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與政黨議會打交道，比書生更懂“憲制”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群 餘亮】

俾斯麥半生與議會糾纏不休，對各黨派又打又罵，偶爾也親親。他不信任議會政治，不過卻應該感謝議會政治體系，因為他過去在官僚體系裡格格不入，是議會體系讓他得到了吵架和嶄露頭角的機會。

過去他在普魯士的議會吵架，吵完了拍拍屁股出國當大使。他在奧地利主導的邦聯議會吵架，就為了給對方拆臺。現在，帝國議會已經是他自己的議會了，他要如何自處呢？世界執行不息，熱愛奮鬥的俾斯麥當然“時刻準備著”。帝國建立了，他的新挑戰是什麼呢？

原本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一旦實現統一，完成了民族主義訴求，就要開始面對民族主義之外的許多問題。文化衝突、社會衝突、經濟衝突由此爆發。

新“敵人”

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與巴伐利亞為首的南德，二者合併帶來很多問題，不亞於一百多年後東德與西德的合併。

一開始，對於接納南德，俾斯麥是拒絕的。

他和威廉國王都冥冥感覺到，越出了北德意志，普魯士就將不再是普魯士。南德邦國更親近或者敬畏法國，普遍信仰天主教，與普魯士的路德新教屬性互斥。然而與法蘭西帝國競爭的結果，DUANG！的一下，德意志全境統一。

帝國的議會制給所有不喜歡俾斯麥德國的人，尤其是南德人提供了空間，讓他們可以在講壇上堂而皇之地對抗俾斯麥。看上去，是神聖羅馬帝國瀰漫了千年的淤塞之情利用了普魯士來完成統一，現在卻要伸張自己的意志。

南方德意志產生了一個由天主教人士發起的教權主義黨派：中央黨。

中央黨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民”黨。自由黨和保守黨都有自己單一的階級屬性和政策上的明顯片面性，容易被俾斯麥抓住弱點，左右縱橫。中央黨卻體現出前所未有的穩定屬性。它是跨階級的，或者說，偽裝成跨階級。信奉天主教的人都集中在它麾下，對俾斯麥帝國不滿的人也聚集在它麾下，一起披上了羅馬的袍子。此時羅馬教廷宣佈“教皇無謬”，也就是說教皇永遠正確，中央黨立即一致表達對教皇的衷心擁護。

俾斯麥接受不了這種桀驁不馴、勢力壓過自己的黨派。他發起對天主教中央黨的猛烈攻擊，稱之為“文化鬥爭”。不過這場“文化大革命”不是以文化洗禮的方式，而主要是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推進。他停止國家給教會的補貼，向教會產業徵重稅，禁止教堂主持婚禮，讓新人們去民政局結婚，監管教會學校，禁止神職人員在職業活動場合“妄議中央”。鬥爭似乎繼承了宗教改革的啟蒙精神，然而俾斯麥缺少新世紀人的文化政治感覺，而且實際對手是他所不瞭解的新時代社會鬥爭。

中央黨以虛假的階級調和，歪打正著地呼應了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發展引起的階級分化痛苦。俾斯麥宣稱對方是國家敵人，卻戰勝不了它，反而擴大了它的影響。他想不到，直到今天，連任四屆德國總理的默克爾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就是從天主教中央黨演化而來。

（連任四屆，比希特勒幹一把手的時間長，但還趕不上俾斯麥）

另一個呼應階級矛盾的是社會民主黨，也正是今日德國的兩大政黨之一。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以無產階級選票為基石的社會民主黨應運而生，成為俾斯麥另一個陌生的、無法戰勝的對手。

俾斯麥對社會民主黨更兇，逼迫議會通過了反社會民主黨法案，查封他們的報刊、集會，逼迫各選區驅逐社會主義者（但並不主張人身迫害，甚至還給與賠償）。同時為了與社會民主黨爭奪選民，開創性地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創造出後世福利國家的雛形。

然而結果是群眾並不買賬。俾斯麥粗暴對待社會民主黨，讓憤怒的選民紛紛投票給反對俾斯麥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反而增加了。俾斯麥也想不到，一戰之後，正是社會民主黨人士以一種較為滑稽的方式宣佈了帝國的終結和共和國的建立。

