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章懷太子李賢墓《禮賓圖》的有關問題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有50多幅壁畫，對墓道東壁的《禮賓圖》，或稱《客使圖》中的6個人物像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對右起第二個戴著鳥羽冠的人物，有日本人和朝鮮人二種解釋。但是，在考察中國史書中有關鳥羽冠的記載、渤海國的形成、唐和日本對渤海的習慣稱呼、日本正史中關於渤海國的記載和唐與渤海的外交關係的基礎上，考慮到李賢於神龍二年遷回乾陵陪葬，景雲二年追封為章懷太子與妃房氏合葬的過程，對唐王朝來說是一重要儀式，應有外國使臣參加，所以，這幅壁畫中戴鳥羽冠的人物應是渤海國使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一

章懷太子李賢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次子，所以，陪葬在現陝西省乾縣高宗和武后合葬的乾陵的東南方約3公里的地方。

章懷太子墓1971年7月開始調查和發掘，第二年2月下旬結束。地面上築有邊長約43米、高約18米的封土，周圍繞以南北180米、東西143米的圍牆，形成陵園。封土正南約40米處是斜坡墓道的入口，經過過洞、天井、甬道，到達前室；然後通過後甬道，直達後室，從墓道口到後室共71米。

第一天井、第二天井和第三天井的東西兩壁共設有6個小龕，出土很多三彩和綠釉的陶俑和陶器。後室放置寄棟式屋形石槨，因盜掘槨內被擾亂。石槨東側放置的墓誌是景雲二年（711）追贈章懷太子時所刻；後室入口前面即後甬道北端偏東處放置的墓誌是李賢於神龍二年以雍王身份埋葬時所刻。前者刻有“大唐故章懷太子並妃清河房氏墓誌銘”。可知這座墓是神龍二年（706）陪葬乾陵的雍王，即景雲二年追贈章懷太子的李賢和其妃清河房氏的合葬墓。

共出土隨葬品600多件，大多數是出於小龕的陶器類。另外，前室出口處的石門以及前述的石槨上雕刻有四神、人物、動植物等裝飾紋樣。

章懷太子墓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壁畫，全部50餘組壁畫儲存得很好。

首先，墓道東、西兩壁分別繪有四組壁畫。東壁是本文所討論的《禮賓圖》和《狩獵出行圖》、《儀仗圖》、《青龍圖》；西壁繪有和東壁對稱的《馬球圖》、《禮賓圖》、《儀仗圖》、《白虎圖》。

其次，在過洞有10組壁畫。例如，第二過洞兩壁繪有長廊建築，其中以朱柱分隔。東壁的南面和北面各有1個男子向北而坐。西壁也有2個坐著的男子。甬道東壁的1個男侍和3個侍女與西壁的4個侍女對稱。後甬道也繪有侍女。前室有8組壁畫，其中，西壁南側有著名的《觀鳥捕蟬圖》，北壁西側有2侍女1樹1石圖，東壁南側有3侍女1樹1石圖（1）。

二

下面簡單介紹本文將討論的墓道東壁的禮賓圖。

《禮賓圖》共繪有6個人物，大致可分為前方的3人和後方的3人兩部分。前方即北側，在畫面左側的3個文官，都戴著紗罩的籠冠，穿著紅色長袍。前數第3人手持笏，飄帶曳地。第2人只能看到背部，與其他兩人相向而立。他們3人好像引導身後的賓客去朝見章懷太子，所以，他們可能是唐王朝鴻臚寺即禮賓院的官吏。《新唐書·車服志》有“烏紗帽者，視事及宴見賓客之服也”的記載，說明當時在接待賓客時，有特定的服飾制度。唐代群臣五品以上持象牙笏，六品以下持竹笏，這幅壁畫中的官吏所持顯然是象牙笏。唐代擔當迎送賓客職責的是鴻臚寺。根據《唐六典》卷18：“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的記載，此人可能是鴻臚寺五品以上的官員。

