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艱難的決定：如果我死了，你們可以吃掉我

“如果我死了，你們可以吃掉我”，這是1972年安第斯空難發生後的第10天，27名倖存者一致達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協議。這是一個十分無奈又忐忑不安的決定，對於這一群天主教徒來說，這決定尤其艱難。

1972年安第斯山脈墜毀的機身

1972年10月13日，烏拉圭空軍 571 航班從烏拉圭蒙得維的亞飛往智利聖地亞哥，這是一架包機，載有5名機組人員和40名乘客，其中包括 19 名“老基督徒俱樂部橄欖球聯盟”成員，以及他們的家人、支持者和朋友。

飛機在惡劣的天氣下穿越安第斯山脈，缺乏經驗的副駕駛拉古拉拉錯誤地認為飛機已經到達庫里科，在那裡飛行將開始下降到普達韋爾機場。但真實情況是飛機離庫里科還有60-70公里。

結果飛機撞上了一座雪山，兩邊的機翼和尾翼被切掉。機身的剩餘部分以大約350公里/小時的速度滑下冰川，下行了大約725米，然後停在海拔3600米的地方，3名機組人員和9名乘客當場死亡，當天晚上，又有5人離世。在墜機72天后，救援隊終於趕到，最終獲救的倖存者僅存16人。

倖存者們

智利航空搜救服務 （SARS） 在一小時內接到了該航班失蹤的通知，當天下午出動了四架飛機搜尋到天黑。 第二天，來自烏拉圭、智利、阿根廷總共11架飛機展開搜救。

在接下來的幾天，搜尋飛機數次飛過墜機現場，但看不到雪地上的白色機身。8天后，搜尋工作被取消。

在這種情況下，水、食物是首要的生存要素，水還好，他們透過用鋁片拗成碗狀來曬雪可以獲得飲用水。

倖存者

但食物卻是嚴重短缺，八塊巧克力棒、一罐貽貝、三小罐果醬、一罐杏仁、幾顆棗、糖果、李子乾和幾瓶酒，這些就是墜機後所有人的糧食儲備。在墜機後的幾天裡，他們將這些食物分成少量分給各人，儘可能為大家爭取時間，等待救援。根據其中一名倖存者帕拉多（Parrado）的回憶，他在墜機後昏迷了三天，在他醒來後的三天裡只吃了一個巧克力花生。

就這樣，他們度過了過了一週，一週後食物用完了，他們撕開飛機上的座椅，希望能找到稻草充飢，但只找到了棉花和皮革，但吃這些東西使他們病情加重。到第8天，帕拉多的妹妹死去了，倖存者只剩下27人。

這時候開始有人提議吃那些受難者的屍體，這提議引發了倖存者之間激烈而漫長的道德辯論。因為大多數球員都是天主教徒，有些人擔心同類相食會使他們受到永恆的詛咒。而且這些死去的受難者基本上都是認識的朋友、親戚甚至是家人，許多人無法接受將他們切成碎片的做法。

倖存者們

不過，他們所處的嚴峻現實讓他們別無選擇。後來還有人引用了約翰福音第15章13節的經文“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來為此辯護。

到第10天，他們圍成一圈，每個人都發誓，如果自己死了，其他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身體作為食物。就連最堅定的反對者也悄悄地默許了。羅伯特·卡內薩當時是一名醫學生，他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然後其他人也無奈地這樣做了。

帕拉多雖然也同意別人使用自己的“屍體”，但他堅決維護了他母親和妹妹的屍體不讓侵犯。

倖存者們

第11天，18歲的羅伊·哈雷在飛機殘骸中找到一個電晶體收音機，但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新聞讓他們瞬間陷入了絕望中。新聞報告說：智利當局已經取消了對他們的搜尋，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在寒冷的山區中存活一個多星期。

第17天深夜，人們正在睡覺，一場雪崩塞滿了機艙，8人死去。其中包括小隊隊長兼倖存者領袖佩雷斯以及“像母親和聖人一樣”照顧倖存者的莉蓮娜·梅索爾，這下打擊更是讓他們的心沉到了谷底。

11月初，事發20多天，有人提議派幾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走出大山尋求救援。但因為天氣極其寒冷，他們一邊為禦寒準備衣物，同時也在等天氣變暖。

卡內薩

一直等到11月15日，帕拉多、卡內薩和另一個年輕人安東尼奧·維津丁3人嘗試向東走，因為西邊是一座大山。在向東走了幾個小時後，機身下坡處以東約 1。6 公里處發現了包含廚房在內的飛機尾部。在裡面和附近，他們發現了少量食物和飛機的雙向無線電，當晚他們在飛機尾部生火取暖。

第二天，他們繼續向東走，到了晚上，也就是他們在外面睡覺的第一個晚上，他們差點凍死。第二天早上經過一番辯論後，他們決定回到機尾，取出無線電，然後將它們帶回機身，這樣他們就可以用機身上的電池開啟無線電求救，但最終因為飛機上的電池和無線電的電流不匹配沒有成功。