在德國政治統一之後，這兩大源自社會矛盾的政黨才能湧現出來，一個要調和，一個要鬥爭。俾斯麥憤怒地看到，正是自己把權利放到了這些對手手中。他們都比俾斯麥活的長久。

老夥伴

不談身後事，談談對於俾斯麥輕車熟路的事，他是怎麼操作的。

德國統一之前，俾斯麥依靠國王來壓制吵吵鬧鬧的議會。統一之後，新的困難不再是自由派，而是威廉一世和保守派的膨脹。他堅決反對帝國羞辱奧地利和法國，雖然並不算完全成功。在外交和內政上，他開始依靠議會暗暗對抗國王，讓德國不全受專制君主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構建法治國家。

各種法律在他的推動下出臺。泰勒認為，在締造法治國家方面，他的作用堪比拿破崙締造法國，但是方法不一樣。拿破崙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俾斯麥時常只能透過哄騙的方法，讓國王和議會這兩條實際權力遠比他強的巨龍，去完成他的意志。

俾斯麥不是抽象的專制主義者，雖然很享受自己的統治。他既反對王室專制，也反對議會的多數專制，尤其在德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俾斯麥左右逢源，計謀百出，不斷聯合、打壓各黨派。在他治下的國會從來沒有出現穩定的多數派大黨。他總是聯合幾個黨派，勉強制造出多數派來支援自己，時而又毫不留情地將之斥入冷宮。以動態的、脆弱的多數，代替持續的、僵化的多數。

對待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進步黨，他認為他們是有才幹的，但是沒有從事外交的本事。他說，一個君主專制國家的實際發展和他們的理念認識是分道揚鑣的，因此他們缺少缺少歷練，不是實幹家。

為了打壓保守黨，他把自由黨拉到自己的膝下。一副漫畫形象地刻畫了這種微妙關係——

圖中矮小的議員暗示自由派領袖拉斯克。俾斯麥盛氣凌人地拉扯著他，威嚇保守黨議員們。

俾斯麥與議會的自由派結盟，創造了自由貿易和法治國家。但是他從來沒有和自由派或者保守派綁在一起，總是隨機應變，部分是出於自己的權力慾望，大部分是因為他總比其他權謀家更準確地把握現實。

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和列強競爭格局的形成，馬克思認識到壟斷資本主義已經到來，俾斯麥也發現自由放任主義的失效。於是他又開始粗暴打壓自由派，利用保守黨和中央黨實現經濟上的保護政策。

他對自己階級的保守黨十分看不起，但就像自己的傻兒子，還得照顧著。在保守黨與他結盟的日子裡，保守黨也總是搞不清楚什麼時候該支援俾斯麥，非要等到俾斯麥給他們明確的訊號才行。

保守黨始終憎恨他，這種憎恨出於嫉妒，嫉妒他的崛起，從而是一種低俗的對立。只有真正的對手才“愛”他。自由黨、中央黨和社會黨都有自己的崇高感。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培培爾工作艱苦，經常受到神經衰弱和失眠的困擾。他說：“每逢失眠之時，我就會想到俾斯麥，因為他也受著神經衰弱和失眠的痛苦。”這是多麼具有“

羈絆

”的感情。

培培爾

俾斯麥對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也最耐人尋味。

他和拉薩爾總是心有靈犀地說一樣的話。拉薩爾認為權力問題已經轉化為勢力問題（也就是階級問題），俾斯麥非常欣賞。他更看重事態的輕重而不是觀念問題，實幹家認為只有事情真正發生了才能告訴我們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他甚至鼓勵拉薩爾和保守黨結盟共同反對自由派，但是拉薩爾拒絕了，因為他很清楚雖然思考方式類似，但利益截然對立，結盟只能是短暫的。

