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已經如此艱難，我們何不盡情狂歡？｜ 2018年亞文化盤點

記者 | 傅適野 張之琪

編輯 | 朱潔樹

今天我們為大家奉上一個輕鬆又愉快的盤點，涵蓋2018年在公共輿論領域引發熱烈討論的種種亞文化現象。我們發現，這些曾經被視作區域性的、或者非主流的文化現象，正在逐步突破它們原有的圈層和邊界，層層擴散和蔓延到公共空間，引發一波波新的討論。它們的流行或許體現了一種全民的焦慮與虛無，又或是展示了在快節奏、碎片化的當下，人們逃離現實、尋找精神寄託的種種方式——生活已經如此艱難，我們何不盡情狂歡？

首先，粉絲是不得不說的話題。今年可謂是粉絲文化全面開花、頻繁且高調地以各種不同面貌闖入公共空間的一年。從本年度引發全民狂歡的偶像養成節目，到漫威十週年的粉圈爭論，再到年底的吳亦凡粉絲刷榜事件，粉絲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態勢溢位自身邊界，引發了關於階層、性別，甚至是關於政治的種種討論。

遊戲也已經逐漸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從最早的微信小遊戲跳一跳，到《戀與製作人》《旅行青蛙》，這些層出不窮的引發全民熱潮的手機遊戲背後，反映出現代生活的何種特質？而當電子競技正式被列為亞運會的表演示範專案，當中國的IG戰隊取得2018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冠軍——當遊戲從日常娛樂變為體育賽事，甚至開始與國家榮光產生聯絡時，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遊戲以及遊戲成癮問題？

作為曾經的小眾亞文化，耽美在今年也因為諸多相關影視產品的走紅以及耽美網文作者天一案件引發諸多關注。這種由女性寫作者創作的、以女性慾望為主導的關於男性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何大受歡迎？它們是順從還是挑戰了主流異性戀的價值規範？它們為女性提供了想象中的避難所，還是複製了現實中的種種與性別相關的壓迫與限制？

過去一年也是快手等短影片軟體試圖轉型的一年。從最開始的底層殘酷物語，到如今對新新農村和鄉村能人的呈現，以“快手”為代表的短影片一改最初對農村低俗、獵奇、審醜的刻畫，轉而誕生了備受城市中產追捧的“土味文化”。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底層和中產又是如何透過一個個短小精悍的影片建立一種全新聯結的？

網際網路空間在過去一年裡掀起的一輪又一輪語言和符號的狂歡也備受矚目。從王菊到六小齡童，從楊超越到信小呆——菊言六語易逝，網際網路錦鯉長存。在一次次看似虛無與無用的轉發和調侃背後，是否隱藏著我們這個社會內生性、結構性的焦慮？

盤點的最後一部分獻給今年陪伴大家度過歡樂時光的宮鬥打怪升職劇《延禧攻略》。如何在“爽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延禧攻略》，它是一劑幫助我們逃避現實生活的麻醉劑嗎？如果將其放在“清宮宇宙”的系統中又該如何理解？當成王敗寇的強大權力邏輯已經深入骨髓，是否存在反抗的可能？

1、粉絲文化：強勢“出圈”

關鍵詞：偶像練習生、創造101、漫威十週年慶典、吳亦凡粉絲刷榜、飯圈女孩入侵相聲界

過去一年，“粉絲文化”開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正式“出圈”，粉絲圈內部的震動、公案不斷溢位其邊界，成為主流輿論場內被廣泛熱議的話題。4月，愛奇藝的現象級網綜《偶像練習生》落下帷幕，前20名的練習生一共獲得了超過一億人次的網路投票，其中第一名蔡徐坤得到了4764萬票，是中國電視選秀十幾年歷史中一個創紀錄的數字。自1月開播以來，《偶像練習生》的微博熱搜閱讀量達到了135億，決賽當晚，與《偶像練習生》相關的話題更是佔據了微博熱搜榜前15席中的11席，即便你沒看過這個綜藝，但你絕不可能沒聽說過它。

就在《偶像練習生》決賽播出前不久，談話類節目《圓桌派》請來了“初代偶像”韓庚，與幾位常駐嘉賓一起討論偶像工業與“小鮮肉”現象，三個完全不理解粉絲文化的中年男子和一個急於撕掉偶像標籤的男明星的言論，惹毛了整個“飯圈”，甚至導致韓庚粉絲的大範圍脫粉。而在許多從沒混過飯圈的“圈外人”看來，韓庚所說的“不想被粉絲綁架人生”“不想30多歲還在臺上蹦蹦跳跳”似乎也符合一個年齡漸長的男藝人的心態和對事業的理性考量。正是這種認知上的錯位，製造了飯圈內外的敵意，但也提供了一個對話的必要契機。

《偶像練習生》九強選手

4月，在上海迪士尼小鎮舉辦的漫威電影十週年慶典，再次引發了一場“飯圈”的血雨腥風。這次慶典活動恰逢《復仇者聯盟3》全球首映，出席的明星陣容可謂史上最強，包括“鋼鐵俠”小羅伯特·唐尼、“洛基”湯姆·希德勒斯頓（抖森），“綠巨人”馬克·魯法洛和“小蜘蛛”湯姆·赫蘭德（荷蘭弟），對於常年跨洋追星的漫威粉來說，這本來是一次難得的與偶像親密接觸的機會，但由於主辦方迪士尼中國在活動策劃和執行層面的嚴重“失誤”——失控的“夜排”和中國本土歌手的拼盤演唱會，以及大合影時並非主角的陳奕迅站上“C位”——讓到場的漫威粉絲極為不滿，甚至還引發了漫威粉和歌手粉、“歐美圈”和國內飯圈之間的大型互掐。