在後方的人群中，最前面的一人呈正面像，圓臉，濃眉，高鼻，深目，闊口。身著交襟紫色長袍，束有腰帶，穿黑靴。左臂被第二人遮擋，兩手捧於胸前。第二人面向北半側面，豎橢圓形臉，面龐豐滿，鬍鬚和眉毛清晰，嘴唇紅潤。頭戴羽毛帽，兩支羽毛直插在帽子上。帽子前部塗硃紅色，兩側塗綠色，兩邊有帶束於頸下。大紅領長白袍，衣襟紅邊，寬袖，兩手拱於袖中。第三人圓臉無須，戴著深至耳朵的皮帽，穿著黃長袍，外加羽毛織成的大衣，穿著皮靴，束腰帶，兩手拱於袖中。

三

1974年11月，為紀念北九州市立美術館開館舉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漢唐壁畫展》，《禮賓圖》摹本以《外國使節圖》為名在日本首次公開展出。當時，岡崎教授解釋說：“使節圖可以看到三個外國使節，其中有被認為是日本使節的人物，如果這種看法無誤的話，可能就是天寶年間的遣唐使粟田真人等的形象。”這是對東壁《禮賓圖》中的右（南）起第二人的解釋。

關於這個人物，金元龍教授在日本和韓國最早進行了考察，認為帶雙角飾帽即牛角飾或鳥羽雙立飾的人物是古代韓國人。從年代上看如果是高句麗人的話，則可能是統一新羅的使節（2）。

之後，日本學者發表了看法。穴澤咊光等指出：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爾罕市發掘出阿弗拉西阿勃都城遺址的宮殿壁畫中有頭戴鳥羽冠的新羅使節，所以《禮賓圖》中這個人物大概是新羅大使。

與這種新羅人說相反，中國學者明確認為是日本使節。王仁波認為：《禮賓圖》中的上述人物可能是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中的一員，並具體地舉出粟田真人、阪合部大分、巨勢治、道慈等的名字。

但是，即使在中國也出現了否定日本人說的見解。這一契機，是由於1979年西安唐長安城道政坊附近發現的“都管七國六瓣銀盒”。這個銀盒蓋上有七組圖案，其中一組引人注目。圖案左側坐著1位尊者，與其相對的前方左右立有4個人物。4人頭部都戴著兩根鳥羽，長衣廣袖，足著韋履。而且在圖案邊緣的兩個地方，有“高麗”、“國”3字。雲翔認為鳥羽冠是古代朝鮮人的一種裝飾，因為高句麗公元668年滅亡，所以《客使圖》第二人作為新羅使節的可能性較大，雖不能確知是高句麗使節還是新羅使節，但作為古代朝鮮人證據是充分的。歐洲學者也有同樣的看法。

筆者根據新羅遣唐使公元703年頻繁入境一事來考慮，也持新羅人說。

四

但是，仍有疑問存在，此人是否渤海使節也是一個問題。

見於李賢墓壁畫中人物的鳥羽冠，在中國史書中作為高句麗的習俗多次見於記載，同時，百濟和新羅的風俗也大致相同，因為這在有關高句麗服飾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若干。北魏的史書《魏書·高句麗傳》有：“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腳，行步如走”的記載。北朝魏、齊、周、隋四朝的通史《北史·高句麗傳》中可以見到：“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裾襦加襈”的記載。另外，《隋書·東夷傳·高麗》有“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舊唐書·東夷傳·高麗》有：“衣裳服飾，惟王五彩，以白羅為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鹹以金飾。官之貴者，則青羅為冠，次以緋羅，插二鳥羽，及金銀為飾，衫筒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韋履”的記載。

高句麗人頭部飾有鳥羽的風俗不但見於從北魏到隋唐的文獻史料，即使考古資料中也得到了確認。在集安的“舞踴冢”和平壤近郊的“雙楹冢”高句麗壁畫古墓中，都繪有頭戴鳥羽冠的人物。並且，在新羅古墓中也發現不少象徵鳥羽形的金銀冠飾。