他推行福利保險政策，成為一個國家社會黨人先驅。他特別不喜歡官員處理工人問題時候的不公正，要求他們不能只聽資本家的一面之辭。有時候他會暴露自己的實用主義，他私下說國家發福利就是為了讓那些群眾滿意，不然如果發生革命的話，就要花更多的錢來擺平。但他確實認真追問過：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如果與現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究竟能走到什麼程度。所以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說俾斯麥是痴人說夢，異想天開資本主義能和社會主義共建和諧社會，不如看作是一種試錯精神。我認為俾斯麥有一種類似網際網路創業者的試錯迭代精神，後面會專門用一章來講。

俾斯麥和政黨、精英糾葛的背後，我們看到更深層面的心性。

俾斯麥從來沒有想到過要給自己造神。他總是十分真誠而粗魯的鬥爭。他在國會總是很強勢，但並不兇狠。喜歡戴著眼鏡，那只是為了表示他在盯著大家。議員們經常對他的發言報以鬨笑，他便憤怒地敲拳頭。他時常提起過去的事情，表示自己身經百戰，見得多了。他會對議會的人說：“我曾經是整個歐洲的對手，在我所對付的人中，你們不算是第一個。”這話讓對方發抖，但不是那種陰冷獨裁的風格，更像歇斯底里。一旦發現遭到實質反對，他就提出威脅，如果遇到的反對十分堅決，他會說：如果你們不同意我，我就（發飆？辭職？）……好吧，那我只能同意你們啦。

俾斯麥的憲制觀念

政治家對議會制的警醒在當時並非不可理解。在西方，肇始於封建時代諸侯紛爭的議會制，並非今天的冬烘先生們以為的那樣，是因為民主理念而打造的。在當時，帝制才是最不壞的制度。在“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中，農民不堪大大小小“民主”的修道院、領主和市政會的壓迫，奮起抗爭，每次都訴諸於皇帝的支援，可惜那時候的德意志並沒有強力的王權。

德國的倒黴鄰居波蘭可以作為另一個前車之鑑。波蘭享受著烏克蘭平原的良好農業環境，不思進取。政治體制方面，在17世紀就建立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議會民主制，在那裡，議員的一票否決就可以解散議會（所謂“自由否決權”），所以很少能推出什麼有效共識。混亂的波蘭堪稱中世紀的臺灣，很快衰敗，遭到普、俄、奧的瓜分。普魯士自身也曾有過十分低效的等級議會，不過地處北境，生於憂患，居然遇到了狗屎運——因為屢遭瑞典侵略，議會也意外地被瑞典入侵者一筆勾銷了。

（圖中文字：看家犬放假了，老鼠們鬧翻了天……俾斯麥休假了，國會議員們可高興了）

作為一個君主與議會結合的憲制國家，普魯士的憲制始終處在未完成狀態。俾斯麥的憲制態度是什麼呢？

拉薩爾認為憲法並非是從寫在紙上的文字得來的，還是從客觀現實的環境中得出的。俾斯麥很贊同。對於普魯士和新德國，圍繞預算稽核展開的議會鬥爭不應該被理解成只是專制的王室與資產階級的無聊爭鬥，並非誰更正義的問題，這就是德國憲制的一部分。

俾斯麥說：

希望德國憲法的成長和英國憲法成長的過程一樣，不是透過一種理想的理論性的主張——這種理想的制定並沒有考慮到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而是要透過時事的有機發展，採取在當時被證明是可行且無害的下一個步驟。

後世的書生憲政主義者們，往往高調要求憲制，卻不知道憲制是怎麼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博弈出來的。朱蘇力教授在《大國憲制》裡談論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試圖告訴人們，憲制的智慧，不是透過制訂一部憲法，然後遵照執行那麼簡單，而是長期探索，一點點修正，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有了挫折就吸取教訓，慢慢積累出來的。反觀今天世界，卻充斥著多少空想憲政主義者啊。

瞧，這個人

俾斯麥有很殘酷的時候，比如對想要陰謀取代自己首相地位的政敵阿姆尼趕盡殺絕。不過他嚴酷起來也不像一個老大哥，而是像一個決鬥中的粗人。在個人人格方面，他有一種動物性的率真和狡猾，兩面一體。他在宮廷舞會上跳舞放肆，“不成體統”，於是威廉皇帝禁止他跳舞。在解決奧地利和俄國近東衝突的調解晚宴上，他雙手一起抓食物往嘴裡塞，一邊大吃一邊說笑，讓達官貴人們既震驚又放鬆。而重要政治問題全部放在私下談好。