到了夏天，少女偶像選秀節目《創造101》橫空出世，幾乎成為繼2005年《超級女聲》之後又一場關於選秀的全民狂歡，併成功製造了王菊、楊超越兩任“話題王”。如果說王菊的爆紅只是劃分出了為其瘋狂的“菊內人”和不明就裡的“局外人”的話（關於“王菊現象”的文化意涵，我們將在本文“菊言六語大錦鯉”部分中專門討論），楊超越所引發的爭議則大得多，她出身底層，唱跳實力不行卻憑藉討喜的長相和蠢萌的性格獲得了超高人氣，節目進行到後半程，楊超越在排位上成功逆襲，同時也招致更多質疑甚至是網路暴力。

關於楊超越的爭議已經超出了飯圈討論的日常，性別和階級兩個最大的議題都能在她身上找到完美的著力點，社會普遍的焦慮、戾氣和價值撕裂都透過她釋放出來。這一切共同造就了一個能量巨大的輿論場，各種各樣的言論、情緒都被吸納進來，其中包括壓力和誘惑夾擊下職場女性的極度焦慮，包括對底層的惡意和汙名，也包括自由市場主義對公平的狹隘定義下慕強凌弱的集體意識。

“介面文化”曾就楊超越引發的爭議採訪了粉絲文化研究者王斐，王斐指出，作為一個少女偶像來說，討人喜歡就已經足夠了，從這點上來看，楊超越已經合格了，但是作為一個唱跳組合的成員，楊超越的確不合格，但這是經紀公司和偶像工業需要操心的問題，不需要觀眾操心。在王斐看來，楊超越之所以受到許多人——尤其是女性觀眾——的攻擊，恰恰是因為她沒有被偶像工業規訓過。由於中國少女偶像團體的消費群構成相對複雜，男女都有，各個年齡層的人也都有，因此，《創造101》的人氣選手在風格上百花齊放，偶像工業也無法清晰地把握受眾的偏好，不知道該把女團往哪個方向包裝。楊超越就是在這個縫隙中開出的一朵奇葩。

《創造101》十一強選手

11月，吳亦凡粉絲海外刷榜事件，讓人們再次見識到了粉絲強大的行動力量。11月2日，吳亦凡釋出了其最新專輯《Antares》，並在第一個週末一口氣佔據了iTunes北美歌曲下載榜前十席中的七席，力壓同期釋出最新單曲的美國當紅小天后“A妹”Ariana Grande。吳亦凡在國內屬於所謂的“頂級流量”（其微博粉絲為4500萬），然而他在北美的知名度遠遜於國內（推特粉絲只有15。8萬），此次在iTunes的“屠榜”操作令許多國外樂迷一頭霧水，他們紛紛去谷歌檢索吳亦凡的資料，甚至創造了“Kris Who”這個熱詞，還有很多人質疑吳亦凡動用水軍機器人程式刷榜，“Chinese bot”一度也成為谷歌上的熱門搜尋關鍵詞。在各方質疑愈演愈烈的情況下，iTunes官方採取了行動，將吳亦凡新專輯中的歌曲從iTunes榜單撤下。

吳亦凡粉絲刷榜事件，應該是歐美音樂工業與日韓偶像體系的一次正面交鋒，吳亦凡的粉絲彼此分享了使用VPN更改所在地IP地址、設定美國Apple賬號、下載單曲和整張專輯、清除快取反覆購買、24小時單曲迴圈等一整套“攻略”，大舉“攻陷”了iTunes榜單。面對圈外人的“群嘲”，吳亦凡的粉絲顯然不能理解，在他們看來，粉絲為了偶像打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甚至不惜將此事上升到民族主義高度，認為吳亦凡被“踢出”榜單是針對中國藝人的“種族歧視”。

吳亦凡在微博上秀出新專輯上榜成績

年底，飯圈女孩入侵相聲界的新聞再次引發熱議，郭德綱的二弟子張雲雷，儼然成了相聲圈的“愛豆”。媒體人孟靜指出，在張雲雷之前，郭德綱、岳雲鵬的粉絲雖然多，但這些粉絲都是“相聲粉”，是為了聽他們說相聲而來的，相比之下，他們拍的喜劇電影，就沒有那麼多觀眾買賬。但到了張雲雷這裡，規則全變了，他的粉絲用消費升級的飯圈方式把他捧成了流量。從此德雲社的相聲演出現場會出現一群揮舞著綠色熒光棒的女孩，德雲社甚至被調侃為“DYS48”，由於飯圈女孩的湧入，張雲雷和楊九郎的演出甚至變得一票難求。

孟靜還提到，德雲社的其他成員在演出時也會收到粉絲的禮物，但通常是毛絨玩具、鮮花、化妝品之類的小額禮物，但張雲雷受到的可是韓國偶像應援的待遇，他每次上臺前都要先收禮物，而且收的都是奢侈品。粉絲為了他甚至不惜和《偶像練習生》亞軍陳立農的粉絲“正面剛”，只是為了一個不明所以的榜單——這一切在過去的相聲行當裡，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情，粉絲的一些行為甚至還違反了相聲界的傳統行規，包括“拉踩師兄弟、編排師父、撕搭檔”等等。

針對一系列成為公共話題的“飯圈大事件”，“介面文化”於4月底舉辦了一次“粉絲圓桌”，請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鄭熙青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林品以及粉絲文化研究者林西（化名）進行了一場對粉絲文化的探討，其中的部分內容可以用來解釋上述這些事件背後的原因和邏輯。

首先，關於“偶像”到底是什麼，林西指出，偶像和演員/歌手的分界點在於，偶像讓渡了自己自由進入一段親密關係的權利，粉絲認為你不可以談戀愛，你就不可以。林西將“偶像”定義為一個“提供有關親密關係想象素材的資料庫”，粉絲可以根據這個資料庫裡的資料，自己選擇、訂製偶像的形象。在國外的研究中，粉絲對於偶像的“意淫”被稱作一種“準社會關係”，即一個俗人和一個媒體名人之間的想象性的親密關係，在偶像制普及之前，人們往往認為這種關係是病態的，偶像工業存在的基礎就是將這種病理性的症狀“去病理化”，它告訴粉絲：你的需求是合理的，我可以來滿足你。這樣一來，偶像就變成了一個職業化的大眾情人，迴應粉絲的愛慕和表白成了他的職責，而如果不迴應，或者回應得不得體，就是“偶像失格”，這也是去年鹿晗公佈戀情，以及今年韓庚在“圓桌派”上發言之後，粉絲大規模“脫粉”的原因。

