾代浙江學人奮隨其後，薪火相傳：姜亮夫、常書鴻、樊錦詩、蔣禮鴻、郭在貽……這些名字，不斷拉近了浙江和敦煌的距離。敦煌學研究，成為近代浙江學術極具標誌性的一脈傳統。

這條文脈至今依然不竭湧動。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在數字化、資訊化等全新技術環境下，越來越多的浙江學人以嶄新的路徑加入到敦煌文化保護傳承和敦煌學研究中來。他們的初心與歷代先輩別無二致，而研究手段則已大大跳出傳統的範疇，真正踐行了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要求。

我們在此講述三位當代浙江學人的敦煌故事，他們遇見敦煌的機緣也許各不相同，但都構成了浙江與敦煌續寫不解之緣的最新篇章。

讓“孤兒”回家、“親人”團聚，張湧泉：

拼接遠去的古代文明

張湧泉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湧泉十餘年來一直沉浸在一個無比宏大的“拼圖遊戲”中。他的思緒穿越千年，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反覆尋覓，才可能發現兩塊碎片的拼接點。

這實則是一項“冷門絕學”——敦煌殘卷綴合。2020年底，張湧泉團隊《敦煌殘卷綴合總集》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立項。

流散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總數約有70000號，對其整理、分類並實施數字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敦煌殘卷綴合讓實施這一重大工程有了堅實的基礎。

“敷已”——當青年學者朱若溪還在跟隨張湧泉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第一次遇見了只寫著這兩個字的殘片，大小彷彿報紙的一角，貼在編號為“北敦2301號”的敦煌殘卷卷首。

超過九成的敦煌文獻都殘缺不全。這塊寫著“敷已”的殘片，應該也是從別的地方脫落下來、又粘在這裡的。張湧泉看著這兩個字，頭腦中搜索著文獻，尋找兩字接連出現的情況。很快，《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的一段話在他腦海中跳了出來：“佛告具壽阿難陁：‘汝可於此樹下，為我敷座。’時阿難陁受教敷已……”再細看這張殘片，他發現“敷”字上方還殘留著一點筆畫，正像“教”字的下半部分。這樣，殘片來自某份《金光明最勝王經》寫卷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根據這個提示，朱若溪隨即逐一查詢比對所有《金光明最勝王經》寫卷，直到找到“北敦3894號”卷子。將寫著“敷已”的殘片填充進這份卷子的殘損處，剛好連成“時阿難陁受教敷已”。不僅上面的“教”字能拼合起來，就連殘片右側原本不顯眼的殘留墨跡也有了歸屬——來自前文的“陁”“汝”二字。

“這就像讓孤兒回家，讓親人團聚。綴合工作應當是我們所有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敦煌學大家姜亮夫先生很早就作出過這樣的論斷。”張湧泉說，囿於敦煌殘卷分散在世界各處，難以彙集在一起，系統的綴合工作長期以來沒能實現。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過去深藏在博物館、圖書館的敦煌殘卷紛紛影印出版。大量清晰的、彩色的敦煌殘卷圖版變得觸手可及，讓苦心孤詣的學者終於有條件投身這項史無前例的宏大“拼圖”之中。

張湧泉團隊冷板凳一坐十餘年，對敦煌殘卷進行系統全面的綴合，哪怕是片紙隻字也不輕易放過。目前他們已綴合的寫卷達5000號以上，寫卷內容包括60多部佛經，所綴合的殘片分藏四五家收藏單位的情況比比皆是。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敦煌文獻綴合，對敦煌學研究的深入產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比如，我們成功地把3張分藏在俄、中、法的殘片綴合在一起，不僅恢復了一個初步可讀的變文文字，而且使我們得以走近古代變文作者，重構變文講唱的場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張湧泉說。

殘卷綴合工作還為人們理解敦煌的歷史帶來了全新的啟示。張湧泉認為，敦煌藏經洞中的大量寫卷，很可能在10世紀就已經殘損了，這些古壞經文之所以被收集存放於此，是為了充作修補佛經的材料。而且各類材料分類包裹，井然有序，顯然是為了利於開展大規模修復工作。佛經修補工作中斷後，藏經洞也就被封存起來。這些文獻雖然殘損，但因其來源於“諸家函藏”，從而使其具有圖書館或百科全書的性質，有了更廣泛更普遍的意義。

