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與古典文明

人們常說拜占庭人傳承地中海古典文明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主要是指他們在漫長的中古時代佔據著希臘及希臘化這一古典文明核心區；其生存環境的重要特點在於，東地中海淺海區域形成的人居模式多樣性和沿海城市文化中心的永續性。自古以來，地中海特別是東地中海地區孕育了多種古代文明，及至古典文明昌盛的希臘羅馬時代，地中海古代文明出現了集大成式的發展。在上千年的中古時期，拜占庭文化直接繼承和傳播了古典時代希臘羅馬文化遺產，並吸收了早期基督教和古代東方諸文化。

拜占庭帝國以海洋為生命線，其千年都城和核心區，特別是主要文化中心城市均以海洋為依託。東地中海不僅成為這個千年帝國的安全屏障，也是其物資流通供給的大小通道，多種海洋貿易更是其重要的財政來源。拜占庭文明雖然具有農耕性質，但作為拜占庭文明中心區和區域經濟中心的財政則主要依賴諸如黎凡特這樣的海上過境貿易，而幾乎全部建立在沿海地帶的大中城市更掌控著拜占庭經濟生活的命脈，海上商貿帶來的巨大利益支撐著帝國的文明生活，為其傳承古典文明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拜占庭人傳承了地中海生活習俗，其熱愛海洋的風尚與阿爾卑斯山脈以北歐洲大陸的風俗習慣截然不同，與草原遊牧生活更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視海洋為“仙界”“險境”的東亞大陸文明區別顯著。自君士坦丁大帝於330年啟用“新羅馬”之後的千餘年，拜占庭社會和城市文化生活都依海而興，而海上貿易優勢地位和海上霸權的喪失則使帝國陷入衰落，當奧斯曼大軍切斷其海上供給線，拜占庭帝國的命門便被擊中，其滅亡之日便到來了。因為拜占庭文明存在的物質基礎不復存在，其傳承的古典文明火炬也向西傳遞到亞平寧半島。

拜占庭鑲嵌畫

正是在與地中海古代多種文明集中發展相同的環境中，拜占庭知識分子順其自然地繼承了傳承古典文明的人文環境。他們不僅繼承了古希臘人的語言文學和思辨智慧，與基督教神學思辨相結合，而且沿襲了古羅馬人的“帝國”政治哲學和法律制度，與中古帝國皇帝專制集權國家的政治相結合。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文化核心區和主要中心城市恰好都是在古代地中海文化昌盛的古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中如亞歷山大、安條克、以佛所、雅典、羅馬、耶路撒冷、拜占庭城這些集中在東地中海的古希臘羅馬文明遺址自不必說，就是那些後來興起的內陸中小城市也是古典文化強大影響下的產物。毫無疑問，拜占庭文化能夠在上千年時間裡獨步歐洲地中海世界、始終保持其領先優勢地位，與其對古典文明的繼承密不可分。

拜占庭知識界始終以希臘語為主要媒介，始終保持著對古典文明的價值欣賞、審美青睞和旨趣偏好。自從拜占庭首都“新羅馬”開啟之日，那裡就吸引著整個地中海世界的知識精英，他們攜帶大量古典文獻和古代文物前往首都，在朝廷支援下，開辦圖書館，建立學府，教授古代希臘語和拉丁語，收集古典作品，研究古典哲學，註釋古典文學，傳抄古典傑作，尚古之風長盛不衰。上文提到的諸多古代文化中心城市均成為當時研究古典之學的重鎮，形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學派，而所謂以“新亞歷山大運動”為代表的文化思潮實際上是將古典哲學遺產納入基督教神學的學術活動。在拜占庭帝國，教俗兩界的知識分子都無一例外地精通古典學問，甚至講不好“純正”希臘語的人難登學術殿堂，在朝廷之上也招人恥笑。11世紀的拜占庭大學者普塞羅斯就以其在少年時代即可背誦《荷馬史詩》為傲，而科穆寧王朝公主安娜在其撰寫的《阿萊克修斯傳》中不僅熟練引用古希臘詩文，而且效仿希羅多德的寫作風格，領百年曆史寫作之風潮。如果沒有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編纂的《羅馬民法大全》，後世人全面瞭解古典時代法律是難以想象的。9世紀的修辭學家科米達斯根據歷代傳抄的珍本，對照多種版本對《荷馬史詩》進行的重校版本成為其後幾個世紀乃至今天多種版本中最權威的原始版本。拜占庭知識分子對古典文明的痴迷，直到文藝復興時代仍然令許多人文主義者羨慕、敬仰。

