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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齊翰《挑耳圖》為例,淺談士人的文人化

由 佩奇歷史 發表于 藝術2022-05-30
簡介現藏於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的《挑耳圖》,宋徽宗趙佶在該畫右上角書“勘書圖”,左側題“王齊翰妙筆”,據此認定為南唐後主李煜時期宮廷翰林圖畫院待詔王齊翰的作品

王齊翰作品值多少

士人與文人的概念,統指古代的知識分子。

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兩者卻有著不同的界定與內涵。士族與文人,前者經濟上獨立,政治上具有社會治理的優先權,而後者雖然人身自由,但在經濟上要依附皇家並以自身的學識涵養出仕,獲得國家的供給。

“士”到“士人階層”,進而演繹為上層計程車族與下層的寒士,最終全面文人化。

史籍記載的文字敘事,雖然詳盡,實際分散,淵博者才能得之。在這一點上遠不如“成教化,助人倫”的影象來得直接而形象。

影象是時代的及時反映,影象證史,是著述充棟的有益補充。在國家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一定的象徵性的社會行為,用於展示社會的政治架構、權力等級、人文精神、社會信仰、價值觀念等,從而指導規範人們的行為方式。

現藏於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的《挑耳圖》,宋徽宗趙佶在該畫右上角書“勘書圖”,左側題“王齊翰妙筆”,據此認定為南唐後主李煜時期宮廷翰林圖畫院待詔王齊翰的作品。

就挑耳動作而言,雖然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但在講究師表儀軌的古人語境裡,卻是低俗之事,遑言在宮廷中樞做此難言之事?

這也是本文力圖從士人的文人化,即文人話語權的視界重新闡釋此幅作品的創作意圖。

以王齊翰《挑耳圖》為例,淺談士人的文人化

一、畫家的藝術生平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王齊翰是五代時期南唐後主李煜的宮廷畫家,供奉宮廷翰林圖畫院,身份為畫院待詔,金陵人,具體生卒年月不詳。

由於年代久遠與史料散佚,有關他的生平與藝術道路留給後人研究的資料甚少。因而只能從散處的文獻資料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來對他的藝術生平與創作作一描述。

較早記載王齊翰的是北宋人劉道醇在《聖朝名畫評》說其“世為右姓”。“右姓”,古代以右為尊,漢魏以後因稱世家大族為“右姓”。

《新唐書·柳衝傳》:“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

說明王齊翰為豪門世家琅琊王氏的後人。

琅琊王氏作為名門望族,一直在兩漢曹魏西晉的政治舞臺上人才輩出,特別鼎盛於東晉,延續至唐末五代,可謂是將相之門。

然而南朝劉宋以降,皇家集權治理與世家掌控政務的矛盾尖銳起來,皇帝限制世家美術而重用寒門出身的庶族知識分子,致使世胄之家逐漸遠離政治而走上了文學化,即文人化的發展途徑。再者,隋唐實行開科取士的科舉制,豪門子弟把持高位的局面逐漸被打破,越來越多出身低微的寒門能夠透過國家統一的標準進入權力的中樞,形成國家用人制度的規範化。與此相對應,到唐朝末年,世族影響已經日漸式微。

王齊翰以擅長繪畫而成為南唐宮廷職業畫家,佐證了王氏家族的沒落。

雖然“二王”書法在藝術史上流傳千古,但在古人的處世語境裡,繪畫是末技,只能是閒餘之作而不能作為謀生的職業。

王齊翰為了謀生不得已以畫為業且成為宮廷畫家,等同於庶族寒人,不是庶族寒門也是庶族寒門了。

南唐三代皇帝都雅好繪事,特別是宮廷翰林圖畫院的設立,網羅了當時眾多才華超眾的傑出人才,畫史上影響深遠的畫家,如顧閎中、周文矩、董源、趙幹、衛賢、顧德謙、徐崇嗣、董羽等。王齊翰能夠立身其中,可見其藝術才能在當時就很出色。關於王齊翰的藝術造詣,劉道醇的《聖朝名畫評》對王齊翰極力推崇:

