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出走，帶走10萬太平軍主力，給太平天國帶來“滅頂之災”

發生在公元1856年的“天京事變”，成為太平天國運動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在這場血腥的內訌中，太平天國損失之慘重，是1851年金田起義以來所沒有過的。兩萬多“兩廣老兄弟”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這些人不僅是太平天國最為精銳的部隊，也是革命意志最堅定的中堅力量。除了人員損失慘重之外，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朝輝和燕王秦日綱先後被處死，太平天國領導力量也被嚴重削弱。永安建制時期的所封的五王和五軍主將，僅僅剩下了最年輕的翼王石達開。

可以說，此時重用翼王石達開已經是整個太平天國人心所向之事。天王洪秀全確實也立即讓石達開返回天京“提理政務”，並擢升其為“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並讓軍民尊他為“義王”。但此時的洪秀全由於擔憂石達開成為第二個楊秀清，將自己的兩個哥哥也封為王，大哥洪仁發為安王，二哥洪仁達為福王。並讓他們參與策劃和實施軍國大事，以達到掣肘石達開的目的。

面對洪秀全的不信任，石達開負氣出走，離開天京前往安徽。洪秀全得知訊息後，立即削去兩位哥哥的王爵，同時還派人將一面刻有“義王”的金牌送到石達開面前，試圖讓這位太平天國的“擎天柱”能夠回心轉意。同時，太平天國合朝上下，也都在積極勸諫石達開，希望他能夠回心轉意。只可惜，石達開去意已決，對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國軍民請求視而不見，於1857年10月從安慶出發進入江西。雖然，石達開沒有宣佈脫離太平天國，但是其給整個太平天國帶來的危害同樣很大。

石達開在離開之時，雖然沒帶走自己的舊部，但這並不是石達開不想帶走，而是以陳玉成、李秀成等為主的新一代將領集體抵制的結果。雖然沒有帶走這些精英將領，但是石達開還是將太平天國在西線的主力部隊幾乎全部帶走。只是，具體石達開帶走多少部隊沒有統一的說法，有一說是20餘萬，有一說是10餘萬。如果根據1860年，童容海、彭大順、吉慶元和朱衣點等人帶兵二十餘萬返回天京（“扶朝天軍”）來看，石達開至少裹挾了10萬以上的太平軍離朝出走。

但是，無論石達開帶走多少人，都從根本上動搖太平天國。因為，石達開的出走之後，使得太平軍自1853年定都天京以後，採取的以攻擊為主的“彈性防禦戰略”徹底宣告破產。一方面，由於太平軍主力從天京周邊撤離，使得天京城周圍出現了大片真空地帶。清軍乘此機會，立即重建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再次從南北兩個方向對天京形成了合圍之勢。另一方面，由於石達開出走時，對被湘軍圍困的九江城見死不救，直接造成了九江城陷落，守將林啟容以下17000餘人全部戰死。

太平軍為了加強天京周邊的防禦力量，不得不從長江上游作戰地區，撤回大批兵力拱衛天京。如此一來，太平天國自1853年至1856年西征取得成果幾乎在一夜之間被徹底放棄。太平軍與清軍之間爭奪的重點，從兩湖、江西一線，推進到了距離天京更近的安徽附近。這使得太平天國能夠徵集兵源，籌備糧餉的區域大大縮減。而拱衛天京主要堡壘，也只留下了安徽的安慶。雖然，太平軍在1860年組織了第二次西征，也曾攻擊到武昌附近，但已經是強弩之末，再也無力重新奪取長江中上游的區域。

更為重要的是，石達開的出走，讓已經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曾國藩湘軍集團得到了喘息之機。要知道，在1856年的湖口之戰，湘軍水師已經被太平軍全殲，陸軍也遭到了重創，只能困守於江西。如果太平軍能夠繼續對湘軍發動進攻，或許湘軍從此就成為一個歷史名詞。結果，石達開駐紮江西4個月的時間，除了召集舊部之外，根本沒有對湘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到了1857年帶兵出走之際，又是對江西置之不顧，選擇進入了浙江，美其名曰是開闢浙閩根據地，實際上更像是對湘軍“放虎歸山”。湘軍也利用這難得的時間，重整旗鼓，成為太平軍最為強大的敵人。

可以說，1856年的“天京事變”讓太平天國急轉直下，但是石達開的出走，才是太平天國的滅頂之災。因為，石達開的負氣出走，讓太平天國一時間失去了戰略縱深，同時也造成了“朝中無將，國內無兵”的艱難局面，使得太平天國再也沒有機會恢復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