其次，飯圈的很多組織、動員方式——包括內部貢獻率的競爭、樹立共同的敵人等等——都不是飯圈所獨有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因此，林西認為，圈外人不能理解的不是這些做法本身（簡單地說就是“黨同伐異），而是粉絲這麼做的背後動機，這個動機必須要進入圈內才能理解。林品指出，圈外人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粉絲會崇拜一個影視或文化產業創造出來的愛豆，但如果把這個愛豆替換成一個政治領袖，甚至一個人格化的國家實體或政治理念，很多人就不難理解了。但這也同時意味著，這一套已經在實踐過程中打磨得非常成熟的行為模式和組織方式很容易被收編，從而轉化為對某種政治理念、政治實體的維護。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粉絲和“小粉紅”的一個接合點。

2、遊戲：在送電擊與拿金牌之間

關鍵詞：《戀與製作人》《旅行青蛙》《中國式家長》、電子競技進亞運、IG戰隊獲世界冠軍、網路遊戲版號審批收緊、“遊戲成癮”

《戀與製作人》是2018年開年第一個“爆款”遊戲。作為一款針對女性玩家的“戀愛模擬遊戲”，《戀與製作人》畫風唯美、操作簡單。阿莫為“介面文化”撰寫的評論中提到，《戀與製作人》的劇情其實相對薄弱，玩家扮演的女主角繼承了父親快要倒閉的電影公司，需要作為節目製作人拯救公司，但拯救的過程並不重要，女主的“工作線”也被弱化了，重點在於，女主藉此機會認識了四位魅力非凡但風格迥異的潛在戀愛物件——分別是超級巨星周棋洛、霸道總裁李澤言、天才科學家許墨、帥氣特警白起——玩家需要從中選出自己中意的物件，並最終向他告白成功。

由於到了遊戲後期，玩家只能透過抽到或買到稀有卡才能通關，《戀與製作人》遭遇了“氪金”爭議，不少網友吐槽，這一表面純愛向的遊戲，本質上卻揭示了跟男神談戀愛需要錢的殘酷現實，不少玩家更是調侃這就是一個“養老公”的遊戲。

遊戲《戀與製作人》

虛擬世界的愛情比現實中的愛情更加誘人嗎？在阿莫看來，遊戲中快餐化的愛情所折射出的，是整個時代的“無愛症”。在專門為女性玩家打造的戀愛遊戲中，女性將現實中被加諸於自己身上的種種審視和需求投射到了男性物件身上，就如同男性凝視下“不可愛”的女孩不值得被愛一樣，醜陋、貧窮、木訥的男性也同樣不值得被愛。或者說，值得去愛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某種被符號化、引數化的“理想型”。遊戲的潛在邏輯是，愛情的複雜性和不可預知性是不好的，我們更需要的是即時獲得情感滿足的某種“要素方程式”。現實中，被這種方程式馴化的物件往往是女性，但在遊戲中，權力看似實現了反轉，但背後的機制卻沒有改變，而這種機制本身——而不是機制中男女所處的位置——才是讓人們在愛情中不自由的真正原因。

“養老公”的風潮還沒過去，“養蛙”很快就成為了新時尚。由日本Hit-Point公司出品的小遊戲“旅行青蛙”是今年年初又一個“爆款”，與“養老公”的《戀與製作人》相比，這款養蛙遊戲要佛系得多，玩家能夠操控的部分十分有限——只能默默為自己的青蛙準備飲食和旅行裝備，等待他出門旅行並帶回明信片和紀念品。阿莫在給“介面文化”撰寫的文章中談到，《旅行青蛙》像是一本不知道結局的小說，走紅以來，被討論得最多的，就是遊戲本身的不可控。

阿莫指出，“弱操作、隨機性和碎片化”似乎已經成為近年來流行的許多手遊的共性，在這些遊戲中，考驗玩家技巧、速度和智力的操作感越來越弱，劇情的連貫性一再降低，人物設定也更加簡單粗暴，但正是這些“降了級”的遊戲，征服了玩家，讓無數人沉溺其中。由於更加貼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這些上手快、門檻低、不費腦、隨時可以暫停的小遊戲正在成為新的潮流。遊戲越來越“輕”背後，反映的是數字時代最大的焦慮——時間不能空白，以及人們為“治癒”這一焦慮而患上的嚴重的電子依賴症。

遊戲《旅行青蛙》

另一款在今年成功“逆襲”的獨立遊戲，是由“墨魚丸”公司出品的模擬養成類遊戲《中國式家長》。遊戲模擬了一個男孩從出生到十八歲的成長經歷，玩家要透過一個“挖腦洞”的小遊戲來提高智商、情商、記憶力等屬性，同時積累“悟性”，擁有了一定的“悟性”之後，就可以學習各種技能，完成各個階段的課業任務，從幼兒園到高中一路升學，直到高考。除了學習考試以外，玩家還需要應對各種人際關係課題，比如，在“面子大戰”中，你要努力成為“別人家的小孩”，讓父母在鄰里之間有面子；而在“搶紅包”小遊戲中，你既要禮貌地推辭，又要在和親戚的客套拉鋸中將紅包收入囊中。