“齊翰不曹不吳,自成一家,其形勢超逸,近世無有。”而“列妙品上”。

此觀點得到宋徽宗趙佶的認可,特地題下了“妙筆”。

以王齊翰《挑耳圖》為例,淺談士人的文人化

二、影象解讀

王齊翰的《挑耳圖》,以精湛的技巧所構成完美的視覺效果,使我們能夠小窺那個時代的世俗風采與精神張揚。

是今天研究這位宮廷畫家以及南唐時期風土人情不可多得的作品。畫面展現了一位側身倚椅、蹺腿而坐的文人在勘書的間隙挑耳休閒的場景。

畫中的文人應該出身寒門,高門士夫的形象與之完全不同,這一點可與顧愷之作品中計程車族造型作比對。

從《挑耳圖》畫面的佈局來看:以一件巨大的三折屏風作為畫面的主體,佔據了畫面絕大部分的空間,屏風內繪有江南山巒溪流以及秀木青松的景緻,屏風前面是一張長案,放置著校勘的書卷冊頁書匣等物,畫面右側對應放置的是一張稍矮的方桌,桌上備有筆硯書卷等。

而畫中的勘書文人左手扶椅坐在方桌後的椅子上,身著白衣,敞開胸襟,長鬚順柔下垂胸前,頭略左傾,面向右側稍微仰視,右手上舉持耳匙,正在做挑耳狀。畫家緊緊抓住挑耳的典型動作,只見他左眼微閉,一臉舒服愜意狀,上翹的光腳拇指,勾畫出那搔癢處所特有的神態,挑耳獲得的快感呼之欲出。而勘書文人右側所立手捧茶具的書童,稚氣未脫,正在背身探頭向屏風後面探望,似乎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

該作惟妙惟肖地再現了南唐文人的生活場景與典型形象,是神、情、趣兼得的佳作。此幅作品在經營位置上不落俗套,平中出奇,令人不得不佩服其直情徑行。

不難看出,王齊翰的《挑耳圖》整體顯得更為成熟,畫面的情節安排沒有突兀之感,在於王齊翰對《挑耳圖》空間的獨特處理。

以王齊翰《挑耳圖》為例,淺談士人的文人化

此圖描繪的物件是宮廷室內情景,在繪畫表達方面屬於近景範疇。

王齊翰右移了人物位置,並適當地將人物縮小,使畫面正中的屏風完全展現,幾乎沒有物體阻擋觀者的視線。而屏風上面繪製的青綠山水,將觀者視線一下子推到遠處,利用視覺的誤差擴充套件了畫面的空間效果,使人覺察不到畫在屏風上的山水與實景視野山水的差別。而描繪物件文人的衣飾在設色處理上,也是匠心獨運,衣著白色,僅以線條勾就,線條挺勁飄逸,頓挫自如,有著強烈的節奏感,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與畫幅上其餘工筆賦色的人和物拉開了距離。

成功地將觀者的視線重新引回主要表達物件上,視線在畫面的遠近移動,體現了畫家高超的造型表現能力與經營位置上的獨到心得。

從《挑耳圖》可知,王齊翰不僅善於人物,而且在山水方面同樣具有較高的水平。畫中屏風山水,山巒起伏,雲煙變換,樹木蔥鬱,田園茅屋,橋樑輕舟等分佈錯落有致,一派江南山林田野風光。

