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論講堂：明代長城的戍邊者——鹽池楊氏家族墓及其相關問題

胡旋舞是從什麼傳入中原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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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偉

引言

7月20日下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偉，以“明代長城的戍邊者——鹽池楊氏家族墓及其相關問題”為題，為大家介紹本次“絲路歲月——大時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中“邊城孤衛”的故事。

1999年7月18日，寧夏鹽池馮記圈這個乾燥少雨的地方下起了一場大暴雨，兩座明代磚室墓的墓口被衝開，引起許多村民圍觀。考古學者趕赴現場進行搶救性發掘，在其後的8天時間裡共發掘了三座墓葬，墓主是守衛明長城的楊氏家族。

由於鹽池特殊的地理環境，使楊氏家族墓大批的織物與墓葬品儲存良好，有助於後人瞭解墓主人的人生故事與當時的明代社會風尚。

鹽池概述

1。 地理背景

鹽池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最東部，地處鄂爾多斯臺地向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東北與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接壤，東南比鄰陝西榆林市，南邊和甘肅省慶陽地區相交界，四省相鄰，地勢南高北低，全縣境內無高山大河，最大的河流為水量稀少的苦水河，往西北注入黃河，屬於典型的內陸乾旱地區。

唐代詩人李益在《鹽洲過飲馬泉》詩中寫道：“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時鹽池飲馬泉”，明代時形容此處：“幅員數百里，又皆可沃壤可耕之地”，可見歷史上的鹽池曾經是塊水草豐美的地方，但是經過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土地過分放牧與樵採，以及戰事頻繁，早已逐漸荒漠化，流沙遍佈。境內野生動植物、礦產資源豐富，盛產毛皮、甘草與食鹽，俗稱鹽池三寶。

大約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鹽池地區就有人類活動，這裡處於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過渡地帶，因此發現了大量的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遺址。

在古代，食鹽是人體必需的礦物質來源，但是產鹽的地區很少，鹽池就既是食鹽的主要產地，又與其他地區相鄰，自古就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2。 鹽池考古

秦統一六國後，鹽池屬於北地郡的轄地，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秦至北地郡領縣19”，19縣裡麵包括馬嶺、富平、朐衍，鹽池就位於朐衍縣，而朐衍縣舊址，現在稱為“張家場古城”，地處毛烏素沙漠的南緣，東西長約1200米，南北寬約800米，城牆以夯土砌築，城內散佈大量的繩紋板瓦，捲雲紋瓦當、回紋空心磚、陶器殘片和“大富貴，子宜孫，樂未央”銘文的方磚，還有一些銅璇璣、帶鉤、封泥、銅印章、貨幣等文物。張家場古城是寧夏境內儲存比較好的漢代古城之一。

張家場古城出土器物

公元407年，匈奴“鐵弗部”首領“赫連勃勃”在銀川建立夏國，稱作“赫連夏”或是“大夏”，首都在陝西省靖邊縣（今統萬城），鹽池屬於赫連夏的屬地。

而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政權更迭頻繁，地方勢力割據以及絲綢之路貿易興盛，大量的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域胡人湧入鹽池，此地成為少數民族胡人和漢族的雜居之地，交匯了各方文化，考古學者也在此地發現了許多墓葬。

唐代在鹽池設立“六胡州”，負責安置歸降的突厥人和粟特人。在鹽池縣花馬池鎮硝池子村的“窨子梁唐墓”，共有六座石室墓葬，墓主人姓何，為昭武九姓之一。

從M3墓出土的墓誌銘顯示，墓主下葬於唐代公元700年，地點位於六胡州之一的魯州，為明代長城沿線地區。 窨子梁唐墓是帶有石柱的石室墓，最著名的文物是兩扇“胡旋舞石刻墓門”，門高88釐米、寬42。5釐米，正面琢磨光滑，中間雕刻有一對男性胡旋舞舞伎，兩人生得髭鬚捲髮、深目高鼻、胸寬腰細，體魄健壯，頭髮上束著髮帶，身著圓領緊身窄袖衫，下著緊貼腿部的裙子，腳穿長筒皮靴。左側男伎踩在一小塊圓毯上，右腿後屈，左手正微微上舉，右臂屈至頭頂，右側男伎，腳立於毯上，左腿前伸，雙臂上屈，至頭頂上方合攏，兩人都是手持長巾，熟練迴旋，飄逸瀟灑。門板四周以剔地淺雕捲雲紋裝飾，形成舞伎騰躍於雲氣的畫面，具有流動如飛的效果。