“經過多年的研究，我們現在判斷25%以上的敦煌卷子、也就是超過17500號的殘卷是可以綴合的。”張湧泉相信，在最新數字化技術支撐下，隨著更清晰、更保真的彩色敦煌文獻公佈，殘卷綴合工作將會取得更大的進展。新立項的《敦煌殘卷綴合總集》，就是要系統總結敦煌殘卷綴合研究理論，提出敦煌殘卷綴合的方法和步驟，整合已有的綴合成果，並分門別類開展新的綴合工作，努力讓失散的國寶都能回到自己的“家”。

記錄文物“冷暖體徵”，董亞波：

想讓敦煌壁畫再“活”一千年

莫高窟石壁上那些飽經歲月洗禮的壁畫，是和敦煌殘卷同等重要的文物瑰寶。然而，日復一日直面全世界的遊客，加速了敦煌壁畫的“衰老”。

每40名遊客參觀半小時，石窟洞內的二氧化碳值就會升高7。5倍，空氣相對溼度上升10%，溫度升高4℃。這一連串連鎖效應，會使許多壁畫變色剝落。很長一段時間裡，敦煌研究院的文保專家們只能定期巡查拍照，尋找文物傷害加劇的趨勢。僅莫高窟南區就有近500個洞窟，靠人工巡查的壓力非常大。

今天，當你走進莫高窟欣賞壁畫，如果仔細觀察，就會在石窟壁上、角落裡發現一些個頭如小型手電筒的感測器——它們是浙大計算機學院董亞波副教授團隊佈設在這裡的，實時監測石窟內的溫溼度、二氧化碳濃度等，記錄著每一件文物的“生命體徵”。

2006年，董亞波應敦煌研究院邀請第一次來到莫高窟，就接到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研製安裝一套實時反饋的環境監測系統。莫高窟的傳世之美由此成為他心中難捨的牽掛，一趟趟往返塞外和江南，他已堅持了15年。

“一開始，一切都困難重重。”董亞波說，洞窟十分狹小，且無線網路訊號完全被遮擋；根據文保要求，洞窟內沒有電源，不能搭設網線。這樣的環境，怎麼開展監測？

沒有無線網路，董亞波就利用物聯網技術，依託感測網路，讓一個個感測器接力傳遞資料。不能配備電源，他就帶領團隊自行設計研製感測器，把個頭按比例縮小，並儘可能降低能耗。

董亞波團隊：莫高窟崖體含水量監測

“環境監測資料每分鐘要傳輸一次，我們就不斷壓縮感測器工作時間，讓它在短短几十毫秒內完成尋找訊號、接收上游感測器資料、尋找下游感測器、傳送資料以及接收應答等動作，其他時間處在休眠狀態。”董亞波說，最終的成果是，一個感測器靠兩節五號電池就能工作整整一年時間。

感測器一個個安裝起來，石窟環境監測資料開始源源不斷地輸出。起初，它們顯得異常“調皮”。可能今天除錯完成，效能良好，到了第二天就突然不工作了。在最開始的幾年裡，董亞波團隊每逢暑假就趕赴敦煌，一呆一個月。白天鑽進石窟不斷查詢問題，開展技術迭代，讓感測器物聯網更穩定。夜晚就跑到沙地上，仰望銀河，數星星，看流星。

“看到那麼美的景緻，保護那麼美的壁畫，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董亞波說。

董亞波團隊：莫高窟溫溼度二氧化碳監測

經過多年更新迭代，目前莫高窟有100多個洞窟安裝了董亞波團隊研製的500多個環境監測感測器。在敦煌研究院監測中心碩大的電子螢幕上，它們就是一個個閃爍的光點。綠點代表溫溼度、二氧化碳濃度正常，而一旦達到警戒值“爆紅”，一連串的遊客排程系統就將開啟。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點贊董亞波團隊：“做了一件對莫高窟非常有用的工作。”