“話題性”和“回憶殺”讓《中國式家長》上線後迅速躥紅，但出乎主創團隊意料的是，這個被他們定位為“小品級”的遊戲，卻讓很多玩家玩到七八週目（“周目”是遊戲術語，在上一次通關之後的存檔基礎上重新開始遊戲就是一個新的周目）之後仍然無法自拔，目的只是為了讓“孩子”上北大清華。遊戲研究者傅善超在接受“介面文化”採訪時指出，一定要上北大清華的執念，一方面和中國人對於高考的認知有關——考上北大清華是高考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也和遊戲本身的機制有關。儘管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給“孩子”制定不同的人生軌跡，可以當體育生、藝術生，甚至是“古惑仔話事人”，但根據遊戲本身的設計機制，在這眾多路徑中，上北大清華無疑是最具挑戰性、最難達成的一項，可玩性也是最高的。因此，傅善超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上北大清華的執念，也是從遊戲內部被召喚出來的。

2018年，整個中國遊戲產業也發生了許多“大事件”。首先是對網路遊戲版號審批的收緊。2016年6月，廣電總局釋出了《關於移動遊戲出版服務管理的通知》，要求包括移動遊戲在內的網路出版物需事先申報並取得出版版號，方可上線收費運營。自今年2月以來，沒有一款進口網路遊戲獲得版號，3月，由於相關機構調整改革，網路遊戲版號申辦業務宣佈停辦，遊戲產業迎來“寒冬”，小廠接連倒閉，大廠斷臂求生。據“簡易財經”報道，2018年上半年，中國網路遊戲總收入1050億元，增幅為5。2%，是有史以來的最低增速，也是這一數字首次跌至個位數。同期，中國自主研發的網路遊戲在海外的銷售收入為46。3億美元，同比增長16%，高於中國遊戲市場整體規模的增幅。這正是在版號凍結的情況下，不少遊戲廠商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的結果。好訊息是，在12月21日舉辦的2018中國遊戲產業年會上，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馮士新宣佈遊戲版號重新開放，首批遊戲審查已經結束，正在抓緊核發版號。

而在今年的雅加達亞運會上，電子競技被正式列入亞運會的表演示範專案。中國隊在參與的全部三個專案中，取得了兩金一銀的好成績。據悉，在四年之後，也即2022年的杭州亞運會上，電子競技將成為正式比賽專案，與乒乓球、田徑、游泳等傳統專案平起平坐。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孫佳山在給“騰訊·大家”撰寫的評論中指出，在移動網際網路碾壓一切傳統媒介的時代，奧運會、亞運會這類傳統體育賽事的收視率正在全面下滑，電競將成為奧運/亞運經濟的新“頂樑柱”。2017年，某網路遊戲職業賽事的觀賽人次突破100億，全年觀賽時長突破17億小時，這一資料已經打破了傳統體育賽事轉播的所有收視紀錄，據統計，以網路遊戲為基礎的電子競技產業的規模，最快將在2020年趕超傳統體育產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電競進亞運、進奧運不過是市場的大勢所趨。

IG戰隊奪冠

11月3日，在韓國仁川舉辦的2018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中，來自中國的IG戰隊在賽前並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以3：0的比分橫掃歐洲豪門FNC，爆冷奪冠。IG戰隊的奪冠掀起了一場網路狂歡，一條被瘋狂轉發、引用的微博道出了許多遊戲迷的心聲：“此前中國各路戰隊衝擊七年未果，本屆賽事的中國戰隊也只剩IG一根獨苗，然而就是這根獨苗，奪冠了！為什麼你會聽到年輕人的歡呼？因為這是他們不被理解的少年時代與現在，此刻得到了正名。”過去不被理解、甚至要被送去電擊的“網癮少年”，如今成了國爭光的英雄，這看上去像是日本熱血漫畫一般的“燃爆”結局，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眾對遊戲的過度恐慌和汙名，但這是否同時意味著，將有越來越多的少年被資本捕獲，進入遊戲和電競的領域，大浪淘沙之下，成為“英雄”的幸運兒又能有幾個呢？

與遊戲、電競產業蓬勃發展、登堂入室相對的，是人們對於“遊戲成癮”的擔憂。6月19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遊戲障礙（gaming disorder）列入新版的《國際疾病分類》草案，該草案預計將於明年5月在世界衛生大會上頒佈，2022年1月1日生效。草案規定，如果符合下列條件，則可以被認定為患有遊戲依賴症：

沉溺於遊戲，本人無法控制遊戲時間；

其他興趣及日常生活都須讓位於遊戲；

即使出現負面後果，仍然不肯停止和放棄遊戲；

以上狀態持續至少12個月。

針對WHO的這一舉措，支持者認為在遊戲於人們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的今天，正視遊戲致人上癮的性質，有助於推動與遊戲成癮相關的研究和臨床治療，幫助更多人擺脫遊戲成癮的困擾；而反對者則認為，關於遊戲成癮的診斷缺乏足夠的臨床依據，所謂的“遊戲成癮患者”往往也存在抑鬱、焦慮、社交障礙、注意力缺陷等問題，無法確定這種精神障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遊戲本身引發的，在這種情況下，將遊戲成癮病理化，容易引發恐慌，或者為藥物或電擊療法的濫用提供合法性。

正如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林品在《楊永信與IG交替刷屏的時代，我們如何研究電子遊戲？》一文中談到的，在今天的中國，作為一種公眾議題的“電子遊戲”似乎總是伴隨著巨大的爭議：一方面是遊戲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張，另一方面是有關部門的嚴格管控；一方面是中國電競國家隊、俱樂部屢屢在國際比賽上獲獎，另一方面是山東臨沂網路成癮戒治中心仍在電擊所謂的“網癮少年”。面對這樣令人錯愕的現實，我們應該怎麼辦？孫佳山在《電競進亞運：拿了金牌的孩子，回國後還要被抓進去電擊嗎？》一文中指出，我們不應再用“精神鴉片”“電子海洛因”這樣汙名化的詞彙將遊戲產業一棒子打死，而應該平心靜氣地面對這一文化轉型週期，反思文化治理和社會治理上的結構性缺失，不能再理直氣壯地用電影、電視等傳統媒介下的治理經驗來面對這樣龐大體量的嶄新文化現象了。

