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是好偶像嗎？

安迪·沃霍爾《女士們先生們系列》，絲網印刷，1975年

曾經，人們習慣於隔著博物館的玻璃遙想文物背後的鬼斧神工；但如今，社交媒體與網路讓創作者們走到臺前。當人們能夠近距離領略藝術家的生活、創作和個人經歷並形成情感連線，一種類似娛樂的飯圈文化也逐漸形成。對此，你值得入坑嗎？

藝術家會是好偶像嗎？

藝術界的飯圈文化

你也許已經切身感受到，藝術越來越大眾，尤其是在當下。當代藝術大多來源於生活、訴說普世的話題，甚至把流行文化也吸收為分支，與娛樂頻繁互動：打造展覽、製造明星效應，期間也不乏以個人影響力出圈的藝術家。

安迪·沃霍爾《薩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絲網印刷，101。6×81。3cm，1980年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專門針對社交媒體進行創作的群體。他們的職業發展不同於傳統那樣依靠畫廊、藏家進行曝光和商業養成，而是以引領潮流動態和社交傳播來捍衛自身的商業價值。他們不僅是時尚大牌和娛樂的寵兒，也成為了最具大眾“消費”度的藝術家。

詹姆斯·簡（James Jean）《花束》，布面丙烯，2016年

村上隆《CHAOS》，膠版印刷，50。8×50。8cm，2016年

早期捕捉到這種趨勢的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草間彌生（Yayoi Kusama）、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等藝術家透過對社交媒體、流行元素的運用以及對市場的把控成功讓自己的名字家喻戶曉。而直到觀念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走紅，人們對當代藝術家和作品的喜愛徹底模糊了界限，坐實了藝術圈逐漸興起的“飯圈文化”。

9月1日，阿布的新作《瑪利亞·卡拉斯的七次死亡》（7 Deaths of Maria Callas）在德國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首演，巨大的影像投屏配合極具張力的舞臺表演，硬核證實了其“行為藝術教母”的地位。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瑪利亞·卡拉斯的七次死亡》，2020年

此外，我們還開始看到很多名人展現出對藝術家的欣賞和嚮往。去年憑藉《致命女人》翻火的美國亞裔演員、藝術家劉玉玲（Lucy Liu）就在創作中深受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艾格尼絲·馬丁（Agnes Martin）、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等藝術大師的影響。去年她在新加坡舉辦的第一場美術館展覽也好評如潮，人們從她對自身文化和歸屬感的探索中深受鼓舞，令她感觸頗深：“我感到和觀者們真正產生了共鳴。”

劉玉玲（Lucy Liu）“Brush with Fame”採訪，2012年

創作中的劉玉玲

如今，藝術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統計，人們對藝術的參與方式有70%以上是透過社交媒體和網路傳播，這個資料放在全球也是隻增不減。在此過程中，人們在領略作品魅力的同時也將目光投向了背後的藝術家們，成為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的忠實粉絲、展覽中的帶票能手，甚至是藏家。我們該以何種姿態面對藝術界這樣一種類似飯圈的文化現象？而對於還徘徊在圈外的人們，這個坑又是否值得入呢？

芭芭拉·克魯格 （Barbara Kruger）《無題（你投資傑作之神聖性）》，1982年

藝術家是好偶像嗎？

在藝術圈，類似於今天的偶像文化其實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起初，當私人作坊的形制盛行，學徒們對崇拜的藝術大師趨之若鶩；17世紀由法國興起的學院和沙龍也沒有改變這一點，反而透過更加完善的體制造就了更多時代的“全民偶像”。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創造亞當》，彩色壁畫，280×570cm，1512年，繪於西斯廷禮拜堂（Sistine Chapel）

不難理解，當社會發展進入一個停滯階段，人們便開始崇尚那些特立獨行的人，19世紀的法國就迎來了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當時的歷史畫家深受歌頌神話與特權的教條所束縛，而米勒聚焦底層農民的現實主義視角瞬間激活了他們醞釀已久的反叛血液。由此他獲得了一眾追隨者，梵·高、莫奈、畢加索等都只是其中少數。

讓·弗朗索瓦·米勒《拾穗者》，油畫，84cm×112cm，1857年

文森特·梵·高《午睡》，油畫，1889-1890年

保羅·塞魯西耶（Paul Serusier）《拾海藻的人》，油畫，1890年

同期開始在法國盛行的現代繪畫風格還有印象主義。學院派出身的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順勢擁抱了這種新派風潮，但他始終崇拜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作品中細膩流暢的古典線條，還特意麵見“偶像”學習取經。於是，他乾脆將古典的造型基礎和印象派的繪畫風格結合，成就了獨特的“古典印象主義”。

埃德加·德加《搖擺的舞者》，紙本蠟筆水粉，64×36cm，1877-1879年

安格爾《路易斯·奧松維爾伯爵夫人》，布面油畫，138。1×92cm，1845年

如果說曾經人們對藝術家的推崇更多在於作品和思想，那傅抱石對石濤的欣賞則真正貫徹到了對其生活的細緻研究和理解。他不僅釋出了論述石濤的諸多著作，還以“偶像”的生平為本作畫，包括《過石濤上人故居》《石濤上人像》《對牛彈琴圖》等。在自己的作品中，傅抱石也吸收了石濤的各種大膽開創，以蒼勁的筆觸讓傳統書畫更添了骨感。

