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與正義，宋朝如何對待制造冤案的官員

宋慈誤判了什麼案子

曾經一部很火的古裝劇《大宋提刑官》，其中故事的開頭，宋慈的父親發現自己多年前誤判了一宗冤假錯案，竟然就自殺了。當時許多人認為這是編劇誇張的藝術加工，其實這確實是有現實根據的，因為宋朝的司法制度對製造冤案的官員是絕不姑息的。

宋朝以文治立國，奉行“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的政策，可以說是封建社會文人地位最高的時代，無論正史還是野史，對宋朝官員對噴皇帝的情況都有記載，高官厚祿並且不會因言獲罪。

如此寬鬆的官場中，卻有一根各級官員公認的高壓線，那就是“官司出入人罪”。以法律術語說，就是追究誤判官員，一旦判錯案，當事官員的後果，將是無比悲慘

。

作為史上脾氣最好的皇帝，大宋皇帝宋仁宗趙禎，卻給北宋的官員們，制定了一條“兇殘”規矩：

法官鞫獄，“苟或枉濫，必罰無赦”

。但凡發生冤假錯案，所有參與審案的官員，哪怕只是打個醬油，只要簽了字，必定追責，並且不允許減刑，

“遇赦不原”，

即碰上國家大赦，也不給予赦免。今後也永不得升遷，仕途基本上就到此為止了。

宅心仁厚的宋仁宗

宋仁宗年間，隴州（今陝西隴縣）發生了一起錯案——

先是隴安縣產民龐仁義到縣衙檢控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為殺人越貨的劫盜。隴安縣尉（相當於縣公安局局長）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馬文千、高文密等人，移交法院審訊。高文密大概受了刑訊逼供，熬不過來，死於獄中。其餘四人遂服押認罪。案子經隴州司理院（州法院）複審，判處馬文千等四人死刑。

馬文千之父上訴至隴州，但權領州事的孫濟卻不予受理。經過一系列法定程式之後，馬文千四人被執行了死刑。恰好這個時候，鄰近的秦州（今甘肅天水）捕到真盜，司法系統這才發現馬文千等人原來是冤死的。

對隴州馬文千案司法人員的責任追究立即展開。同時，宋仁宗又下詔給冤死者的家庭“賜錢粟”，免三年差役，相當於今天的“國家賠償”。

對造成這一冤案的原審官吏的調查與問責，很快有了結果：隴州判官李謹言、推官李廓、司理參軍嚴九齡（均為隴州的法官）、隴安縣尉董元亨，對五人冤案負直接責任，一併開除公職，發配到廣州服役；隴州司理院的獄吏被杖脊，刺配沙門島；隴安縣獄吏被刺配廣南牢城；對冤案負有連帶責任的權州事孫濟，被貶到煙瘴之地雷州當一名參軍。

此時正好遇上國家大赦，但宋仁宗還是沒有赦免孫濟等人之罪責，按當時的“失入人罪”問責制度嚴懲了錯案責任人。而且旨意寫明白，大赦天下都別想回來。既然冤死了人，你們就死在天涯海角！

不僅如此，被後世褒貶不一的執拗相公王安石，又頒佈了一條

錯案追責的獎勵制度

，新任的司法官員們，只要發現前任官員製造的冤假錯案，立刻就能立功受獎。而且別管是誰判的案子，更別管時間過去了多久。只要是發生在大宋朝的案子，出問題就立刻查！

歷代官員無比依賴的“護身符”——退休回家，放在錯案追責這事上，也從此不好使。很多已經退休回家頤養天年的官員們，就因為以前判過的案子東窗事發，可憐白髮蒼蒼的一把年紀，竟又戴上鐐銬接受審判，簡直是莫大羞辱啊！

雖然後來因為變法導致的新舊黨爭，王安石的制定的許多政策被推翻，但是這一條錯案追查獎勵制度卻被保留了下來。

鐵面無私包青天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一份自邊關發往朝廷的軍事密函在傳遞過程中被人私自拆封，並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徹查下來，獲悉是池州的“遞卒”（傳遞軍事信函計程車兵）汪青“私啟遞筒”（密函裝於竹筒內再密封，稱為遞筒）。當時宋朝與金國在邊境對峙，汪青觸犯軍紀，“事關邊徼”，後果很嚴重，所以被判了斬刑。誰知幾年後，“他卒事覺”，即發現原來是其他遞卒所為，朝廷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殺了。

冤案鑄成，真相大白，當然必須進行補救。宋朝的做法，跟現代司法制度並無二致。補救分為兩部分，一是給予“國家賠償”，孝宗“詔給青家衣糧十五年”（另一處史料則說“青家支給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記載），即由政府贍養汪青的妻小十五年。

二是追究法官的責任當年的主審法官是池州太守趙粹中。冤案被發現時，他已經離任，調到他處為官了。說起來，這個趙粹中倒不是個糊塗官，他曾雪岳飛之冤，主政池州時，“郡政修舉，實惠及民”，可見雖不是“無懈可擊的神探”，卻也是一名好官，他對汪青案應該屬於誤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問責的，所以趙粹中因為這個案子“落職”。其他有牽連的官員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處分，“餘責罰有差”。

大宋在處理辦錯案的官場敗類時，從開國到亡國，都是既不徇私情，更毫不留情！而且這種強硬態度，絕不是某一位皇帝在位時的特殊景象，而是兩宋年間一貫的強硬理念。而且之後的歷代宋朝皇帝，別管為人多麼好脾氣，在追責“官司出入人罪”這事上，都是一代比一代強硬。

人命關天，在宋朝是非常重視避免冤假錯案發生的，士大夫們不斷完善律法以保障百姓生命權，可惜這些努力並沒有被後來的元明清很好地繼承。

元朝統治者嚴重破壞了宋的司法制度，取消刑法考試，取消嚴謹審案衙門，取消律法研究，百姓利益很難得到保障。到了明朝，搞得最好的是特務制度，忽視司法制度建設。到了清朝也沒太大改觀。元朝的《竇娥冤》和清朝《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些極端事件，正是不重視司法建設的真實反映。

只要比比清朝類似的案件，看看清末楊乃武冤案後，製造冤案的楊昌濬之流換個馬甲就高調復出的荒唐景象，就知道宋朝追責官員的力度有多強硬。

正因為這樣的零容忍，換來了民心和凝聚力，所以兩宋三百年，大宋在內外政策上，在國防戰略昏招迭出的情景下，依然得到了百姓不屈不撓的支援，無論是北宋靖康之恥，還是南宋崖山之戰，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戰鬥到底，以堅韌不屈的血戰。就是在覆滅前夕，那萬眾一心抵禦外辱的民心，依然是兩宋風雨飄搖時代，永遠閃耀的一抹亮色。支撐這戰鬥精神的是國家負責任的態度，和零容忍追責保護下的民心。

培根曾言“一個不公正的判決比多個不合法的行為危害更大。不合法的行為只是弄髒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判決汙染了水源”。

往事已矣，前事之鑑，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