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綿綿：錢鍾書書札手跡識真辨偽

一、錢鍾書先生的一件詩札

名人書札，一向深受文物收藏界的青睞。在2002年4月號的《收藏界》“名家翰墨”中，刊有錢鍾書致“勤廬夫子大人”的一件詩札。從錢先生的這件詩札的字跡、內容來看，應該是他早年的作品。這件詩札的受札人“勤廬”，在顧頡剛《蘇州史志筆記》，其中多有提到。例如：“勤廬來書論吳中古蹟（一九五三年三月）”；“沈勤廬尋得干將墓及羊山化石（一九五三年十月）”等。由此可知“沈勤廬”應該是位從事古代文物考古和研究古文化的學者。那麼錢鍾書與他有著何種因緣呢？

據近年編纂的《蘇州市志·人物》中載：“沈維鈞（1902—1971）號勤廬，蘇州人。1921年肄業於上海震旦大學，任上海書局通俗刊物編輯。1923年—1929年曆任蘇州桃塢中學、蘇州中學教師，東吳大學教員，兼任北京國學院助理研究員。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員。1933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幹事。1946年起在蘇州任社會教育學院圖博系教授。1951年在蘇州圖書館工作，後調任蘇州市文管會專職委員。對青銅器、金石均有研究，著有《寰宇貞石圖目錄》等。”透過對以上沈維鈞簡歷的瞭解，尤其是“1923年起任教蘇州桃塢中學。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員。”再結合錢鍾書當年的相關情況，詩札中“勤廬夫子大人”，又自稱“門人鍾書”的出處也就可以明白了。

1985年，錢鍾書在《徐燕謀詩草序》中起首寫道：“餘十三歲入蘇州一美國教會中學。燕謀以卓異生都講一校，彼此班級懸絕若雲泥，餘仰之彌高而已。越一年，君卒業，去入大學，在先公門下，為先公所劇賞。君亦竺（篤）於師弟子之誼，餘遂與君相識。後來兩次共事教英語，交契漸厚。”

錢《序》中的“美國教會中學”，即1902年由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創辦的蘇州桃塢中學（今蘇州市第四中學）。徐燕謀（1906—1986），名承謨，江蘇崑山人。八歲隨父母遷居蘇州富仁坊巷。十二歲，畢業於蘇州第二高小，繼入草橋中學，在校時因受詩人吳江金松岑、崑山胡石予兩位老師的薰陶和影響，已嘗試作詩。1924年，他以各門功課均名列全校一、二名的成績在桃塢中學畢業，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28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期間，隨錢基博、徐志摩受業中、英文學。歷任光華大學、湖南國立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英語教授。由此可知，錢鍾書初入蘇州桃塢中學時，徐燕謀已在高二年級，因此“彼此班級懸絕若雲泥”。由於徐的學業成績優異聞名全校，才使他“仰之彌高”。而兩人的結交直到1933年錢鍾書從清華大學畢業，同年9月任光華大學外文系講師，兼任國文系教員。由是與先已在光華大學任教英語的徐燕謀共事而結交。時至1939年，因錢鍾書父親錢基博先期在國立湖南藍田師範學院任教，便發信與電報要他入湘任教，同時召學生徐燕謀也一同前往。由是同年秋，錢鍾書、徐燕謀等結伴由上海出發，歷經艱難同赴湖南，在藍田師院兩人再次共事執教英語。瞭解了這些，再從上文中已知沈維鈞1923年起在蘇州桃塢中學任教，正是錢鍾書初入該校之時。因舊時稱呼飽學之士或老師為“夫子”，沈、錢的師生之誼，即緣自蘇州桃塢中學。又沈“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員”，真巧錢鍾書1933年9月始在光華大學任教。才使得沈、錢由師生而成為同事。再從詩札的內容和字型風格來看，詩札的寫作時間應在兩人同在光華大學任教（1931年—1933年）期間。

再說有關對名人書札書跡的鑑別，從上文所附刊錢鍾書先生的書札二種，“圖1”詩札是他二十多歲時的手筆，而“圖2”題序筆札則是他年逾古稀的手跡，兩者時間跨越半個世紀，因此兩者字跡的體貌、風格確實如出兩手。再說由於現在通常所見到的錢鍾書與人的信札、題詞等書跡大都是後者，所以當錢先生的詩札刊出後，有愛好收藏名家書札的朋友對它的真偽產生了疑義。而產生疑義的根本原因便是由於這位朋友在認識詩札的過程中，沒有采用與詩札同一時期、同一型別（因舊時寫給尊長的書信要求字跡相對工整）的書札作為參照、比較。

其實“鑑別”就是比較，從比較中來認識。書法家在不同時期產生不同的作品，“當一種書體在它自己的歷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變或者不變。”（謝稚柳《論書畫鑑別》）其他學者當亦然如此。所以對錢先生詩札字跡的鑑別，必須要尋找與詩札同時期、同類型的手跡作為“標本”，否則便將失去比較的意義和價值，甚至獲得的結論與事實會適得其反。這也便是我在上文中強調的必須對詩札內容，包括對受札人、寫作時間等作綜合考察的緣故。為了能具體和深入地來認識“錢鍾書致勤廬”詩札，在此我選採了與詩札同時期（上世紀30年代初）的錢鍾書1934年致羅家倫（1897－1969）的一件書信來比較。透過對兩者的比較，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兩者書寫時用筆力主輕重、疾緩的特徵一致，字型結構、體貌（如行楷中夾帶草體，作撇畫，時有厚重筆畫等）也完全相同。由此證明“圖1”詩札應為真跡無疑，並且還可認識到錢鍾書先生的這件詩札，不獨是一件十分難得的名人手札，同是一件“錢鍾書研究”的珍貴文獻。

