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免1.4億兩！五次普免天下錢糧的乾隆帝為啥底氣這麼足？

政府大規模降稅沒什麼好稀罕的。

古代比現代更誇張，幾個點幾個點的降稅不刺激，有時皇帝心情一好，蠲免錢糧，把全國的稅都免了。

當然，這只是在遇到水災、旱災、蟲災等災荒的時候，統治者為了照拂老百姓的生計才與賑災行為一同實行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這種措施往往是針對受災區域，不會在全域性上影響政府的財政運作。

不過蠲免錢糧到了清代漸漸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形式，就是普蠲，而不是因為某事由對特定區域進行照顧的權宜之計。不過，由於普免天下錢糧，國家財政少了相當大一筆收入，難道不會影響政府的財政運作嗎？

一、普免天下錢糧

大規模的普免錢糧從康熙朝開始施行，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下達上諭，普免天下一年的錢糧，由於從動亂中恢復並沒有很長時間，當時的財政狀況還不是非常樂觀。

所以康熙皇帝採用了每年蠲免幾個省份的錢糧，在三年內於全國輪轉一週的辦法，來達到普免錢糧的效果。本次普免錢糧共免除當年額徵賦稅共27854169兩白銀，歷年積欠銀4210582兩，共計3200餘萬兩白銀。

雍正朝十三年，再未施行普免天下錢糧的政策。不過等到乾隆皇帝繼位，清朝統治步入全盛時期。乾隆皇帝決定效法自己的爺爺康熙帝，再次普免天下錢糧，他分別於乾隆十年（1745）、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五十五（1790）年及嘉慶元年（1796）（這次普免是由乾隆帝在禪位同時施行的，決策與施行者仍舊是乾隆皇帝）五次普免天下錢糧。

▲晚年的乾隆皇帝

除了普免天下錢糧之外，乾隆皇帝還曾三次全免南方漕糧。乾隆一朝，普免的全國銀兩高達1。4億兩，糧米超過1200萬石。要知道，當時清政府一年的全部財政收入也不過4000萬兩左右。這就引來了一個問題，那麼多次普免天下錢糧，政府難道不會缺錢嗎？

二、清政府財政收入的構成

這還要從清政府財政收入的構成說起，在晚清發生巨大變革之前，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大致分為幾個大的專案。分別是田賦、鹽課、關稅和雜稅，除此之外還有捐納和報效所得。

▲清朝疆域圖

所謂田賦，也就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田賦包含兩類，大部分需要徵收銀兩，也就是地丁銀。還有一部分徵收實物，漕糧是其代表。

由於清政府徵收的田賦包含錢與糧兩大部分，所以又被稱作錢糧。關於地丁銀，古代的稅收往往分為田賦（對土地徵收賦稅）和丁稅（可以理解為人頭稅），清政府在進入雍正朝後，普遍將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徵收統一的地丁銀（也就是攤丁入畝）。

而且，自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後，清政府施行“永不加賦”的政策，這樣就把丁口的數量固定了下來，使得地丁銀的應徵數目保持在一個比較平均的水平。在乾隆時期，每年地丁銀的收入大約在3000萬兩白銀上下，這也是普免錢糧主要普免的部分。

▲清代銀錠

不過，除此之外，清政府尚有別的財政來源，比如清政府施行鹽的專賣制度，在乾隆朝，大約每年從鹽課中獲得白銀500萬兩白銀左右。關稅是清政府財政來源的又一方面，在乾隆時大約平均每年500萬兩左右。

除此之外，其餘雜稅合計大約還有1000萬兩左右。以乾隆三十一年看，當年全國總的財政收入在4800萬兩左右，地丁銀收入為2900萬兩，佔比約為百分之六十。

清政府的收入來源不只是全國的“錢糧”，這是乾隆可以大規模普免的錢糧的一個前提。

三、財政收支及庫存銀數量

知道了財政收入的數量，那麼清政府一年大約要花多少錢呢，根據史料，乾隆時期，清政府平時一年的支出大約為3000餘萬兩。不過因為每年情況變化很大，這個數額有比較大的波動。

庫存銀是每年財政收支相抵後的結餘。庫存銀的數量是乾隆皇帝普免天下錢糧的底氣。庫存銀的變化比較大，康熙盛期，庫存銀的最高值高達4500萬兩左右，然而康熙晚期吏治腐敗，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到了雍正皇帝繼位時，已經下跌到了2700萬兩左右（這是結合《雍正朝漢文硃批》與相關學者論著的說法，根據魏源的《聖武記》敘述，康熙駕崩後戶部存銀只剩800萬兩，這顯然並非實情）。雍正皇帝十三年統治後，庫存銀數量上漲到3400萬兩。

到了乾隆皇帝繼位，天下開始了比較長久的承平時期，根據學者統計，自從乾隆十四年（1749）之後，戶部銀庫的結餘幾乎呈現出逐年上漲的態勢。

乾隆三十七年（1771），戶部存銀已經上漲到了7800萬兩。乾隆四十二年（1776），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普免錢糧的前一年，戶部銀庫的存銀超過8000萬兩。創造了清代財政史上的一個紀錄。

▲乾隆朝戶部存銀（單位：萬兩）圖據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研究》

正是由於清政府豁免的錢糧不是全部的財政收入，及在承平時期有相當的積攢，讓豁免錢糧成為可能，政府也不至於因此入不敷出。

四、“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耶？”

道光中葉，鴉片馳行中國，清廷痛感其弊，朝堂上進行了一場關於解決鴉片問題的大討論，在這次討論中，時任鴻臚寺卿的黃爵滋上了一封痛陳時弊的清代名疏，也就是《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

奏疏的開頭，他就開門見山指出，道光皇帝繼位後，厲行節儉，財政狀況反而比乾隆時一落千丈，遙想乾隆時期，花費無數，他反問說：“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耶？”，也就是，難道越奢侈就越富有，越節儉就越貧窮嗎？

▲清廷於鴉片戰爭中戰敗，僅僅最後賠償的白銀就達到1500萬兩（2100萬銀元）

這實際是王朝末路的綜合表現，道光朝財政，一方面基本結構與清初相同，不過報效之類的因為“經濟不景氣”的緣故進入低迷期。另一方面則是各種社會治理所花費用較之乾隆時期有了大幅度提高。

大規模的民變開始變得頻繁，而且黃河的河患的嚴重程度也一日勝似一日，僅僅道光二十四年（1844）修築東壩就用銀1190萬兩，幾乎佔到清廷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嘉慶朝的白蓮教大起義，平定該起義耗銀超過億兩。

相比較而言，乾隆朝在承平時期普免錢糧，一次大約為3000萬兩左右，而嘉慶道光時期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維持統治的成本又大大上升，乾隆皇帝普免的錢糧與王朝末世需要應對的各種各樣的統治危機所要花費的錢糧相比也許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了。

參考文獻：

陳鋒：《清代“康乾盛世”時期的田賦蠲免》，《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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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有量變而無質變：清朝道光時期的財政收支》，《學術月刊》2011年第5期。

倪玉平：《試論清朝嘉道時期的錢糧虧空》，《人文論叢》2015年第1期。

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