值得一提的是,王齊翰對山水筆墨技法的改進,採用了沒骨畫法,也許是王齊翰將“徐熙野逸”的花鳥技法移植到山水的表達之中。

這是繼展子虔的勾填法,大小李的勾勒皴擦加填彩法以後出現的又一種青綠山水畫的表現形式。

董其昌在此圖後跋文稱:“挑耳圖屏障畫不用皴擦,唐時沒骨設色山水也”,

該作品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研究沒骨青綠山水畫發展程序的實物。

經過以上的解構,可以看出王齊翰在素材場景、經營佈局、筆墨表現等方面獨樹一幟。

實質上,此圖畫面的展示,就是王齊翰緊緊抓住文人挑耳動作的瞬間,小中見大地表現了文人在當時社會環境下的安閒心態。

卷後有蘇轍、蘇東坡、王詵和董其昌、文震孟以及謝墉等一大批文臣名流的題識,說明此圖所蘊含的意趣符合文人化統治階層審美需求的潮流,深受後代文人的欣賞。

也許在文人的心中,此圖的出現意味著文人從此掌握了文化與藝術表達的話語權。

三、詮釋影象的文人化

南唐設立的宮廷翰林圖畫院,在獨立的畫院機構方面開了風氣之先。一方面在繪畫的社會功能上,確立了皇家的審美規範,另一方面在於繪畫本身與畫家地位的改變。

自古以來,凡繪畫者既要從事腦力勞動,也要參與圖畫場所的體力勞作。

畫家與畫匠幾乎沒有本質的區別,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處於低位,有志者羞於為伍。顧、陸、張、吳,成就斐然,畫史稱為“畫家四祖”,也不過是有一技之長“佛畫四祖”的畫匠而已。

翰林圖畫院的成立,使畫家有機會在權力中心如同文人一樣伏案工作,文案化帶來繪畫的文人化。

以王齊翰《挑耳圖》為例,淺談士人的文人化

繪畫的形制與筆墨技法自然有了新的選擇,適合文人書齋案頭展玩的卷軸畫成為文人繪畫的首選,由此形成的筆墨意趣開始成為繪畫的主流。再者,雖然南唐皇帝在政治上一心守成,但在文藝方面成就突出,某種程度上不過是文人化的君主而已。

皇家與整個社會的文人化,南唐宮廷畫院畫家筆下的藝術作品自然更多體現文人化的社會風尚。王齊翰《挑耳圖》的文人化尤為明顯,以下對該圖影象文人化筆意旨歸進行分析。

首先,《挑耳圖》中的三折山水屏風佔據了畫面的主要位置,有著凌駕一切、居高臨下的視覺效果。一方面作為宮廷畫院待詔的王齊翰,所見所聞與正常活動自然在宮廷之中,另一方面歷朝歷代編撰圖書之類的大型活動一般都有獨立的部門,通常由翰林院專門負責運作。

所以,這裡巨大的三折屏風只有在高大的宮廷殿堂樓閣裡存在,實質上屏風暗指宮殿,從而指代國家的權力中心氛圍。其次,圖中文人一改前代畫家筆下謹小慎微、奴顏婢膝的寒門形象,而是蘇轍在此畫後題識所言:

“羽衣丈夫據床剔耳,胸中蕭然,殊可喜也。”

雖然顯得放蕩不羈,但完全呈現當家作主的心態。可見文人已經可以在代表最高權力的宮廷殿堂樓閣中自由活動,自然掌握了話語權。透過科舉的制度與選拔,皇帝與文人構成了社會治理權力結構的相互依賴關係。

皇帝掌握國家的統治權,需要文人當官去具體實施,社會的治理權轉移到文人手中。相應地,文人只有透過科舉考試,貨賣帝王家,才能逐漸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員,享受國家的治理權力與等級待遇。從此,皇帝與文人官僚集團構成了封建國家的統治權力與治理階層。

再次,屏風前面長案擺陳的書籍,預示著國家核心工作已經由文人來掌控。

書籍與文人的結合,導致文人的文案化,說明文人已經成為文化的載體,即文人化。

以王齊翰《挑耳圖》為例,淺談士人的文人化

在此以前,士族文人化之後取得了文化的話語權,寒門文人無法相比肩,往往只能做一些卑微的工作以及士族不願從事的事務,所以寒門文人很難進入文化的中樞。屬於家國大事的編校圖書之類,之前只是士族的專利。

而到了此時,寒門文人直接參與書籍的編撰校勘。由此可見,文化的話語權已經轉入文人官僚集團。書籍成為文人的身份象徵,所謂“文弱書生”是也。

最後,文人與書童相互依賴關係得以確立。社會的文人化,使文人既有社會的治理權也有文化的話語權,文人身份與風度成為文人社會存在的主要形式。讀書併科舉是文人人生的唯一目標,故而日常生活與讀書時的雜役就需要有專門的人去輔助完成。文人讀書教育自小就開始,有條件的就找一些年齡相仿的人伴讀並做一些雜事。久而久之,在文人的周圍形成了書童階層。書童的人身與經濟完全依附於文人,日常就以文人活動為中心,文人有了書童,可以展示與眾不同的身份。

圖中文人舒坦地挑耳小歇,而書童手捧茶具侍立,就是這種依賴關係的傳神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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