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和隱士的重身——周作人的散文藝術

一、周作人的散文觀

新文學伊始，就有了很多的理論建設，首有胡適1917。1《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1917。2《文學革命論》兩篇發難之作，其他先驅者參與討論的文章也有很多，如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錢玄同《寄陳獨秀》《寄胡適之》，傅斯年《文學革新申義》《文言合一草議》。當時先驅者的一種共識，就是堅信文學革命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白話文必定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

如果說胡適側重從語言、形式方面為文學革命尋找突破口，那麼周作人則更多也更深入地思考與探討新文學的思想建設，其理論貢獻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以“人的文學”來概括新文學的內容，標

識新文學區別於舊文學的本質特徵，1918《人的文學》。周作人要求新文學必須以人道主義為本，觀察、研究、分析社會“人生諸問題”，尤其是底層人們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須以認真嚴肅的而非遊戲的態度，去描寫“非人的生活”，對改造社會持積極的態度，而且，還要展示“理想的生活”。

二是提出“平民文學”的概念

，1919《平民文學》，實際上是“人的文學”的補充和具體化。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學應以通俗的白話語體描寫人民大眾生活的真實情狀，忠實地反映“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描寫大多數人的“真摯的思想與事實”。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為本的“為人生的文學”，強調文學是人性的、人類的，也是個人的。

不過周作人很快就對這一理論進行反思，1922《自己的園地》一文中，進而強調尊重創作個性，抒寫表達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對“以個人為藝術工匠”的“為藝術派”，又反對“以藝術為人生的僕役”的“為人生派”，而主張“人生的藝術派”。希望有著紳士的態度，又捨不得流氓的精神，自稱為

叛徒和隱士的重身

。

周作人逐漸由新文學主潮的帶頭人，由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變為自由的思想者，並日益超離了主潮。新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思想啟蒙的使命，講求社會功利性，但又有輕視創作個性發展的偏頗。“自己的園地”文學觀，表現出從變革大潮中“潔身退隱”的立場，但他的觀點對新文學中日益膨脹的功利性不失為一種清醒的制約。他的“自己的園地”的文學觀，也是後來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作家的共同追求。

三是對現代散文文體的理論確認。

1921年發表《美文》，將那種以抒情敘事為主的藝術性的散文視作美文，擺到了與小說、詩歌、戲劇並列的位置，從理論上確認了文學性散文的地位。周作人強調好散文需要具備饒有“趣味”的內容，“平淡自然”的氣質，還要追求能引發讀者體味思索的“澀味”與“簡單味”。

周作人受到了多方面思想的影響，形成了一個

“雜糅中見調和”的思想統一體

。

他用藹里斯調節“縱慾”和“禁慾”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禮”、“中庸”，希臘文化中的“中庸之德”為基礎，糅合了佛教的“莫令餘人得惱”的精神，道家的“通達”，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構成了一種“周作人式”的思想結構。主要特點是什麼呢？就是以“得體地活著”為中心，在順乎物理人情的自然發展與自我節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義。

為了在“混亂”中能夠“截斷眾流，站立得住”，他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佛教的“勇猛精進”，還有法家的“實效”精神，他的中庸主義帶有“外柔內剛”的特色。在美學上就表現為所謂“以理節情”，在他的散文裡，閒適、詼諧跟憂患互為表裡，透出一種從容不迫、略帶淒涼的“調子”。

周作人的散文觀是“言志”，這是他個性主義、理想主義的體現。周作人認為“言志”是言自己之志，而“載道”則是言他人之志。周作人的言志小品文，主要指他1924年經歷了“五四”落潮的彷徨期後所寫的大量寄託個人精神理想、表達個人趣味的“閒話體”散文，以“沖淡平和”為主要風格。

《故鄉的野菜》一文創作於1942。2，正是周作人轉型後的早期代表作。

可從周作人的文風中找到這樣幾個點來入手分析：閒談體、澀味、簡單味與趣味。

故鄉的野菜

檢視

二、《故鄉的野菜》——“沖淡平和”之“味”

1。“沖淡平和”的“閒話體”

《故鄉的野菜》就取材於衣食住行裡的“食”，這就進入了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從“自我”出發，在野菜這樣平凡的事物上談出各種的天理物趣，也談出自己的情感志趣。閒筆般信筆寫來，又不止是一般的閒聊，而是溶入了感情，不著痕跡地做了藝術的提煉，饒有情趣，又多含著憶舊的溫熙。

敘述方式的簡單

要寫故鄉，卻先說對故鄉沒有什麼情分，正話反說：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遊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裡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

再由聽妻子“說起有薺菜在那裡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因為“ 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很自然地回到正題。接下來就對三種野菜不著痕跡地信口而談：由春天常吃薺菜想到另一種常吃的黃花麥果，再由它掃墓時作貢品想到另一種掃墓時常吃的野菜紫雲英。

文學語言的清淡質樸

反應在形式上，則語言趨於樸素、精煉，不尚辭藻，不假雕飾，深入淺出；讀起來極尋常平易，其實又不失深厚雋永。這正如王安石所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或艱辛。”

情感的自由流露

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發與真切的流露，而非做作、矯飾的表達。要達到這一點，作家對人生現實須保持一種既積極又冷觀的姿態，一種平靜的雋智的心境，即使有較為重大的或容易引發激烈的情思的主題，也力求以沖淡的不顯激烈誇張的姿式來表達。