鹽池窨子梁唐墓胡旋舞墓門拓片

胡旋舞又名“團亂旋”、“團圓旋”，是出於中亞一帶的舞蹈，由西域傳入中原以後，頗受上層階級喜愛，白居易與元稹都曾有詩作，描述胡旋女體態輕盈、旋轉之快的舞姿，在很多文物裡也會看到胡旋舞的形象，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館的胡旋舞石碑、甘肅山丹縣文物館的胡旋舞銅俑、太原唐墓出土的胡旋舞長沙窯。 窨子梁唐墓出土的兩扇墓門，是我國首次在唐代墓葬中發現有胡旋舞形象的墓門，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被認定為國寶級文物。

五代和北宋時期，政府開始在鹽池設定鹽州。北宋鹹平五年，鹽池被西夏佔據，為西夏帶來了大量的青白鹽貿易收入。明代，鹽池成為朝廷和北歸蒙元勢力對峙的北部邊塞重地。明政府為了阻止韃靼入塞，從洪武年間開始在黃河東岸修築長城，並調兵戍守。明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在鹽池設花馬池營；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又置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正德元年，改千戶所為寧夏後衛，全境分屬花馬池、興武營、林州三個守禦千戶所管轄。

現在的鹽池，是品嚐灘羊手抓肉的好地方，還保留了早期草原民族的特色。

鹽池馮記圈明墓概述

1。 墓葬形制

“馮記圈明墓”是寧夏正式發掘的少數明代墓葬之一，它的墓葬形制完備，出土器物精美，堪屬寧夏之首。馮記圈明墓一共發掘了三座墓葬，墓葬的地面建築均已不存，地下的總體形制儲存完好。其中M1、M2的墓道上方區域性已被破壞，M3儲存完好。三座墓葬都是帶有單室券頂斜坡式墓道的長方形磚砌墓室，方向坐南朝北。

M2平剖面圖

M3平剖面圖

明代經濟交通發達，各地商品與文化往來傳承，全國文化面貌的趨同性加強。 從我們已發表的資料來看，明代的墓葬形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王侯宗室”為代表的多室墓墓葬，墓葬的建築平面佈局，大多仿造地面上的王府宮殿建築形式，此類墓葬大多出現在山東、四川、江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

另一類是“一般官僚與平民”的簡單長方形磚石墓，這種墓葬長期流行於南方，尤其常見於藩王、品官、宮城太監的墓葬，馮記圈明墓就屬於此類。

明代墓葬十分注重墓室的密封和牢固性，建造時會特別注重墓室的防腐和防水。

馮記圈明墓也反映了這個特徵，墓室採用平磚錯縫平鋪，逐層壘砌而成，拱券多使用堅固厚實的兩層重頂，讓盜墓者難以從上面開啟，而且縫隙之間，用三合土溝縫，表面抹平處理，牢固又防水。

2。 隨葬品及其特色

馮記圈M3夫婦合葬墓儲存完整，棺墓等隨葬品均放在原位。

墓室內，封門處並列兩張硃紅色的木桌，從木桌的腐朽程度與棺槨外型的特徵來看，木桌應該是隨棺槨一同下葬，男棺前的木桌較為高大，桌上擺放一個實木架，再用白色的帳幔遮蓋（帳幔出土後已毀壞），架上擺放灶臺、銅、扁擔等錫器，還有少量的筷子與木器，男棺前木桌的錫器數量較女棺前多。

棺槨擺放位置為頭內腳外，男棺位在西邊，女棺位在東邊，男棺槨較為高寬，槨外還有六個翣牌，具有鎮墓辟邪的作用，棺槨後方的壁龕上並列九件器物，包含罐、碟、碗等，其中兩件瓷罐分別盛有風乾的食物和水狀液體，壁龕上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使用器，與木桌上擺放的錫制模型冥器不同。