十幾年間，感測器採集的海量石窟環境資料都被儲存了下來。“利用歷史資料可以建立文物儲存環境和文物本體狀態的常態模型，為未來的文物風險預警提供重要的依據，因此這些資料價值巨大，可刪不得。”董亞波說，這些資料現在都儲存在雲端，形成珍貴的“雲檔案”。

“藉助雲技術，我們想讓敦煌壁畫再‘活’一千年。”董亞波說。

從莫高窟到良渚古城，張秉堅：

為救治文物尋找“好藥”

張秉堅近照（右）。

莫高窟自開創以來1600多年中，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各種因素，出現了諸多病害。為了延續壁畫的壽命，莫高窟的文保工作者與國內外許多專家一道對那些不斷劣化的壁畫病害進行了一系列的治理和修復。這些保護措施和加固材料的狀態如何？是否還在發揮保護作用？其中哪些方面還存在問題？研究這些問題對於壁畫的科學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浙大藝術與考古學院文物保護材料實驗室張秉堅教授今日回望，那段與敦煌研究院攜手開展系列調查和實驗室研究工作的經歷，仍覺歷歷在目。

張秉堅從化學“跨界”到文物保護，多年來都在為救治文物尋找“好藥”。這首先要了解“病人”。如果用了不恰當的修復材料，就會給文物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但實驗又不能直接在文物上做。“為研究壁畫病害機理，我們首要的工作就是模擬製作出與石窟壁畫實際狀況基本符合的樣品。”張秉堅說，這意味著在材料和工藝上都要儘可能還原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風格。

張秉堅團隊在敦煌開展文物保護合作研究

當代的保護工作者細緻重複著古人的步驟：選取與敦煌巖體相似的粗砂岩，在上面先抹一層摻有麥秸的較厚的粗泥層，再抹一層較薄的摻有細麻的細泥做出較光滑的平面並沾水抹平，最後刷一層由石灰和明膠水調配的白粉層，在其上塗繪顏料。

樣品做出來後就投入破壞迴圈實驗，直到模擬的病害狀況和文物現場的實際現象基本相符，張秉堅團隊準確地測定了各種效能資料。這種實驗室模擬方法，之後在許多壁畫文物的保護中都得到應用。張秉堅團隊目前正與敦煌研究院一道，承擔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金華侍王府壁畫的修復保護設計任務，就應用這一方法篩選壁畫修復材料。

對張秉堅而言，在莫高窟探尋修復壁畫之道，不過是他親歷的浙江和敦煌情緣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一直在良渚遺址書寫。

早在2002年，敦煌研究院李最雄等專家就來到浙江，與我省文物保護工作者一道開展良渚遺址的保護研究，由此開啟了對潮溼區域土遺址保護的探索。

“我們做了許多探索，提出了使用潮氣固化有機矽材料、鈣基液態水硬性加固劑、以及相變增溼等不少保護方案。”讓張秉堅印象頗深的是，敦煌研究院原院長王旭東當時還是一位青年學者，他曾在良渚文物保護一線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眼下，在張秉堅牽線協同下，敦煌研究院已經承擔了非常艱鉅的浙江良渚老虎嶺、南部城牆兩處考古發掘剖面土遺址的保護工程。

“二十多年來，敦煌和浙江的文物保護交流一直沒有中斷過。”張秉堅深有感觸地說。

就像敦煌是一部無盡的大書，我們也難以盡數當代浙江學人投身敦煌文化保護傳承和敦煌學研究的豐富實踐——中國絲綢博物館現在正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推出長期絲綢展覽，雙方的研究成果彌補了絲綢研究這一敦煌學不可或缺之要項的空白；浙大數字考古團隊以數字化技術重建莫高窟第220窟，讓人在江南就能親手觸控大漠黃沙中穿越千年的歷史遺存；《中國曆代繪畫大系》從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大英博物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院等機構收集數以百計的敦煌藏經洞出土古畫的高畫質影象，包括從未面世的絹畫殘片……

把莫高窟保護好，把敦煌文化傳承好，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近代浙江學術所蘊含的“敦煌基因”，由挺身擔當這一責任的歷代學人不斷髮揚光大，已成為今日浙江文化大潮中一股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