石濤《乘船老者》，紙本彩色水墨，33。2×26cm，清

傅抱石《松崖觀雲》，紙本彩色水墨，41。3×42。5cm，1942年

對於藝術家們來說，“偶像”的力量始終是成就新人的原動力，能引導他們找到自身的創作語言和方向。可若轉而深扒藝術家們的私生活，則可以說是一團糟：從巴洛克時期羅馬的酒館、妓院，到啟蒙運動時法國糜爛的蒙面舞會，再到20世紀紐約街頭燈紅酒綠、藏汙納垢的派對，無不與藝術的重要發展密切掛鉤。

卡拉瓦喬《樂師》，布面油畫，92×118。5cm，1595年

卡拉瓦喬《酒神巴庫斯》，布面油畫，95×85cm，1596年

這便傳遞出一種藝術家們私下越是放蕩享樂，藝術就發展得越是歡脫的風氣，頗有“不良偶像”的嫌疑：羅馬史詩和偉大歷史傳遞出的道德歌頌彷彿都只屬於畫面，而社交場上的藝術家們呼朋喚友、觥籌交錯。巴洛克時期的知名藝術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也是如此被建築師朋友諾里烏斯·隆吉（Onorio Longhi）“帶壞”，從此打架鬥毆成了習慣，甚至在街頭鬧出人命。

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

伊夫·克萊因《Barbara（ANT 113）》，紙上顏料與合成樹脂，1960年 © Yves Klein c/o ADAGP

藝術家是好偶像嗎？對此，歷史所展現的評價具有兩面性：他們是獨特的群體，但不是更“高階”的存在；雖然擁有才華，卻不完美。長期以來，他們與社會的關係曖昧——既私密又抽離，時常還要產生些激烈衝突。因此對大眾來說，大方地將目光停留在他們的作品、保留一些神秘感似乎是最佳選擇。然而歷史與當下顯然又不能一概而論，至少從如今行為藝術的範疇來講，就無法把藝術家和作品完全割離。

創作中的藝術家傑克遜·波洛克，1950年

另一方面，藝術家群體歷來的“不良作風”也是特定社會和流行文化反向塑造的結果，因此針對不同的時代應有不同的價值考量。2020年，在梵·高和拉斐爾的逝世週年紀念之際，便印證了人們對這兩位藝術巨匠只增不減的推崇：粉絲們自發地來到墓前進行禱告；學者們也紛紛發文，追憶大師藝術人生中的起伏和奇蹟。

拉斐爾《雅典學院》（區域性），1509-1511年

義大利奎里納勒博物館（Scuderie del Quirinale）在Instagram慶祝拉斐爾逝世500週年紀念大展

長期以來，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和獨立思想始終值得人們借鑑，因為這些特質在當下社會依舊容易被消磨。而不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人們與作品、藝術家建立情感連線的方式都不甚相同，這也是藝術創造區別於其他生產的地方：它不會被市場和潮流所同質化，因為總會有不同觀點、不同經歷在支撐不同形式的藝術表達，讓人們獲得鼓舞、靈感、安慰和新發現。

劉玉玲在Instagram宣佈首個美國美術館展覽

然而如果說人們看待藝術家的視角應該有什麼改變，也許當下的偶像文化可以作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從前，藝術家被視為“天才”世代傳頌；但如今，他們則可以成為人們在社交媒體上互動、在講座和展覽中邂逅的“偶像”。Instagram上擁有2。5萬粉絲的藝術家曹斐曾說：“明星式的藝術家已去掉他們高貴的面紗。”她自己便常常在平臺上分享生活，不熟悉的人甚至可能會以為她是美食博主。

曹斐常常在Instagram曬出親手做的菜餚

哲學家杜波依斯（Du Bois）也有十分應景的看法，他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宣傳，且一直肩負這一使命。”當代藝術生態便極為恰當地將藝術家、從業者和觀者的立場洽融。更加毋庸置疑的是，當個人表達、生活經驗和社會議題成為當代藝術探討的核心，藝術家已無法與作品分割。他們抖掉了歷史的包袱站到聚光燈下，將前輩們的反叛精神轉化成了對亞文化、亞群體的獨特關照，依舊走在思想和創造的前端。

曹斐在Instagram發文：“為什麼有色娃娃更便宜？我的女兒剛剛發現並問為什麼。貨架上剩下了一排黑人娃娃。”

相比把藝術家追捧為駭人天才的歷史課本，以及時而生硬晦澀的機構展覽，社交媒體似乎提供了相對開放、客觀的平臺，讓人們可以隨時獲取和分享藝術家的觀點、欣賞他們的作品和動態。

但就算走到大眾面前，藝術家們所需要呈現的也不是完美，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現實，有時是人性中的墮落、失意、殘缺，有時是集體記憶中被遺忘和忽視的角落，有時則是周遭環境中的不盡人意——撕掉“天才”標籤的藝術家，或許已轉身成為這個時代更好的“偶像”。

編輯、文

育杉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