到事發第60天，12月11日，期間又有幾人死去，有人是因為傷口感染，有人是因為吃肉反感令身體急速衰退而死。

墜毀客機機身

這時候他們意識到，往西穿越大山求救是唯一出路，因為這邊最近，但有一個問題，如果禦寒衣物不解決，他們肯定是會被凍死。

後來他們找到一個辦法，使用機身後部的絕緣材料、銅線和覆蓋飛機空調的防水織物來製作一個睡袋。

12月12日，這三個沒有任何登山裝備的年輕人再次出發，晚上的時候三個人擠在一起睡在睡袋裡度過寒夜。

倖存者

第三天，他們被一堵近乎垂直的雪牆攔住了去路，牆的高度超過100米。帕拉多把心一橫，摔死就摔死吧，反正出不去也是死。他用一根棍子在牆上刻下臺階然後攀登上去，當他登上這座4650米的山峰，他以為會看到西邊智利的綠色山谷，卻被四面林立的雪峰驚呆了。

這意味著距離智利的綠色山谷還有幾十公里，那就意味著他們的糧食不夠。當晚他們商議由帕拉多和卡內薩兩人出去求救，維津丁同意返回墜機現場。回程完全是下坡路，他利用飛機座椅作為臨時雪橇，一小時後返回墜機現場。

在路上，帕拉多告訴卡內薩，“我們可能正在走向死亡，但我寧願步行迎接我的死亡，也不願等待它來找我。” 卡內薩說：“你和我是朋友，南多，我們經歷了這麼多，現在我們一起去死吧。”

他們兩人又徒步了幾天，漸漸地，出現了越來越多人類存在的跡象，首先是一些露營的痕跡。

然後到第9天，他們看到了一些奶牛。當他們開始收集木頭生火時，其中一個看到三個男人騎著馬在河對岸。帕拉多呼喊他們，但河流的噪音使他們無法溝通。河對岸的一個人看到了帕拉多和卡內薩，回喊道：“明天！”

第二天，一個男人回來了。他快速寫下一張紙條，用一根繩子把它和一支鉛筆系在一塊石頭上，然後把它扔到河對岸。帕拉多在紙條上回復：“我來自墜入山中的飛機，我是烏拉圭人。我們已經走了10天了，飛機上仍有14人受傷。我們必須儘快離開這裡，我們不知道如何做，我們沒有食物，我們很弱。你什麼時候來接我們？拜託，我們甚至不能走路，我們在哪？”

帕拉多（左）卡內薩（右）與救他們的人

智利當局接到情報後，出動了三架空軍貝爾 UH-1直升機協助救援。帕拉多自願帶領兩架直升機前往墜機現場，他憑著行員的飛行圖引導直升機上山，到達剩餘倖存者所在的位置。出於安全考慮，另一架直升機留在後面備用。飛行員們對他們兩人為了尋求幫助而穿越的艱難地形感到震驚。

1972年12月22日下午，兩架載有搜救人員的直升機抵達倖存者身邊，陡峭的地形只允許飛行員單次滑行著陸。由於高度和重量的限制，兩架直升機只能帶走一半的倖存者。搜救隊的四名成員自願留在山上的七名倖存者身邊在機身上睡了一晚。

12月23日早上，第二架直升飛機在黎明時分抵達。他們將剩餘的倖存者送往聖地亞哥的醫院進行評估。他們接受了多種疾病的治療，包括高原反應、脫水、凍傷、骨折、壞血病和營養不良。

從空難發生到他們獲救，已經過去72天了。

2016 年，卡內薩與妻子勞裡

獲救後，倖存者們最初隱瞞了同類相食的情節，對外解釋說他們吃了一些乳酪和隨身攜帶的其他食物，然後吃了當地的植物和草藥。他們本打算這些細節只和家人說，不對外談論。不過很快就傳出謠言，說倖存者殺死了其他一些人作為食物。甚至還有當初跟進救援報道的媒體刊登了一些救援現場看到的吃剩下的殘肢的照片，使得輿論一下子炸鍋了，這迫使他們不得不正面迴應。

12 月 28 日，倖存者們在蒙得維的亞的斯特拉馬里斯學院舉行了新聞釋出會，阿爾弗雷多·德爾加多作為倖存者的發言人，講述了過去 72 天的事件。

起初他們受到了公眾的強烈反對，但他們解釋了倖存者為了幫助其他人生存而自願犧牲自己的肉體的協議，並拿來與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中所講的“吃喝我的肉和血”的比喻相提並論，於是人們逐漸理解，事件得以平息。一位天主教神父聽到倖存者的懺悔後告訴他們，考慮到他們生存情況的極端性質，他們沒有被詛咒。

事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引起了人們與媒體的熱議，後來還被多次拍成紀錄片和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