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南朝書法的衰敗：從隋代書法的發展，看論立法的重要性

北朝後期，文字復古之風逐漸盛行，隸書重新活躍起來，幾欲恢復其作為銘石書的正體地位。尚不夠成熟定型的楷書受到了隸書復興的猛烈干擾，在形式與法度的構建上變得有些麻木而混亂。

具體來看，東魏時期楷書就已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轉化徵兆：橫向筆畫的斜度平緩了下來，結構也隨之由“緊結”向“寬結”轉化，變得更為寬綽平正。隸書甚至篆書的用筆結字之法時有滲入，影響了楷書筆畫的“純粹性”。梁啟超在跋東魏《李憲墓誌》（539年）時說：“用筆已近平杳，魏志中更風變雅之先聲也。”梁氏此評便已敏感意識到這一變化。再到北齊北周時期，楷書的“淪落”就更為明顯。此時的銘石書中楷書數量巳大為減少。在一些楷書石刻中，楷法已經相當不純，在用筆和結字上或摻隸書，或摻篆書，導致了整體書風的混亂。如北齊天保四年（553年）的《賀拔昌墓誌》、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的《安伽墓誌》等都是此類。這一時期，楷書的技法規範越來越被打亂，作為漢魏以來新書體之一的獨特美感也越來越模糊。

其次，南朝書法缺少創新，逐漸走向靡弱。南朝歷宋、齊、梁、陳四朝，書法承續魏晉以來的“尚韻”書風，以“二王”為宗，不出其藩籬，缺少變化和創新。經羊欣至王僧虔以下，對書法的理解益趨於表面，用筆益精緻，氣格卻閂益平俗，呈現柔弱萎靡之趨勢。梁庾元威《論書》有云：餘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攣拳委盡。學薄紹之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險急。晚途別法，貪者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這便是南朝書法日益庸俗的一個佐證。

最後，南北朝時期楷書的發展還面臨一個共同的障礙，那就是用字不規範所產生的大量文字錯訛現象，尤以石刻中的碑別字為甚。關於碑別字的概念，陸明君在《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中是這樣定義的：近代以來，學術傳統中將古代碑、碣、摩塵、墓誌、造像記、經幢、石闕、墓前、浮圖等石刻（包括磚刻）文字遺存中的別俗異構字，泛稱之為碑別字。魏晉南北朝時期碑別字千姿百態，俯拾皆是，可謂“字之變體，莫甚於六朝”。《魏書江氏傳》中記載其上《求撰集古今文字表》雲：皇魏承百代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乂以意說，炫惑丁時，難丁釐改。

碑別字之所以氾濫，主要因為這一時期隸、草、行、楷多種書體相互影響作用，形成了極為複雜的文字現象，加上統治集團政權更換頻繁，且疏於進行正字工作。從楷書的長遠發展來看，別字的泛濫破壞了楷書的字型規範，不利於楷書的成熟與普及。

隋代書法正是面臨以上的發展障礙而走上了立“法”的道路。具體來看，有三個方面：第一，文字的規範。隋代統治集團重視對文字的正字工作，據虞曉勇《隋代書法史》的研究可知：政府命令官經生大量抄寫經高僧大德校勘過的佛學經典，流播全國作為範本。例如，人業大年出秘書將經生王儔之手的《老子變化經》（其文字便經過了玄都玄壇道十的覆校；仁壽二年出經生張才之手《中阿含經卷第八》（，其文字則經過了人興善寺沙門僧蓋的初校和大集寺沙、法剛的覆校。另外，一些高僧大德從弘揚佛學的立場出發，擔負起勘正文字的重任。《續高僧傳》卷引《智果傳》中附記了兩位高僧，一位是智騫，其“偏洞字源，精閒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秘自秘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

另一位是玄應，其“亦以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在諸方面的合力下，隋代的文字錯訛現象逐漸減少，如石刻中的碑別字就少了許多。文字的規範化保證了書法法度規範的深入展開。第二，書法技法方面的規範。隋代有一些書家對書法的筆法、字法等技法方面加以總結和示範。這其中最著名的是隋代的大書家智永。其一生大量書寫真、草《千字文》散諸於江東佛寺，其目的主要在於規範楷書、草書的用筆技巧和字法，從而為當時佛經的抄寫確立一種典範。由於智永書寫的《千字文》的廣泛流傳，楷書、草書的技法得以被更多的人們學習並掌握，具有了相當的普及應用性。第三，書法理論的保證。

隋代書法在審美理念上有規範與普及法度的特點，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書法理論一智果的《心成頌》明顯看到。據《書斷》記載，智果是智永的弟子。其所著《心成頌》是專門研究楷書構字法度的書法理論。在這篇書論中，智果總結了“回展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間開間合”等十八條構字之法，且每一條都有相應的具體說明。可以說智果第一次從審美的角度入手，對書法的結構安排作純形式的分析與歸納，並提煉出一定的規律性要求。正因為有了《心成頌》，唐代歐陽詢的《三十六法》的出現則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以上三方面既可以說是隋代書法立“法”的途徑，又可以說是其立“法”的表現。三個方面緊密聯絡，互相作用，致使隋代書法對於書法之“法”的建構逐步深化。這突出的反映在楷書這一書體上。隋代楷書逐漸擺脫了篆隸書的束縛，楷法得以純粹而快速成熟起來，其藝術價值與北朝後期相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