“閒話”體式之平和自然，正與大家公認的周作人文章“平和沖淡”的思想內容相表裡，追求這種閒話式的平淡自然，也是由於作者心頭住著“兩個鬼”，反抗現實的“叛徒”和迴避現實的“隱士”，周作人大概把寫作當成他的一種生活方式，要透過寫作達到自我矛盾心理的調適。

周作人以“平淡自然”作為一種審美批評範疇，對二三十年代散文創作產生過相當的影響。從20年代《語絲》派的俞平伯、廢名等散文家，30年代以《人間世》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義作家，一直到被稱為“京派”的一部分作家，都曾經不同程度上宗法過周作人的路子，以平淡自然作為創作與批評所追慕的一種美學境界。

2。澀味、苦味

這是比“平淡自然”更深一層的審美範疇。在為俞平伯散文集《燕知草》所做的跋中，周作人對自己的散文風格有相當的概括性：

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文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惜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緻的俗語文來。

周作人指出一種理想的文體應當是在純粹口語體文章的基礎上，加上“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謂澀味與簡單味，主要是“文詞”因素。他說“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當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和趣味的兩重的統制，可造出雅緻的俗語文來”。所以，從澀味與簡單味上去領略周作人散文的風格，是很恰當的。

在文章中，“澀味”有這兩種表現：

一是

文詞之“澀”，

語言風格上愛粗不愛細，喜暗不喜明，有意造成閱讀欣賞上的某些阻梗與“陌生化”，或者增加閱讀的“摩擦力”。比如以文言入文，使我們在閱讀順暢白話文的途中，加入一些“磕絆”，但這些文言字詞絕無生硬之感，反使行文古雅，而別有一種“知識與趣味”，文章就引用《西湖遊覽志》《清嘉錄》古代文獻以及日本文獻來描寫野菜對於人們的意義——自古有之，自由相伴。

《西湖遊覽志》雲：“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雲：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

……故有是稱，亦未可知。

二是

心緒之“澀”

。散文中可以讀到淡淡的惆悵，其情趣也有落寞的，甚或頹廢的。有研究者說是“中年心態”，嚐遍人生之苦反而養成以品“苦”為樂的“可憐處”，這樣的心態則正是略帶枯澀的。如開篇：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遊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裡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優遊閒適的背後分明有一種無奈的逃世的低徊，與歷經滄桑後的無奈、淡然。

在周作人的批評中，“澀”味與“苦”味常常放在一起講，但“澀”不同於“苦”的，是它並不代表某種人生觀，而純粹是一種美學的意味，就像前面講到的語言風格上等等。“澀”與“苦”相連，則是注重將“苦”味引申，留下餘味。

3。簡單味

周作人又常將“簡單”味與“澀”味結合起來作為一種審美趣味。簡單不等於弘暢，在簡單的表現中總有一些奧澀，能讓人邊讀邊不時停下來回味、思索、體驗。孫席珍《論現代中國散文》，這樣評論周作人小品文風：

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裡，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

語言的簡單味

這種“全無顏色”就是周作人的“簡單味”，也就是不肯修飾太過，不故作高深，語言以白話口語為主，寫來簡練無華。如：

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裡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採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

語言無修飾，不做作，用的是極平淡、樸實甚至有點“拙”的語言，卻滿盈著趣味，特別是被庸常生活所掩蓋的趣味。這種文字的韻味，就是“簡單味”。正有點袁枚所說的“大巧之樸”。

敘事角度的簡單味

周作人關注“人的文學”，尤其是關乎婦女和兒童的文學，文章中用小孩的眼光來看待兒時的回憶，這種敘事角度的率真也造成了“簡單味”。

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遊戲的工作。

小孩們有歌讚美之雲：“黃花麥果韌結結，關得大門自要吃：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

……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

……紫雲英的花球卻是小孩常玩的東西……

“簡單味”與前面所說的“沖淡平和”的整體風格是統一的。

4。趣味

周作人認為“趣味”是一切文學鑑賞批評的基礎，這顯然是由他的“自己的園地”文學觀派生出來的。

《苦竹雜記·笠翁與隨園》有：

我很看重趣味，以為這是美也是善，而沒趣味乃是一件大壞事。

《北京的茶食》有：

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周作人講究“雅趣”，他認為的“雅”不是故作高雅，不是傳統士大夫的雅，而是《<燕知草>跋》：“自然，大方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是一種“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智理”調和之類。因此在周作人那裡，挖野菜這樣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也可以被寫得“雅趣”盎然，正如文中第二段“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

“雅趣”之外，文章還透露出一種“俗趣”，即民間文化中的滑稽趣味。文中的民間歌謠、鄉村習俗，清明前後儲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等遺存古風的內容貼近鄉間生活。

以周作人為領袖，“言志派”還有許多其他的作家，俞平伯、廢名、鍾敬文等，各有所長，俞平伯繁縟；鍾敬文清朗；廢名更得周作人沖淡清雋的神髓，抒情氣息濃郁，表現出樸訥哀傷的風格。直到30s林語堂等人提倡的幽默閒適小品，也還是奉周作人為圭臬的。

總的來說，周作人的散文風格主要有兩種，一是浮躁凌厲，二是沖淡平和，而後者更具代表性。自“五四”革命浪潮逐步退卻，周作人逐漸認識到知識分子的狂熱與思想啟蒙的艱鉅，其內心的“兩個鬼”在掙扎，叛徒和隱士同時叫囂著、雀躍著，反應在文學創作上，則傾向於沖淡平和的風格，建立“自己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