外粗內細和現實主義作風，讓他具有了一種幽默感，比如當羸弱的義大利人在柏林會議中要求領土的時候，他故作驚訝地問道：“什麼？難道她又被打敗了嗎？！”

和其他當時偉大政治家相比，泰勒認為，每一位政治家都有一個講臺，但是俾斯麥沒有。他說：“我是個政治家，如果被稱為演說家，會感到憤怒。”他並不依靠單純演說去爭取支援。演說是為了代表某個群體、黨派，但是他堅持超然於各個黨派之上。他也激烈的發言，但不是為了辯論，只是評議。他要成為仲裁者而不是商談者。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稱呼他是俾斯麥國王，但他是平衡藝術的國王。

他的政黨選擇體現了他的平衡觀——

“如果要實行保守的措施，需要由自由黨來執行，如果要執行自由派的措施，就要由保守黨來掌握，這樣就會保證兩種政策都不會越過必要的界限。”

俾斯麥從不陷入某種主義，當然他也受自己階級出身和某些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是他自覺地避免深陷。在他的精神裡同時具有保守主義的權衡與啟蒙主義的核心。他在自身之內結合了反對派，他可以變換政策，自己反對自己。在其他議會國家，變換政策意味著政黨輪替，但俾斯麥不會。

盧德維克寫道，在議會為軍隊預算鬥爭的日子裡，他總是穿著一套文官的長禮服，現在當他成為一位議會政治家的時候，他就喜歡穿著一套軍裝出現。這是他保持距離的一種方式。他從不參加政治家熟悉的社交活動，不去他們的俱樂部，不去他們的家裡，甚至也不出現在帝國國會的吸菸室裡。這是他體現中立性的方式。和各個黨派保持距離，“妄圖”超然於各個利益群體之上，這大概是最早的中性國家意識。別人要想找他，就要去他的啤酒晚會，那是他像校長招待年輕學生而設定的節目。

俾斯麥對待其他人群是什麼態度呢？

俾斯麥厭惡群眾。這非常符合今天人們看《烏合之眾》這類作品時候的感情。所以他無法超越《烏合之眾》作者代表的認識水平，達不到後來的革命政黨能夠教育群眾，啟蒙群眾，把烏合之眾變成有組織有目的的“人民”的高度。他對群眾的厭惡指導了他的憲法制定態度。一直到退休以後才體會到人民可以信任。

他對猶太人比較曖昧，甚至說過：猶太人的血脈與日耳曼各族的血脈合起來會融合成一種發光物，不可以輕視。

他非常中立和我行我素，卻因此犧牲了和本國知識界人士的相處。盧德維克說他是日耳曼的精良眼鏡。近視的日耳曼人有這樣一副眼鏡是很幸運的，不幸的是，他們必須帶著這副眼鏡才能前行，一旦這副眼鏡消亡了呢？

俾斯麥這樣的能人產生於因緣際會，實屬造化。他是他締造的帝國的一個無比重要的部分，從而使得這個國家體制過於依賴能人。他有能力縱橫捭闔，不過玩的不好就是災難。即便俾斯麥這樣高超的平衡大師也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他把政黨一個一個的掐死了。人們說，那些政黨都是他自己的孩子啊。

他不與任何政治家建立信任關係，和所有人戰鬥或者結盟。他不重視培養接班人。因此他沒有自己的根本依靠力量，最終變成了孤家寡人。他推動打造法治國家，卻總想透過排斥以

民主

集中

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直到二戰後，倖存的俾斯麥追隨者才開始承認不講民主的錯誤，但他們的力量已經煙消雲散。俾斯麥的功勳和錯誤二位一體，為後人提供的教訓還遠遠沒有被髮掘出來。

在他之後，沒有另一個俾斯麥了。到了1933年，苦難中的德國人找出一個假冒偽劣強人上臺，引爆了第三帝國的慘烈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