3、耽美：審查限制下的野蠻生長

關鍵詞：鎮魂女孩、耽美網文作者判十年

今年夏天，“鎮魂女孩”的強勢刷屏，讓這個原本製作水準並不出眾的網劇成了爆款，到7月25日收官為止，其累計播放量已經突破26億次。這部由在晉江文學城連載的耽美網文改編的網劇，雖然將原著中兩位男主之間的愛情改成了兄弟情，但還是收穫了一大批瘋狂的“CP粉”。

何為“耽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邵燕君主編的網路文化關鍵詞詞典《破壁書》中是這樣解釋的：“耽美”是女性作者寫作的、以女性慾望為導向的、主要關於男性同性之間的愛情或情色故事，其受眾群一般被稱作“腐女”。有趣的是，在對兩個男性角色之間的感情進行想象時，常常需要按照某種異性戀規範將他們劃分“攻受關係”，一般來說，“攻”可以理解為偏向男性氣質的一方，而“受”則是偏向女性氣質的一方。但《鎮魂》裡的“巍瀾CP”就超越了這一規範，儒雅的大學教授沈巍的定位是“溫柔內斂美人攻”，而留著鬍子、看似粗獷的警察趙雲瀾則是“暴躁精分受”，這樣的反差萌帶來的新鮮感，這是這對CP爆紅的原因之一。

“介面新聞”的深度報道《CP女孩的異想世界》裡還提到了另一個現象，在目前的主流性別文化規制以及審查制度下，CP粉雖然戰鬥力很強，但基本還是處於“圈地自萌”的狀態，一旦“出圈”，就容易成為“背鍋俠”。據圈內人士分析，粉絲需要分清自己“磕”的究竟是角色CP還是真人CP，如果有太多關於藝人本身的傳言，就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事業，而藝人可能會停止互動，粉絲也就無CP可“磕”了。例如曾共同出演了耽美網劇《上癮》（該劇已經被下架）的演員黃景瑜和許魏洲就曾被粉絲組成“瑜洲CP”，至今仍然排在微博超話CP榜的前列，但微妙的是，黃景瑜和許魏洲兩人卻已經很久沒有公開互動過了。

《鎮魂》劇照

10月31日，耽美網文作者天一因“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被蕪湖縣人民法院判處十年零六個月的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天一案被查處的是一本名叫《攻佔》的耽美小說，它首先在網路上連載，之後被製作成實體書，透過微博發售，這種操作，在耽美圈內是司空見慣的，但這一次，卻給作者招致了十年的牢獄之災，由於量刑的爭議，“天一案”很快成為了輿論熱議的話題。

根據1998年版《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天一靠這本印刷了7000冊的小說獲得15萬元收入，已屬於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中“情節特別嚴重”的一類，但這是20年前的司法解釋，放到今天顯然已經過時，在1990年代，一本書盈利15萬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但放到今天，這顯然已經不算什麼。除此之外，7000冊並不是實際的銷量，而15萬元的收入中也沒有剔除成本，這兩點明顯的漏洞也是不少網友質疑一審量刑的原因。

在具體的司法解釋和量刑依據之外，作為一種情慾文化的耽美文學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問題，也因為“天一案”進入了公共話語空間。阿莫在給《新京報書評週刊》撰寫的評論中指出，對於女性來說，耽美作品中情慾描寫的特殊性首先在於，它允許女性從一種安全的位置來看待性慾本身，而在現實生活中，性往往和道德、生殖、身體審視等交織在一起。透過女性身體的立場，女性才能在耽美小說中告別恥感和自我檢視，獲得對一種絕對安全、沒有負擔、只關乎感官愉悅的性的想象。從這一角度上看，它具有女性情慾解放的意義。

但另一方面，阿莫也指出，耽美作品中的性別壓迫和情慾壓迫仍然揮之不去。例如耽美作品中經常出現一種在現實中往往加諸於女性身上的“貞操觀”的變體，要求性行為的“接受方”是沒有性經驗的清白之身，並且需要從一而終，“強攻弱受”的模式也十分常見。換言之，儘管耽美作品成為了女性情慾的載體，但絕非是對傳統文化中女性主體性失落和女性情慾禁忌的直接反抗，而是用女性身體的缺席以及男體模擬女體的方式迴避了問題的本質，從這一角度看，耽美作品的顛覆性也不過是父權社會的虛無投影。

4、短影片中的“土味文化”：從殘酷底層到新新農村

關鍵詞：手工耿、華農兄弟、短影片行業監管風暴、田園牧歌式幻想

在“注意力經濟”大行其道的時代，短影片已經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當下主流的文化現象。2016年，微信公眾號“X博士”以一篇《殘酷底層物語：一個影片軟體中的中國農村》強勢刷屏。在文中，作者嘗試以短影片軟體“快手”為例，窺探中國農村面貌。透過對於自虐、兒童模仿社會人抽菸喝酒等不同型別短影片的梳理，作者得出結論：快手中的世界和北上廣的世界，是兩個完全沒有交集的世界。農村群體想要出人頭地只能透過在短影片上博人眼球的方式，但歸根結底，他們永遠也無法打入城市中產圈層。

X博士的文章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最初短影片平臺的火爆也確實與展示鄉村生活中不美好、低俗，甚至帶有審醜趣味的一面息息相關。回顧最近三年來短影片平臺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在內外合力的作用下，短影片平臺正在悄悄轉型。起初，快手的橫空出世與低俗、農村捆綁，在城市中產精英眼中，它成為窺視底層的視窗，同時也成為一種茶餘飯後的談資——透過嘲笑、揶揄和鄙夷，城市中產精英與此類俗文化的載體劃清界限，他們選擇使用一閃、VUE等短影片軟體記錄日常生活，並站在自己定義的鄙視鏈頂端俯視眾生。到了今年，尤其是4月份各大平臺被勒令整改之後，一股新的正能量農村網紅風再度吹起。伴隨著近期如“手工耿”“華農兄弟”等土味直播的走紅，城市中產已經從曾經睥睨鄉村和底層的居高臨下者，轉變為田園牧歌式的鄉村景觀的消費者和買單人。

