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用心記錄的“流水賬

父親用心記錄的“流水賬”

（高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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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清明節，我回村掃墓時，與弟兄們一起，在我家的第二套住房的“錢櫃裡”，發現了我老爹生前所記的一本“流水賬”。“流水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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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皮上寫著“學習”二字，其扉頁及封底頁上，還寫著“抗美援朝，保家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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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增產節約，支援前線”十六個大字。很顯然，是抗美援朝那個年月，他不知從那弄來的。

我仔細翻看了這個筆記本。記載的事項，竟是從1953年6月6日開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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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結束，共計15個半年頭。筆記本中用的墨水，有藍色的、紅色的、純蘭的、稍紫一點的。全都是從村供銷社花一、兩分錢，買的“小豆並”泡的（類似於藥片狀，含有不同顏色，用水一泡可代替墨水使用）。從寫過字的字跡看，用的筆是蘸水筆，筆桿和筆尖也是花幾分錢，從供銷社買來的。因為我在生產隊當會計時，就用過這種墨水和筆，它既方便又經濟。

筆記本中，主要記載的是家中的“出入賬”，沒有什麼深奧的賬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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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記到“入”上，支，就記到“出”上。家中每天的收入、支出，可以說他記得詳詳細細，一點不漏：在“收入”的欄目中，主要經濟來源是：媽媽繡花掙了多少錢，雞蛋摺合多少錢，人糞尿多少錢，賣小豬多少錢（當時家中養一老母豬），賣豬肉多少錢，賣燒草多少錢，賣糧食多少錢，都一點不會錯的。“支出”也是如此：那怕買了一根針，扯了一尺布，打了一斤酒，留了一斤魚，買了一瓶“救急水”，打了一斤火（煤）油，買了一口“牲口籠嘴”，花了多少錢，都一一記錄在案。更不用說給妻子稱了一點雪花膏，為孩子交了一點學費，買了兩支鉛筆，買了一個本子，自己聽了一次戲，看了一次電影，給家人添了一雙襪子，置了一把“抓撒子”，全都記得清清楚楚。“流水賬”中，記載著他最奢侈的消費是，花錢吃冰棒、吃西瓜、吃蘋果，喝燒酒、聽戲、照相、看電影。若同現在人們的消費水平相比，真是有如天壤之別。不過在當時，這些消費也是一般人所不能享受到的。

“流水賬”中，最有歷史價值的是，他記錄了1956年還是高階合作社的時候，家中的糧食收成情況：地瓜4205。5斤，單價0、017元，71。49元；大豆53斤，單價0、097元，5。14元；包米553。12斤，單價0、074元，40。98元；稻子28斤，單價0、08元，2。24元；南瓜280斤，單價0、01元，2。8元；高粱，22斤，單價0、063元，1。39元；黍子，12斤，單價0、08元，0。98元；穀子，120。7斤，單價0、068元，8。19元；土豆，24。5斤，單價0、02元，0。49元；大麥，151。13斤，單價0、060元，9。11元；小麥，341斤，單價0、087元，29。76元；花生，124斤，單價0、12元，14。88元；芝麻1斤，單價0、20元，0。2元；蘿蔔945斤，單價0、008元，7。56元；綠豆4斤，單價0、095元，0。38元。共折價195。58元。我用計算器算了兩遍，他還小記了一分錢，應該是195。59元。他在村裡是有名的“鐵算盤”，但這個“鐵算盤”，也有“不鐵”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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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為什麼這樣“有心”、“耐煩”、“精於算計”？我想，原因有三：其一是，他雖然是個解放初期的高小生，但他可約等於現在的“大學生”，算是個“有文化水”的人，字又寫得非常漂亮。可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他施展本事的平臺，要展示自己的才能，只能是自打“平臺”：在海上漁業隊，要不給人家記個打魚的“流水賬”，在家中，要不給自家記個收支的“賬流水”。其二是，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一沒有電視可看，二沒有麻將可打，三沒有卡拉OK可唱，不可能吃完飯就睡覺，閒暇時，想想一天下來掙了多少，花了多少，“過過電影”，並將其記將下來，這也是一種樂趣，也覺得挺有意思。其三是，“還是窮的不是”。當了家了，就知“財米貴”，種過地的，就知道“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如果他當時能像現在的大款，恐怕我們也就見不著，這當年累計只有近200元收支的“流水賬”了！

二〇二一年清明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