出土翣牌

整個墓室佈局緊湊有序，層次清楚，主次分明，能突出棺槨的中心位置。

除了木桌上的錫器可能屬於個人使用之外，其餘都是夫妻共享。

從棺槨的大小和隨葬冥器的數量看來，馮記圈明墓帶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識。

馮記圈明墓的三座墓葬都是合葬墓，其中M1、M2發現了三具人骨，從顱骨特徵分析，可能是一夫二妻的三人合葬，M3是夫妻一男一女合葬。

夫妻合葬的風俗，從西漢開始就有，明代深受傳統思想影響，合葬之風盛行，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是夫婦合葬。

馮記圈三座墓的隨葬品包含織物、錫器、木器、銅器和瓷器等，種類雖然不多，但數量可觀。衣冠服飾也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級，例如M3男主人身上出土了一個銅帶扣，是當時引領風尚的款式，其他隨葬品則看不出明確的組合關係。

出土銅帶扣

3。 錫器

馮記圈明墓出土的錫器有三個特點，第一，日用器皿體積較小，製作也略顯粗糙；第二，隨葬錫器擺放隨意，無統一的組合形式；第三，隨葬品會集中擺放在靈座內。

錫器在商周時期已開始使用，但由於材質脆軟，大多作為合金，很少將錫器用於隨葬品，明代以前的墓葬中，僅宋元墓中偶有出土特例。

元明時期，錫焊技術已發展成熟，錫製品開始流行，馮記圈明墓出土了80多件錫器，從選料、剪裁、成型、焊接都已發展完備，除了能焊接薄片的錫料，還有少量器物採用了磨製法。

出土三足鼎

4。 織物

錫器和織物是馮記圈明墓最具特色的墓葬品。3座墓葬中，僅M3的衣冠服飾保持原狀，因為墓室密封性佳，加上當地環境乾燥，出土的織物除了退色、掉色或相互薰染以外，整體儲存良好，是研究明代紡織的良好資料。

M3出土烏紗帽

M3出土四雲紋緞地刺繡獬豸補服

補子細節

5。 瓷器

元代與明代最著名的瓷器是青花瓷，因此馮記圈明墓的墓葬品也有許多青花瓷。

出土青花瓷器

出土黑釉瓷器

楊氏家族，明代長城的戍邊者

我們從M2楊釗的墓誌銘可以看出四個重點，第一是楊氏家族在明朝的發展脈絡，第二是明代的官制世襲制度，第三是婚配製度，第四是喪葬習俗。

1。 鹽池作為寧夏後衛之地的重要作用

明朝建國以後，蒙元的殘餘勢力退居長城以北，但實力仍然十分強大，不時威脅中原，到了明代中期，政府腐敗，國力漸衰，蒙古韃靼瓦剌部相繼興起，各種侵擾更加頻繁，給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因此，明政府耗費幾十年構築長城，範圍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綿延萬里，是九邊重鎮的防線。

鹽池當時為北部邊塞重鎮，明朝為阻止韃靼入塞，於鹽池大修邊疆和城堡，並調兵戍守。正統八年，在寧夏設定花馬池營，併成立寧夏後衛，與寧夏前衛、中衛、左衛、右衛一同形成完整的防衛系統，鹽池境內現在的安定堡遺址，就是當時用作邊防使用。

唐代稱鹽池為六胡州、魯州，學者分析地點應該位於明代的興武營附近，或者就是興武營。

目前秦長城和隋長城都已破壞嚴重，尤其隋長城已很罕見。因此，我們一般講的長城就是指明長城。近年國家文物局進行有關長城的調查，寧夏屬於長城遺蹟較為集中的省份，不同時期的長城都聚集在此，足見寧夏與固原在歷朝都是抵禦北方勢力的重要邊塞。

2。 楊釗墓誌銘所反映的族源及身份

馮記圈M2封門外側出土了一盒長方形墓誌，墓誌帶有志蓋，上方有無界格紋飾，並刻有“明封昭毅將軍紅山楊公合葬墓誌銘”共4行15字。墓誌內容以楷書篆刻，共764字，除了下端區域性模糊，其餘文字皆儲存清晰。