手工耿

手工耿叫耿帥，目前生活在河北省保定市定興縣楊村，他初中輟學，跟著焊工父親到處打工。在“介面新聞·正午故事”的《穿雲箭上的手工耿》一文中，作者張瑩瑩回顧了手工耿的走紅之路。2017年6月，耿帥開始玩“快手”。他上傳的第一個影片是用管鉗搭起來的螞蚱。接下來他釋出了140條影片，展示自己做手工的幾十種設計。手工耿開始走紅是今年年中的事情。5月26日，他上了快手公號。9月8日，他登上微博熱搜榜第42位。10天后，他憑藉“腦瓜崩輔助器”登上熱搜榜第16位。9月22日，耿帥參加了“快手”在北京朝陽大悅城地下一層舉辦的鄉村市集，遇到了大批自己的粉絲。9月29日，他登上騰訊新聞頭條。當天釋出的影片“地震吃麵神器”獲得了超過1100萬的播放量。有粉絲指出，手工耿一本正經地介紹搞笑發明，暗合了周星馳電影中的那種錯位感，具有一種獨特的荒誕冷幽默氣質。

除了手工耿，今年備受關注的農村網紅代表還有華農兄弟。華農兄弟由竹鼠養殖戶劉蘇良和他的朋友胡躍清組成，“華農”取中華農村之意。兩人是初中同學，畢業後分別外出打工多年。劉蘇良因為喜歡清靜，打工也沒看到什麼希望，因此回到老家，開始從事竹鼠養殖工作。2017年10月，二人開始合拍與竹鼠相關的短影片。在影片中，二人為吃竹鼠找出各種無厘頭的理由——中暑、憂鬱症、打架受內傷、長得漂亮等等。今年11月，備受關注的美食博主“廚子王剛”與華農兄弟的歷史性會晤，也受到了廣大網友的持續關注和追捧。

在發表於“三聲”的《短影片眼中的新農村：沒有土味喊麥，手工耿、華農兄弟等備受熱捧》一文中，作者吳睿指出了此類農村網紅在“快手”等短影片平臺大火背後的政策支援和企業轉型因素。在經歷過“底層殘酷物語”、引導使用者沉迷等輿論危機後，短影片行業從今年4月起迎來了監管風暴。眾多短影片平臺相繼被約談、通報批評、下架、整改，“快手”推出家長監管模式、下架大批未成年媽媽影片，內涵段子APP則被永久關停……各個短影片平臺也紛紛開始重新思考可能的出路。平臺選擇的路線是，響應精準扶貧政策，將扶持重點放在正能量草根使用者身上。這不啻為一次聰明的政治正確之舉。在8月第二屆“中國智慧三農大會暨鄉村振興帶頭人峰會”上，快手宣佈將選出平臺上的鄉村帶頭人，幫助他們及其家鄉發展物產以及文旅和非遺變現。這對於擁有大量農村使用者的快手來說，是一個具有前景的發展方向。

“被抑鬱”的委屈巴巴的竹鼠

這次轉型後，螢幕前的城市中產，也開始紛紛買單。“三聲”認為，這些新一代農村網紅，記錄的不再是以獵奇和審醜為導向的底層殘酷，相反，如今他們聚焦的是真實、自然與質樸的農村生活。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以能人和創業者形象出現，享受鄉村生活。對於每天在大城市疲於奔命的年輕人來說，這些短影片展示了一種新型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田園牧歌式幻想。

作者阿莫在發表於“新京報書評週刊”的《竹鼠走紅！我們是如何透過“土味直播”想象農村的？》一文中指出，隨著“土味影片”的流行，一群沒有光鮮學歷和城市生活經驗的農村網紅，已經實現了城市自媒體作者苦苦奮鬥和追求的“十萬加”，成為草根傳奇。不少專業人士將這些農村網紅的走紅歸因為“使用者下沉”，即龐大的三四線城市與鄉鎮農村人口進入網際網路。但阿莫認為，這些“土味”影片的受眾，往往並非小鎮青年或者農村使用者，而是一群好奇的城市中產。

阿莫指出，這些走紅的農村網紅影片，已經開始注重鏡頭、剪輯、旁白以及標題的設計，讓內容擁有流行起來必備的“網感”。與此同時，在這些影片中，基本看不到破舊可怕的生存環境和糟糕的衛生，人們享受著勞動的快樂。因此，這些影片構成城市中產想象鄉村的典型文字。“直播影片中構建的鄉村空間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建立的‘新的租界’，展現著一個個與真實鄉村所割裂的田園牧歌式想象。”如此一來，一方面鄉村作為城市生活的對立面所代表的落後、貧窮和骯髒被從都市想象中剔除，另一方面，鄉村精神和文化被城市觀看者挪用和佔有。鄉村在短影片中從此成為一個景觀化和理想化的居所，是逃離都市繁忙的桃花源與烏托邦。在這種城市中產對於農村景觀的消費過程中，前者其實在慢慢陷入一個龐大的消費陷阱：透過夢幻般的鄉村圖景，無數有機農產品以鄉村生活符號和標誌的方式，進入城市中產的生活，滿足他們無法逃離城市卻又渴望鄉村生活的強烈願望。