事實上，拜占庭人向西傳承古典文化的高潮持續不斷，主要還是透過拜占庭帝國在亞平寧半島的屬地進行的。直到13世紀，義大利南部和東部的一些地區和城市都是在拜占庭帝國的勢力範圍內，那裡是希臘移民祖輩的定居地，是希臘語和古典文化流傳的地區，特別是由於兩地同屬古典文明區，拜占庭文化很容易獲得當地人民的認同。毀壞聖像運動前，5世紀亞歷山大城著名的古典女學者海帕提亞與其父修訂註釋的托勒密《地理學》和《天文學大全》及多部數學專著就流入義大利。此次運動後，伴隨著教會文化的消沉和世俗文化的復興，古典文化在當地出現了更為廣泛的擴充套件。拜占庭人包羅永珍的教育體系也極大地影響著其西部領地，老師們要求學生既要學習《聖經》也要背誦《荷馬史詩》，哲學、算術、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學課程均成為高階教育的組成部分。事實上，基督教信仰並不能改變人們對古典文明的熱愛，因為單靠教會文化難以滿足地中海世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需求。

拜占庭文化雖然在斯拉夫各族群中得到廣泛認同，並對阿拉伯世界產生深刻影響，但在傳承古典文明方面，其最後一次高潮卻出現在14世紀以後。正當巴爾幹半島因奧斯曼土耳其軍隊征服擴張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拜占庭知識分子被迫移居義大利之際，西歐早期資產階級發動的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大批報國無望不堪忍受異教壓迫和動亂形勢騷擾的知識分子，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在義大利找到了施展才華的舞臺，他們對推動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譬如對文藝復興運動有重要影響的拜占庭學者皮拉杜斯就是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希臘語言文學老師，薄伽丘在《異教諸神譜系》中盛讚他是“最偉大的希臘文學活權威和希臘傳說故事取之不盡的檔案”。又如，在曼努埃爾·赫利索羅拉斯、基米斯杜斯·普來松和貝薩隆等一批知名的拜占庭學者中，最為拜占庭學家瓦西列夫推崇的是“貝薩隆……他是拉丁化的希臘人……是捍衛柏拉圖學說的學者型神學家，一位對開啟近現代文化作出無與倫比貢獻的尚古的學者”。正是這位拜占庭學者最終選擇威尼斯作為其古代手稿的永久存放地，746卷手稿中有482卷古希臘典籍抄本，幾乎囊括了古希臘所有重要作品。這些拜占庭學者翻譯整理的諸如《理想國》《地理學》《政治學》在內的大量古希臘著作不僅忠實於原文，而且符合拉丁語表達方法，可謂信達雅的典範，超越了此前的任何翻譯版本。誠如後世學者所斷言的那樣：正是貝薩隆等一大批拜占庭學者的貢獻，才使得現存於世的75%的古希臘文獻以拜占庭手抄本的形式流入義大利。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及的“拜占庭滅亡時搶救出來的手抄本……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指的就是古典希臘文明。

總之，拜占庭人憑藉得天獨厚的優勢，不僅在漫長的中古時代以獨特的方式繼承傳播了古典希臘羅馬文化，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擴大了其影響，也在近代初期那個特殊的時空環境中，將古典文明的火炬完好地傳遞給了後人。

作者：陳志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光明日報》（ 2017年11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