M2楊釗墓誌蓋

（1）楊氏家族在明朝的發展脈絡

根據墓誌銘顯示，墓主名為“楊釗”，祖上本無姓，僅記錄祖輩名字，所以沒有家譜可追溯。姓名是漢族千百年來綿延傳承的傳統，楊釗祖輩不記姓氏，應為少數民族。

楊釗的家族譜系圖，共記載了五輩人，第一代是他的高祖叫“樞歹”，曾祖父叫“麻忽兒克”，楊釗是第五代。

有學者認為“樞歹”、“麻忽兒克”，與史料中的蒙古人姓名相近，但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說明他們就是蒙古人，只能證明他們是居於西域蒙古人生活圈的少數民族。

明朝洪武年間，政府對北蒙古官民採取了勸諭歸降的招撫政策，只要能審時天命，攜幣來降者，朝廷均待以抒憂，安置到邊境衛所，或授官賞賜。

高祖樞歹自幼才能出眾，在明太祖朱元璋抗蒙元戰爭時，見元朝大勢已去，樞歹就歸附了朱元璋，隨朱元璋征戰，屢有戰功，任皇家禁衛軍“金吾右衛指揮”，擔任巡警京城各門的任務，官至三品，因此墓誌裡稱讚他“知天命順逆”。

當時明成祖朱棣為了刻意抹去建文帝的年號，沿用洪武年號，因此洪武三十五年實際上是建文四年，樞歹任金吾右衛指揮時，守衛的是北京城，而非南京城。

（2）明朝的世襲制度

明代有執官世襲的制度，明永樂十九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楊釗的曾祖父麻忽兒克，世襲了金吾右衛指揮一職，一路追隨朱棣，忠貞可嘉，因此被賜姓“楊”，獲得了漢族的姓氏。

楊釗的祖父叫楊洪，父親叫楊英，楊英歷經了成化、弘治、正德三個朝代，他與祖輩們一樣驍勇善戰，多次立下赫赫戰功。

當時蒙古的韃靼、瓦剌不時南下侵擾，戰事吃緊。因此弘治四年，楊英被派駐邊防前線，任“寧夏前衛指揮”，在最艱苦的地方發揮作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楊英任“寧夏後衛指揮”，守備寧夏北部防線。後來，朝廷調任陝西的軍隊抵抗蒙古，楊英升任“指揮僉事”，指揮陝西來的兵員，他的子孫從此以後也入籍了寧夏後衛。

墓誌上記載，墓主人楊釗三歲時隨父母來到寧夏，秉承祖輩驍勇，又受到北部邊防環境的感染，生性耿直，識見雄偉，文韜武略，長大後承襲父輩金吾右衛職，管理軍隊紀律嚴明，掌理衛事眾心悅服。

嘉靖十三年八月，盤踞河套的韃靼11萬騎兵大舉入侵花馬池（鹽池），在定邊營遭到伏擊後，前往固原，但陝西的將領未能有效抵抗，因此韃靼騎兵在安定堡燒殺搶掠。

當時年輕的楊釗發策奇招，協助寧夏總兵王孝取得了安定之捷，因抗敵有功，得到了冊封，升為指揮使後晉升為領班指揮、正三品昭毅將軍，楊釗墓誌上的頭銜就是昭毅將軍。 楊釗老年辭官後隱退，墓誌上記載他：“約一二知己，乘車載宗祖，縱情山水，不問政事，樂享晚年”。說明他不過問政事，也少與人往來，安享老年生活。

（3）婚配與喪葬習俗

蒙古人曾經是整個歐亞大陸的噩夢，即便是在元朝滅亡以後，蒙古人依然控制著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給明朝帶來巨大的威脅，能夠歸順又能效力明王朝的蒙元人自然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楊氏家族是滯留在中原的蒙元人縮影，這類蒙元人士歷經數代與漢人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

楊釗共有妻妾五人。第一任妻子為指揮李振之女，早卒。接續為陳氏、鄭氏、任氏、王氏。他們的婚姻具有傳統門當戶對的門第觀念，包含他的兒子、子嗣都是。妻妾也分等級，夫妻合葬墓裡，妾不可合葬，妾也不可頂替妻子的地位。我們可以透過馮記圈明墓的墓葬形式、墓誌銘與隨葬器物，看出明代社會的傳統風貌。

結語

馮記圈明墓出土的織物和錫器，使我們對當時的紡織和金屬冶鑄業有了更多的認識，墓誌銘記載了明代邊防與官制世襲、婚配製度等，也都是研究明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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