5、網際網路空間的符號亞文化：菊言六語大錦鯉

關鍵詞：王菊、六小齡童、楊超越

回顧2018年一年，以語言和影象主導的網際網路亞文化狂歡掀起了一陣全民風潮。4月，《創造101》開播，兩位選手王菊和楊超越分別由於不符合主流女性偶像審美和能力不行一路哭到季軍而走紅。再後來，她們成功出圈，分別成為了菊言菊語和當代錦鯉的代言人。到了年末，六小齡童領銜的六學又掀起了新一輪的網際網路狂歡高潮。在這些網路戲謔、調侃與狂歡的背後，是單純的無聊還是對於日常生活焦慮的一種投射？

在女團選秀節目《創造101》開播一個月後，選手王菊走上了一條令人詫異的逆襲之路，在網路空間迎來了意想不到的火爆。王菊的開場並不算很好，並未獲得太多關注。在第四期節目“逆風營救”環節，王菊在淘汰邊緣被Yamy救回，獲得旁聽生資格。此舉引發觀眾強烈不滿，王菊被視為強行留下的選手，觀眾迅速開創出黑話“地獄空蕩蕩，王菊在土創”表達不滿情緒。在接下來的幾期節目中，王菊憑藉其流暢明確的表達、獨立的氣質以及試圖重新定義中國第一女團的霸氣宣言圈粉無數。到節目播出過半之時，#王菊#超級話題已經登上微博熱搜榜首，同時王菊也登上女團投票榜榜首。王菊的粉絲迅速攻佔網際網路，他們自稱為“陶淵明”或“沈眉莊”，前者是吟誦“採菊東籬下”的山水田園派詩人，後者則是電視劇《甄嬛傳》中吟過宋代詩人鄭思肖“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的後宮嬪妃，引申為“愛菊之人”。粉絲們發揮強大的創造力，開創了一系列“菊言菊語”以及和王菊相關的表情包。王菊本人也迅速從一個偶像節目出身的選手變成網際網路狂歡中一個剝離其本身特質的符號。或許正因為如此，王菊龐大的粉絲群體的構成也頗為複雜，除了性少數群體和女權主義者外，還有單純被花樣百出的順口溜式投票口號和層出不窮的表情包吸引的吃瓜群眾。

網友製作的王菊表情包

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格林威治嬉皮研究公社”的《純粹王菊批判》中，作者魚老師談及王菊狂歡的後續走向：一種是如眾多突然火爆的網路用語和符號一樣，成為網際網路世界經久不息的經典日常梗，在每日的重複使用中，其最初意義和爆紅原因被逐漸忘卻；另一種是消弭，和大多數一時興起的模因（meme， 指透過模仿等方式傳遞的文化或行為因子）一樣，在一夜爆紅之後迅速消失於嘈雜的網際網路世界；第三種可能是，當如王菊這樣的“反型別”本身成為一種型別的時候，網民的興奮點會逐漸提高，在一次次高潮中逐漸麻木，喪失想象力。

事實上，這場狂歡確實是短暫的，六個月後，“菊言菊語”早已被眾人遺忘，取代它的，是新一輪的“六學”狂歡。“六學”是什麼？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六學”是部分中國網友對電視劇《西遊記》孫悟空扮演者六小齡童一些言行進行的模仿和惡搞。網友自發組成“六學研究學會”，以百度貼吧為據點，把六小齡童說過的話、寫過的字、做過的事情紛紛挖掘出來，以各種形式展現在公眾面前。細心的網友們還為“六學”造了一個對應的英文專業術語Sixology，以凸顯此門學科的正規性。一部“六學”，其實可以看做是六小齡童的人設崩塌史，從曾經的國民偶像到如今的群嘲物件，六小齡童的口碑和聲譽經歷了一次火山車式的起伏。而他當下面臨的猛烈批評，很大程度上是眾人對六小齡童多年來壟斷《西遊記》闡釋權的不滿集中爆發的結果。

與“菊言菊語”類似，當“六學”逐漸興盛並席捲整個網際網路時，它與六小齡童本人也無甚關係了。六小齡童在其中又被簡化為一個供網友娛樂消遣的空洞符號。正如X博士在文章《是時候了，六小齡童該上吐槽大會了》中所言，“六學”這一網路亞文化的形成，印證了網際網路的特點，它即能讓人迅速膨脹，也會迅速將其反噬。但究其根本，“六學”的本質並非惡意誹謗和攻擊，而是一種處於娛樂目的的狂歡。不管是王菊還是六小齡童，都是被選中的人，他們與網友的關係，就像是宿主和寄生蟲的關係，一個提供文化養料，另一個群體瘋狂吸食。面對這種狂歡，王菊和六小齡童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應對路徑：前者融入其中，加入自黑，與廣大網友打成一片；後者太過嚴肅正經，依然不遺餘力地對網友的評論逐一進行反駁。可殊不知，網路狂歡的物件是很難透過正向反駁洗刷“汙名”的，因為狂歡的本質是玩樂。因此，在這種互聯網遊戲中，像王菊、唐國強這樣放下身段、加入狂歡、愉快地收割“黑轉粉”，才是正道。

網友炮製的“六學教程”

錦鯉崇拜這一網際網路玄學的重要派別的興起，也是最近幾年的事。網路錦鯉文化鼻祖之一，微博@錦鯉大王目前擁有1630萬“信眾”，而這個ID的賬號簡介，也透露了錦鯉文化的真諦：“願望交給錦鯉，你就只管努力”。相比菊言六語這樣的曇花一現的網路狂歡，網際網路錦鯉文化無疑是持久的，並且總是能夠迎來一波又一波階段性高潮。今年三波高潮的主角則分別是《創造101》選手楊超越、被支付寶鉅額紅包砸中的信小呆，以及一篇營銷文中的躺贏女孩。

