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荷，傳承千年的風土

本文轉自：錢江晚報

浙江新荷，傳承千年的風土

——《青年文學》浙江新荷計劃作家小輯讀後

【寫在前面】

浙江省作家協會實施的“新荷計劃”是浙江省繁榮浙江文藝“四新”計劃的一項，旨在培養扶持浙江青年作家，迄今該計劃已經實施10年。入選“新荷計劃”的作家年齡已從最初的70後，延伸到了00後，逐漸形成了文學新浙軍的人才梯隊。

2022年第六期《青年文學》雜誌，刊登了浙江六位80後新荷作家作品。我的總體感覺是：“豔”與“詭”。“豔”是指六位作者文字上的精緻、感覺的細膩以及敘事技巧上創新的種種嘗試。而“詭”一字就比較飄渺，也許可以理解為，某種帶有幽暗氣質的特徵，這讓人容易聯想到春秋時越王勾踐滅吳的故事。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傳說，頗能傳達出浙地精細、隱忍、憂鬱的風土。兩千年以降，在作者們的筆下，仍悄悄地傳遞出訊息。

趙雨的小說《雨落無邊》的主要人物是敘事者“我”的二伯。小說給人最深的印象便是敘事技巧的成熟圓轉。譬如時間線索的前後推移，像“我出生前的第四天”“往前推一禮拜，那天早上”“壽照失蹤的那晚”……開頭幾段便出現了大量收放時間線索的標識句，而各情境的時空騰挪自如，轉接無痕。

再譬如文字感覺的自然豐實。“河面有盛開的蓮花，水鳥停在護欄，河道水位漲了一公分半。”簡約的句子不僅有清晰的畫面感，而且以一種淡然的方式定格了二伯的死亡。生與死之間彷彿無有區隔，波瀾不驚，又令人惘然。

二伯對自由狀態的嚮往，在他為即將降生的“我”所取的名字“逸昀”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昀是陽光，逸是飄逸的狀態，希望孩子像飄逸飛揚的陽光，自由自在。”

雖然二伯“每逢打雷的雨夜，就發病”，但在“我”降生的當晚，他冒著“發病率高達百分之八十”的風險，堅持趕往醫院看望“我”。二伯“想能做一回自己的主”，卻不幸罹難。二伯死後，在他髒亂的小屋裡，家人發現了二伯為爺爺奶奶畫的多幅畫像，“全是他們平時幹活的樣子，各式神態、動作都有，惟妙惟肖”，二伯對家人的愛於其身後，在畫作上體現出來。

在80後作家筆下，“伯伯”“叔叔”是一類特別的形象。作為“父親”對照物的“叔叔”“伯伯”，由於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具有某種“導吾前路”的作用，且不像父親一樣具有強烈的規訓感，便往往引來“我”更好奇的打量。也許可以說，這是家族根脈上另一個更早期、更成熟的“我”。《雨落無邊》裡，“我”使用了擱置已久的“逸昀”為自己的孩子命名，也隱隱透露出二伯形象與“我”的自我形象的某種重合。在同類小說中，關於“叔叔”“伯伯”形象的梳理，有待於進一步討論。

阿劍的小說《衢州誌異，或浙西美食考》很有趣。它關乎時間、文化精神，也關乎個人的存在方式。

小說巧妙地將衢州有名的小吃“三頭一掌”（即兔頭、鴨頭、魚頭和鴨掌）與《聊齋志異》中關於衢州的“衢州三怪”典故聯絡在一起，造成了一種奇妙的平衡。可以看出，衢州三怪在“聊齋”的怪物系列中，也屬於比較妖異的一類。倘將鴨鬼與鴨頭、鴨掌對應，將塘鬼與魚頭對應，將鐘樓鬼與兔頭對應，傳說中可怖的妖異便似乎褪去了妖氣，弱化為小城中人們的食物。

這便是作者阿劍在整篇小說中喟然的主題：文化的衰落，時間的凝滯，零餘者的遊蕩……

在阿劍的描述中，衢州小城彷彿“一隻南方霪雨中憂傷的獸，或許是一隻吞食時間與記憶為生的獸”。作者寫道：“時間凝滯了，誰知道呢？難道不是它才像河流中的磐石而我們卻如流水般漸漸消逝？我琢磨著那本書裡的每一個漢字，直到認不出它們為止。這時它們就會像一張張經年模糊的容顏凸顯。每一個筆劃都成了一種暖味不清的表情。”

這裡，“書裡的每一個漢字……像一張張經年模糊的容顏凸顯”，是對舊日文化榮光的隱喻。作者寫出了彷彿凝滯的時間和凝滯的小城裡，“時間正在審視一切”，並借敘事者之口感嘆：“一本書是一種時間衰老的方式。方塊字以凝固的筆畫再現祖先們的臉。”

《衢州誌異，或浙西美食考》裡，作者悵惘於很多物事的遺落，傳統、文字、可以相信的文化精神。因此，小說貌似使用了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的技巧，而整篇由內到外的傷痛，其實都深扎於這塊土地上的文化精神，以及作者本人（零餘者）對於這一切剝落無能為力的痛苦。

