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壇中，“三曹”與“七子”的關係

曹丕是建安七子嗎

曹操父子、建安七子能共存於一個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幸事。遍覽中國歷史，從沒有哪一個位極人臣或帝王之尊的政治強人能像曹操或曹丕那樣如此喜愛甚至痴迷於文學；也從

沒有哪個文人群體，從整體上能像建安七子那樣在充滿政治熱情、極富進取精神的同時，還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激情和極高的文學水準。

“三曹”和“七子”之間互為師友、相互屬文的交往，

極大促進了文學的向前發展，對中國文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另外他們交往過程中或和諧、或齟齬的故事也各有趣味。

一、“三曹”與“七子”之間的和諧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有“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感悟，

很貼切地道出了文人以己為尊的普遍心理，同時也點出了文人之間多不相睦的普遍狀況。

“三曹”與“七子”之間的交往沒有“相輕”這種情況的發生，這其中誠然有雙方互為上下、甚至互為君臣這方面因素的影響。

但發揮主導作用的恐怕還是當事人彼此之間，惺惺相惜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平等意識。

建安七子能夠雅集一處得益於曹操的網路。曹操素來求賢若渴、愛好文學，於是在得勢後他便大肆招募天下文才。建安七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先後圍繞在曹氏政治集團周圍的。

曹操對這些文學奇才愛護有加，這些人對於曹操提供給他們的安定生活環境也心懷感激，

作為回報他們大部分人都在曹操幕府各司其職，且不時與曹操父子吟詠唱和。

曹操對文士的愛護從他對陳琳的態度中就可體現：陳琳在袁紹墓時曾擬檄痛罵曹操祖孫三代，在擊破袁紹後曹操沒有追究此事，反而給了陳琳一個草擬書檄的官職，讓他繼續發揮所長。

對待曾經的敵人尚能寬懷釋之，對於那些一直順從於自己的人必定更有厚待。

在“七子”其他人中，王粲對於曹操一直傾慕有加，最後勸得劉琮歸降立下大功，深得曹操賞識。徐幹和阮瑀都屬於高士，沒什麼入世的志願，然而面對曹操的徵辟他們也很給面子雙雙出山。

應場和劉楨得益於曹操的提拔才得以獲得安定的生活，對曹操自然也是充滿敬意

。

以上諸人全賴曹操的翼護才得以遠離亂禍，因此對於曹操都心懷感激。

其實即使是將與曹操作對視為職業的孔融，也曾與曹操有過“蜜月期”

在曹操營救天子後不久，孔融曾作有“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群僚率從祁祁”（《六言詩》）這樣讚揚曹操的詩句。表現出了對於曹操奉迎天子這一行為的認可。

如果說曹操對於文學僅僅停留在熱愛的階段，那麼曹丕對於文學簡直就到了痴迷的程度。建安七子除了孔融基本都侍奉過曹丕，

曹丕與他們亦主亦僕、亦師亦友，往來酬唱十分頻繁。

曹丕對於文學極為尊重，他看重一切優秀的作品。

比如孔融被殺後其作品散佚嚴重，為了使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不至於全部流失，曹丕不顧孔融曾經諷刺過他，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對孔融的作品進行蒐集整理。

除了“敬文”曹丕還十分“尊人”，在與他極少打交道的孔融之外，曹丕與建安七子中其他六人都有非常融洽的關係。

其中他對王粲的敬愛甚至已經到了出格的地步：“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一群人在壙冢之地集體學驢叫，這種場面想想都覺得滑稽，而曹丕主張進行如此失體統的行為，只是為了紀念王粲，由此足見他對這位“七子之冠冕”的深情厚誼。

透過曹丕與劉楨的關係，我們也可以體會到他對文士的敬愛之意。曹丕曾經寫信向劉楨索要廓落帶：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其措詞傲慢無禮。以曹丕的為人，他斷然不會以此種口吻同別人交流。

他與劉楨的關係向來比較融洽，可以斷定他是以開玩笑的態度和語氣來寫這封信的。

曹丕作為世子，能夠放下架子、以一種比較趣味性的方式來與劉楨進行交流，足見兩人關係之親密。

後來劉楨由於平視甄氏被罰，身體孱弱、情緒低落，正是曹丕時常與他進行精神上的交流、好言慰藉，才使他後來的日子不至於太空虛難過。

曹丕對“七子”的關懷不只侷限在日常生活中，更體現在文學活動上。他在《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中都對建安七子的為文進行過點評，

從客觀中肯的態度以及切中肯繁的效果看來，曹丕必定對這七個人的創作情況瞭然於胸。

對於文人來講，恐怕沒有比對其創作施以密切關注更好的表達尊敬的方式了。

曹丕同曹植一道，同為建安時期文士雅集活動的領頭人，建安七子留傳下來的諸多應和之作如《公宴詩》、《鬥雞詩》、《車渠碗賦》、《迷迭香賦》、《瑪瑙勒賦》、《大暑賦》、《止欲賦》等都是圍繞著這兄弟二人來進行創作的。