先說楊超越，她在比賽中一路躺贏，唱跳俱不佳，還喜歡哭鼻子，卻被粉絲送上了第三名的寶座。比賽之後，她又因為自帶流量的體質，獲得了不少令人羨慕的資源。隨著楊超越順風順水的經歷，網際網路的輿論也開始轉向，她從最初遭人詬病和非議的物件，搖身一變成為了全民錦鯉icon。信小呆則是支付寶從微博三百多萬次轉發中抽出的幸運兒，10月7日，信小呆獲得支付寶“中國錦鯉全球免單大禮包”，在得知獲獎後，他釋出微博稱：“我下半生是不是不用工作了？？？”引發眾多網友羨慕。10月24日，一篇名為《在這個從小躺贏到大的女人面前，楊超越真的不算錦鯉……》的文章又刷爆朋友圈。這篇文章的作者“一地金啊”自稱是一個家有300畝地的雄安富婆，在文章中，她歷數了自己從小到大受到命運之神眷顧的事例。至此，網際網路錦鯉已經從一個單純的乞求好運的符號變成了和商家營銷以及公眾號漲粉掛鉤的策略和手段，但即便如此，仍然不妨礙網友們高漲的轉發熱情。那麼，究竟是什麼在推動長盛不衰的網際網路錦鯉文化呢？

在發表於“介面新聞”的一篇《死亡與錦鯉：論風險社會與我們的焦慮》文章中，作者李晉和馬麗指出，當下這種對於錦鯉的瘋狂轉發，這種將個人生活的全部希望寄託於運氣而非努力的行為，反映出中國目前宏觀結構和制度的種種問題，也反映出在面對著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當下，人們不再寄希望於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制度，反而是轉向運氣與幻想。這種期望用運氣滿足慾望的行為，構成了當下的拜物教。

錦鯉楊超越

6、宮鬥戲中的權謀與愛情：爽文化當道，反抗何以可能？

關鍵詞：《延禧攻略》

作為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宮鬥劇年年都有，但今年，《延禧攻略》可謂開創出一片宮鬥劇的全新局面。女主角魏瓔珞在主角光環的庇佑下，一路開掛，升級打怪，在宮廷中如魚得水，節節高升，這種披著宮鬥劇外衣的職場爽文，頻頻戳中觀眾的爽點。而劇中的富察皇后，則被塑造成一個與世無爭、無心宮斗的佛系皇后。皇上則是一個熱衷於吐槽一眾嬪妃，只痴心於皇后一人的專情男主。

《延禧攻略》的大獲成功，恰恰說明“爽文化”在當下的大行其道。“爽文”本是網路文學中的主流門類，在此類作品中，主角通常都能夠在逆境之中力挽狂瀾、強力翻盤、迅速反彈。正是透過這種絕地反擊（比如羞辱比主角位高權重的物件，通常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上流階層），讀者獲得了一種極致暢快的情感體驗。除此之外，主角也可以在逆境中不斷奮鬥，最終變得強大，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如果是以男性讀者為主要受眾，則主角常常開疆闢土，成為英雄，成為家族、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拯救者。在以女性讀者為主要受眾的小說裡，通常的設定則是宮鬥文中女性從小透明一路升級成為大女主的過程。《延禧攻略》和此前改編自網路小說的電視劇《花千骨》《甄嬛傳》都遵循這樣的套路。

阿莫在為“新京報書評週刊”撰寫的評論文章中指出，雖然此類爽文和爽劇表面上五花八門，但本質卻大同小異，即給受眾一種重複的刺激，讓讀者陷入純粹的快感海洋，期待一個又一個新的“爽點”。阿莫指出，如今“爽文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為在消費“爽文”時，讀者可以暫時忘卻自己在現實中的身份和限制，在日常生活的喘息掙扎中透過意淫獲取短暫的幸福與快感。從這個角度來看，“爽文化”實則是一種麻醉劑。同時阿莫也指出，僅僅將“爽文”理解為麻醉劑，似乎過於片面。“爽文”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極致的快感，也有對現實世界的迴響與反抗。不少網路爽文都進行了“女尊”“女強”等性別定位顛覆的激進想象，也算是對於男女不平等現實的一點點反抗與迴應。

如果我們跳出“爽文化”的脈絡，將《延禧攻略》放在清宮戲這一正規化中去審視，又會有何種發現？張之琪發表在“介面文化”的評論《“清宮宇宙”20年：權力邏輯當道，愛情神話破滅》中，梳理了從《還珠格格》到《延禧攻略》的清宮戲20年發展歷程。在張之琪看來，隨著《甄嬛傳》的成功，它所代表的成王敗寇的權力邏輯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共識。不知不覺間，現代生活——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職場生活——已經被窄化為一個等級森嚴、弱肉強食的後宮式牢籠。對於強者的認同和代入，讓讀者在跟著暗爽之餘，喪失了同情弱者的能力，也喪失了反思權力結構的能力，繼而喪失了想象一種更加平等、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能力。

《延禧攻略》主角魏瓔珞

在清宮戲的邏輯下看《延禧攻略》，一方面它將弱肉強食的權力邏輯發揮到極致，女主角一路開掛，最終登上權力頂峰。而另一方面，富察皇后這個佛系的角色，又為這部戲帶來了一些變化。富察皇后對於後宮權力有一種清晰的認知，她明白不論是自己，還是那些企圖加害於她的妃嬪，本質上都是封建制度對於女性重壓之下的受害者。在她墜樓自殺前的獨白中，她認為自己首先錯在失掉自我，甘願做後宮裡的一個玩偶，其次在於貪戀兒女私情，渴望得到君王之愛，結果卻在牢籠中越陷越深。雖然愛情神話在富察皇后身上破滅了，但她依然嚮往自由平等的愛情，並希望他人最終能獲得這樣的愛情。張之琪在文末指出，正是在富察皇后身上，我們看到了難得的自省能力和反抗精神，她不僅能夠認清後宮的規則，還能夠拒絕參與，並且想象出一套替代性的規則。除此之外，她對於後宮中其他女性的同情和保護，也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基於姐妹情誼的團結，看到了作為被壓迫者或潛在反抗者的集體，在今天的歷史想象中重新浮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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