阿劍對於時間凝滯、精神失落的思量，在詩人許夢熊的組詩裡得到了另一種迴響。讀《與孟襄陽論人與自然》的第一首詩，便令人想起“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意境，恍然悟到這是詩人的一種特別的嘗試：許夢熊以當下的語言文字重遇古老的詩魂，於古今碰撞中尋訪不變的精魄。組詩涉及多個主題：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個人心志的關係，人與世事人情的關係，人與時間和命運的關係……“那時山上的寺鐘令周圍的天空明亮，我們的心胸隨著夜晚的過去而敞開”“你從未想過一千年後的人們更加迷茫”“陰森的命運無處不在”“從夢中上鉤的鯉魚，是否意味著希望？”

細細尋繹，許夢熊在《與孟襄陽論人與自然》《北碚曉發》《巴山夜雨書懷》《春宿金溪懷陸象山》等組詩中，與古人的大量詩歌對話。從孟浩然到兩宋、明清詩人的大量詩作，在新詩中煥發出新枝葉。古人的單個意象、語素，或整首詩的情境可以成為某種導引的詞素和由頭，引申出現代人的思考、感受、喟嘆。

更重要的是傳統詩歌資源在進入現代詩的言說系統後，因詩形的變化、詩意的開拓而具有了特殊又豐富的種種況味。

而陳一二的小說《格陵治FS》與黃韞秀的小說《惡魔之子》也同樣籠罩著濃郁的恢詭譎怪之氣。前者的詭異來自關於記憶移植的設定。這篇帶有科幻意味的小說，詭異氣氛來自記憶提供者所可能經受的磨難——由於經濟上的需求，出售記憶者的原記憶將被剝奪，並有百分之二十記憶移植失敗、導致記憶紊亂的風險，而購買者則全無危險。這一設定在原本純粹屬於精神領域的變動中添加了強烈的身體痛感，鮮明地彰顯了因經濟差異而來的階層矛盾。

小說一開頭，敘事者“我”偶遇了一個連真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娜娜”，娜娜卻對“我”產生了黑洞般的吸引力。“我”不惜向她許諾了一輛遠高於自己經濟承受能力的豪車，為得到娜娜而尋思出售自己的記憶，頗有幾分不管不顧、帶著駭人氣息的瘋狂。

最終，在“殘缺的記憶下，被修改的記憶下，‘我’還是‘我’嗎？‘我’究竟是誰”的自我質疑下，“我”懸崖勒馬，決定只割捨與娜娜偶遇的這段記憶——這段莫名其妙的熱情和瘋狂就像身體上無用的盲腸，卻是造成一切危險的源頭，割掉它，似乎就可以趨利避害地得以存活——“我”起初的瘋狂，與之後“壯士斷腕”一般的“非捨棄不可”，讓小說具有了瘋狂而冷冽的氣質。

黃韞秀的小說《惡魔之子》寫足了女主人公罔顧胎兒可能是“惡魔之子”、給人類帶來危險，堅持生下孩子這一過程中的種種掙扎，也確實在小說結尾將人類推向了毀滅的邊緣。

雖然，小說借女巫之口嘲笑了人類“無視先知的告誡，被情感所左右，愛好自我欺騙”的特質，卻在敘事中呈現出左右搖擺的傾向——個體的情感需求與群體安全的矛盾、對不為常理所容的事物的容忍度、不同個體在情理間的選擇……都是作者關心的問題。

小說提出了問題，細緻嚴密地擬想出種種可能。

如果說，《格陵治FS》是對人類記憶與理智的質疑，那《惡魔之子》也許可以看作對人類身體的質疑。某些具有毀滅性質的隱憂潛伏在這兩篇小說中，彷彿暗夜中的鬼魅，亮亮地眨著眼睛。

虞燕散文《向海而生》的標題便讓人聯想到“向死而生”。“日頭猛，好曬鹽”“夏風起，海蜇湧”“潮水落，敲藤壺”這三篇散文，以異常精細的筆墨，寫海邊居住的漁民如何靠海營生。是散文，而人物形象栩栩如在眼前。

“日頭猛，好曬鹽”寫出了鹽工楊叔曬鹽的苦辛和精細的曬鹽過程。“夏風起，海蜇湧”寫丁三礬用明礬、食鹽醃漬海蜇的細緻經過。“潮水落，敲藤壺”充分渲染玉清嬸於陡礁上敲擊藤壺的危險。

在作者筆下，三十餘年以來，這幾位傳主都將一門手藝做成了一門藝術。譬如藤壺被稱為“來自地獄的美食”，採挖有一定的風險。而沿海居民向海洋討生活的努力，精細的工藝與日腳的辛苦融合在一起，彷彿錦緞上細密的花紋，織成了虞燕散文的質地。在這樣精緻摹寫與自然搏鬥的散文中，我也彷彿覿見一隊隊越王的甲士，排陣精良，擅於水戰，其行伍精緻、意志堅忍，便是虞燕《向海而生》的氣息，也是浙江一地作者可能與生俱來的文字氣息。

□ 李璐

畢業於南京大學文學院，文學博士。現就職於《西湖》雜誌社。入選浙江“新荷計劃人才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