二、“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稿”辨偽

近年來在書畫拍賣市場，書畫拍品多有標著“海外迴流”以吸引買家。其實，在“海外迴流”的書畫作品中，同樣是真偽糅雜、優劣互見，有的甚至將早些年我國出口的工藝品書畫中的仿製品，憑著“海外迴流”的幌子來自抬身價。更有甚者為了推銷偽作贗品，居然也想方設法與“海外迴流”沾上邊，以此來惑人牟利。筆者所見拍品“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稿”便是一例。在此把對這件拍品的辨偽依據略說如下，以供收藏愛好者參考。

北京嘉德四季第十九期拍賣會（拍賣時間：2009年9月13日）“中國書畫（四）”有拍品“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稿·鏡心·紙本，規格：19×71釐米，估價：32，000至42，000，成交價：151，200元。”並有“說明：徐燕謀先生（1906—1986），江蘇崑山人，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曾任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是錢基博（錢鍾書父親）的高足，一度與錢氏父子共同執教於光華大學與抗戰時期的藍田國立師專，錢鍾書先生以兄事之，是過從甚密的詩友。抗戰期間兩人曾結伴從上海前往湖南國立師專，一路吟詩酬對。1941年錢鍾書曾為徐燕謀舊體詩集寫過一篇序，但毀於戰火，本文為1985年錢鍾書重寫序文。錢鍾書一生為同一人作品重作兩篇序文，僅此一例，足見兩人交情之深。本文內容收錄於1997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錢鍾書散文》等多種錢鍾書文集。本件手稿原為海外收藏，錢鍾書先生曾寄本文發表於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匯報，手稿或因此流傳海外。”

然而，我細察拍品，即“圖1”上的字跡，較諸《徐燕謀詩草》（寫印線裝本，1986年影印，非賣品）中影印的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跡的字跡確很相似，全篇序文的行格，同為47豎行，每行的字數除45、46行相差一“更”字外，其餘完全相同。但有不同的是，“拍品”上僅鈐“錢鍾書”一印，而“印本”則鈐有“錢鍾書印”、“默存”兩印（見“圖4”、“圖5”）；“拍品”的“規格：19×71釐米”，而“印本”則是書寫在5頁有水印圖案的箋紙上。粗舉以上兩者的異同，便可知“拍品”與“印本”應系兩件寫本無疑。

再透過對兩本所書文字的對照，發現在兩本全篇序文中有如：第7行中“詩筆超妙”的“超”字有圈改（點校訂正、補脫），第37行中的“曾”圈改為“僭”，全篇中此類圈改共有六處，兩本竟然也完全一樣。對此就不能不令人對“拍品”的真實性更添疑竇。因為一篇文章寫有數本，屬正常事；一位書法家寫有多件文字內容完全相同的作品，時下為書畫收藏界俗稱為“多胞胎”現象，這也可以理解。但鑑於圖示錢鍾書題序手跡的字體系行書中夾帶草體，在兩次書寫中要將兩本均寫成47行已屬不易，又兩者字型的結構體貌肖似尤為難能，可以說即便是擅長行草書的書法家恐怕也難以做到。再加上二件寫本中的六處圈改竟然完全一樣，那麼此種情形也就實非“克隆”才能產生了。

再說眾所周知錢鍾書先生是位學者、作家，但他並不是書法家，他的題序手跡不會作為書法藝術品，那麼因何會寫作二件連圈改都相同的題序手跡呢？對於這一疑問，答案只能是由於“拍品”的造假者，在造假中為了力求“以假亂真”，所以連圈改之處也完全照樣仿造。也正是這種“聰明反被聰明誤”拙劣的伎倆，才露出了“克隆”馬腳。

尤為拙劣的是“拍品”在其第44行末，把錢序文中的“重展君詩”中的“君”字，寫作“乃”字，若要究其謬誤的原因，即是由於“印本”中該“君”字中的有些“牽絲”未能清晰地印出來，才看似“乃”字。據此便能證明“拍品”造假的手法便是“以樣畫葫蘆”，而其採用的底本即是“印本”，又由於造假者昧於對錢先生序文內容的理解，才使得“複製大走樣”，才恰好又為辨偽留下了有力的依據。

至於“拍品”在拍賣“說明”中有稱“本件手稿原為海外收藏，錢鍾書先生曾寄本文發表於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匯報，手稿或因此流傳海外。”云云，更屬欺人之談。

據《徐燕謀詩草》詩文的裒輯、印行者徐熙載先生（1909—2003，名承烈。徐燕謀胞弟）1990年5月27日在與筆者信中寫道：“1987年初，默存（按：錢鍾書字）兄和先兄於抗戰前在光華大學授課時有一位學生曾向我要了一本《徐燕謀詩草》。他為尊重兩位老師，從《詩草》中選了近十首詩和詩草序寄給香港的文匯報。在該報二月二十三日文藝版上刊出。不幸詩草序原由默存兄以行書手寫，且無標點，香港文匯報刊出時誤字破句多達數十處。默存兄見報，極不愉快。”由此可見那純屬自欺欺人的“說明”，究其實質只是想乘近年來“海外迴流文物”深受市場青睞之機，以採用杜撰“故事”的伎倆，以便能達到說假為真的目的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