與曹丕相比，曹植對於文學的熱愛又加深了一層，曹丕雖痴迷於文學，但他的首要身份是王儲或者皇帝。

而曹植則是個不折不扣的文學家，創作是他一生都沒有停下的一項活動。曹植常與阮瑀、應場、劉楨等人遊蕩馳騁、宴飲享樂，在尋歡作樂之餘，他除了親自用筆墨將這些歡樂時光記錄下來，還不忘敦促其他人與他酬唱應和、互相交流。

和曹丕一樣，曹植與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的其他六人相處得也很融洽。

由劉楨《諫曹植書》的內容可知，曹植與“言少理多”的家丞邢顒關係不睦，對身為文學侍臣的劉楨卻禮遇有加。

後來劉楨落魄之際，曹植也和曹丕一樣對他關懷備至，用真摯的撫慰陪他度過飽受病痛折磨的日子，顯示出了對於這位“文友”的極大重視。

也許曹植對劉楨的關懷在他與建安七子交往的過程中不具有普遍性，但透過兩人的關係，我們還是

可以體會到曹植對“七子”的愛惜珍重之情。

二、“三與“七子”之聞的齟齷

和諧是“三曹”與“七子”之間關係的主旋律。然而

俗話說“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人與人之間交往不可能從來不生齟齷

。在建安七子中，陳琳、王粲、阮瑀、應場、徐幹、劉楨都很順從於曹操並且與曹丕、曹植兄弟相處得十分融洽。在上述六人中，除了劉楨曾被曹操處罰，其他人都比較順利地在曹氏集團效力終身。

顯而易見“七子”與“三曹”關係中最大的齟齬來自於孔融和曹操。孔融與曹操的關係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曹操營救了遭穿越之難的獻帝，這讓對漢室忠心耿耿的孔融十分讚賞，此是為二人關係的甜蜜期。

後來隨著曹操權柄的日益擴大，孔融開始不滿其將漢室皇帝邊緣化的做法，於是便依仗自己的名士身份到處與其作對，最後終於落得一個殺身的下場，此是為二人關係的苦澀期。其實曹操對孔融非常尊重，經常聽從他的建議：曾經

曹操由於一些私仇想殺掉前任太尉楊彪，孔融以離開朝廷作為要挾為之求情，最後曹操答應了他的請求。

還有一次孔融為落難東吳的盛孝章大聲疾呼，曹操在得知事情原委後以最快速度設法營救。

除此之外孔融還多次舉薦人才，其中不乏禰衡這樣的輕浮狂狷之徒，也大多被曹操採納。

最能體現曹操對孔融敬重的是一件趣事：曹操破袁紹後為曹丕納袁熙的夫人甄氏，孔融對此事進行譏諷，上書“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這本是孔融信口胡謅的一句話，況且以兄弟喻父子，意旨並不是很貼切。然而僅僅因為這句話出自孔融之口，同樣頗通詩書的曹操便有“語出何典”之問，由此足見曹操對孔融淵博學識的敬意。曹操對孔融很尊重，但孔融卻對曹操非常侮慢。

他屢次公開地與曹操唱反調，使得曹操明裡暗裡多次下不來臺。

他作《上書請準古王畿制》看似是強調中央集權，實則是極力主張削弱曹操的勢力；他作《肉刑議》看似是宣揚人道主義，實則是與曹操重刑名的施政綱領唱反調；

曹操於饑荒時期節糧禁酒，這本是有益於民的好事，而孔融依然“聘書爭之”。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篇《汝潁優劣論》：在這篇文章中孔融舉了幾個並不具備太強說服力的例子來論證“汝南士勝潁川士”。

通常來講以相對獨立的個體之間的比較作為依據，來評價兩個群體的優劣是有失偏頗的，況且孔融在文中所列的論據基本不具備現實意義

。

這篇文章論點難以成立，論據更是乏力，讓人很難相信是出於雄辯的孔融之手。

然而考慮到曹氏集團諸多核心重臣如荀或、荀攸、郭嘉、鍾繇、陳群等都是潁川人，我們也可以將此文看作是孔融為了發洩對曹操政治集團的不滿而作。

三、總結

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之間的交往過程中，或和諧、或齟齬的故事可謂是精彩至極，他們的交往於中國文學史有重大意義。

作為那個時代的高光人物，他們透過自己積極的文學創作和頻繁的思想交流引領了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全新審美趨向。

可以說他們是“建安風骨”得以形成的最直接推動力。

如果將整個中國文學史比喻為浩瀚的宇宙，那麼“三曹”、“七子”並世而出的建安時期就是其中最耀目的一個星系。作為建安文壇的最佳代表，他們不但在文學方面建樹頗豐，在政治歷史舞臺上也各自潑灑下了濃墨重彩。

縱觀整個古代，沒有哪個時期的文人群體能從整體評價上與其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