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馬市貿易”為何成為了激化女真人的催化劑？

歡迎觀看

編者導讀：

與“朝貢貿易”如出一轍，明朝政府對於女真人所採取的“馬市貿易”也是出於建國初期所制定的“藉女真而制北虜”策略下的一個分支，無非都是想以一種羈縻政策去牽制住女真各部落氏族勢力的發展，加速女真部落內部力量的分化，以達到日後對大明王朝造成不了威脅的地步。雖然女真人在馬市貿易的過程中也可獲得明朝政府給予的豐厚賞賜，但與朝貢貿易性質不同的是，明朝政府在馬市貿易中始終是站立在一個“渴望貿易”的角度上給女真人施以恩惠，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大明王朝在歷經建文初期所爆發的“靖難之役”後造成馬匹稀缺的現象。

公元1399年明朝地圖

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明朝歷經靖難之役後，太僕寺畜馬場所擁有的馬匹數量僅為23700餘匹，而當時明王朝對於馬匹的需求量曾一度達到了四十餘萬匹。因此，在這樣一個供求關係極不對稱的背景之下，明朝政府急需向女真氏族及其周邊部落開設馬市貿易，以補充軍馬所需，與此同時，順便以這種施惠於人的形式掩蓋住女真氏族崛起的“火苗”，達到兩全其美的目標。但事實證明，明朝的馬市貿易並未鎮壓住女真氏族崛起的雄心，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激化了女真人與大明王朝之間的矛盾。公元十六世紀後期，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建州女真勢力迅速走向崛起，最終在其後人的領導下一舉切斷了大明王朝的命脈。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馬市貿易為何由一個羈縻政策演變成了女真人與明王朝之間產生矛盾的催化劑？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就著該篇文章來給大家做一個粗線條的描述。

參考圖1

本文的研究內容：

明朝初期，馬市貿易的交易雙方完全來自於明朝政府和女真人，由明朝政府負責開市的相關事宜，而女真人只需將所需要出售的馬匹、人參、貂皮等物品拿到開市點來等待明朝政府的收購。然而，隨著歷史程序的推移以及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在馬市貿易過程中漸漸地出現了明朝商人或者百姓與女真人互市的行為，久而久之，這種由政府舉辦的貿易場所漸漸地演變成了私人之間的貿易市場。另一方面，礙於難以阻擋該種局面的發展，明朝政府就索性放任女真人與明朝商人之間的私人貿易，但有一點，交易雙方需給明朝政府繳納一定比例的稅。如此一來，有了明朝政府的准許，馬市貿易愈加激烈，其貿易量幾乎呈爆發式增長。

貿易場景

據《明代遼東檔案彙編》記載：萬曆十一年七月至萬曆十二年三月的八個月之間，明朝政府在開原一帶開展的馬市貿易中，光與海西女真交易的人參數量就達到了三千餘斤，獸皮更是驚人地達到了七千餘張，其餘零碎物品更是不盡其數。從這些資料也可看出，當時女真人的採集產業和狩獵產業已經達到了超越自給自足的程度，一度成為了中原地區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因此，在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簇擁下，中原地區的商人和女真氏族內部的社會經濟發展都在循序漸進地共同進步。

在如此一個經濟發展縱橫交錯的形勢之下，明朝政府舉辦的馬市貿易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女真內部經濟的發展，但這一局面相較於讓女真氏族步入農耕經濟是明朝統治者們更樂意看到的。這種以非農耕產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足以推動女真人內部社會原有的採集產業和狩獵產業步入一個新高度，達到讓女真人停留在原有的經濟模式的最終目的，間接地致使女真氏族延緩或者止步在原始經濟向先進的農耕經濟的過渡。另一方面，明朝的這一舉措也變相地加劇了女真氏族內部之間的貧富差距，煽動了女真氏族原有社會制度的解體和分化，杜絕了女真勢力崛起的苗頭。因此，可以這麼說，明朝政府所實施的這一舉措相較於朝貢貿易來說更加成為了分化女真氏族勢力的有力武器。

狩獵的女真人

與此同時，明朝政府在開設漢族商人與女真氏族馬市貿易的過程中又積下了許許多多的隱患，這為後來加劇大明帝國與女真人之間的矛盾成為了最主要的原因。據史料《建州聞見錄》和《金遼志》的記載：

例於日晡時開市，買賣未畢，遽即驅逐，胡人所齎，幾盡遺失；邊關方面：邀功於撲誘，欺愚於馬市，構怨召禍，弗可禁諸。

如此一來，可想而知，當時女真人在馬市貿易過程中對中原地區的商賈和權貴的憎恨程度，而這一切當明朝政府又未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去解決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女真人便將這一仇恨的積累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明朝政府的頭上，最終明朝政府不得不為這一後果付出相應的代價。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市貿易在被明朝政府當做獲取馬匹資源和阻礙女真人步入農耕經濟的武器的時候，最終演變成為了加劇雙方矛盾的催化劑。

努爾哈赤雕像

結語：

時過境遷，當我們再去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女真人崛起的歷史的時候，不難發現，從某種程度上明朝政府的一系列行為成為了促進女真人崛起的“崔魁禍首”，通俗點講，女真人在崛起的過程中略帶一點被逼無奈的韻味。而馬市貿易在漢族商賈和權貴的把持下，成為了引發矛盾的終端，加劇了女真人和明帝國之間隔閡，最終伴隨著一系列外部因素的相互碰撞和摩擦下，釀成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感謝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