據說渤海人是從高句麗人及靺鞨人發展而來的，所以上述高句麗的習俗被渤海人繼承的可能性極大。另外，在中國把渤海正式作為國家來稱呼，但經常以普通人來稱呼高（句）麗。甚至，明確地自稱為“高麗王”。在日本，把渤海的事稱為高麗，把從渤海來的使節稱為高麗客的事也有。《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條中見到的渤海使楊承慶，在同年正月三日條中記為高麗使。同樣的史料用例，在平城宮遺址出土的木簡中也得到證實，即在木簡上墨書有：“依遣高麗使迥來 天平寶字二年十月廿八日進二階敘”的遣高麗使，是指遣渤海使小野田守等。這從《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二年（758）十月丁卯（二十八日）條的記載和《萬葉集》中大伴家持所詠題“渤海大使小野朝臣”來考慮是一致的。

如上所述，因為前面提到的銀盒的時代屬唐代後期，所以我認為銀盒上“高麗國”可能是指渤海國。

五

李賢生前被封為雍王，文明元年（684）二月31歲時死去。其後神龍二年（706）七月陪葬乾陵時，埋入“雍王墓誌”。景雲二年（711）十月，追贈李賢為章懷太子，與其妃清河房氏合葬，這時，又埋入“章懷太子墓誌”。在這樣一系列的埋葬過程中，神龍二年的陪葬和景雲二年的追贈、合葬，對唐王朝來說是一次特別大的活動，當時，應該有外國使臣參加葬禮。章懷太子墓的《禮賓圖》表現的應是當時的情景。

從渤海和唐的外交關係史上看，渤海在陪葬年的前一年和追贈、合葬的同一年曾進行了各種各樣的遣使和朝貢活動。

公元698年，大祚榮建立了震國即後來的渤海國，7年之後的公元705年（神龍元年）即渤海高王八年，即唐中宗時派侍御史張行岌去唐朝。大祚榮受到唐朝的冊封后，又派其子大門芸隨張行岌去唐王朝。並且，在公元711年（景雲二年）即渤海高王十四年又派使臣到唐王朝朝貢。

關於《禮賓圖》中的其他二人，從其風貌上來看，將左（側北）的人物推定為東羅馬帝國使節，右（南）側的人物推定為靺鞨、室韋等中國東北地方的少數民族是適當的。另外將西壁《禮賓圖》的人物群推測為大食國即阿拉伯和吐蕃、高昌國等也是可以贊同的。就是說《禮賓圖》上出現的人物群，使人想起鄰近唐王朝諸國或諸少數民族，但我推測，東壁的《禮賓圖》的人物中沒有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人和隔海的日本列島人。

綜上所述，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壁中央所繪的《禮賓圖》中戴鳥羽冠的人物是從渤海國到唐王朝進貢的使節的可能性很大。

參考文獻：

①陝西省博物館 乾縣文教局 唐墓發掘組：《唐章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唐李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李求是：《談章懷、懿德兩墓的形制等問題》，《文物》1972年第7期。

（2）金元龍：《論唐李賢墓中的新羅使節》，《考古美術》1974年第123、124期。1989年進行實地考察的東國大學佛教文化學術調查團也指出了新羅人和渤海人的可能性，更進一步認為，因為渤海國成立於698年，所以應看作是新羅人（1989年8月3日《統一日報》）。

穴澤咊光、馬目順一：《論阿弗拉西阿勃都城址出土壁畫中的朝鮮人使節》，《朝鮮學報》第80輯，1976年。

岡崎敬：《漢唐古墓壁畫的發展》，北九州市立美術館開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漢唐壁畫展》（圖錄），1974年。

高瀨重雄：《古代的日本海交通——特論日本和渤海的交通》，《考古學季刊》第15號，1986年。

鳥山喜一：《渤海史諸問題》，風問書房，1968年。

古煙徹：《試論7世紀末到8世紀初的新羅和唐關係》，《朝鮮學報》第107輯，1983年。

雲翔：《唐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中“日本使節”質疑》，《考古》1984年第12期。

王仁波：《章懷太子李賢墓“禮賓圖”和日本的使者》，《人民中國》1982年10月號。《從考古發現看中日文化交流》，《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3期。

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前揭書》。

旅達宏、王長啟：《西安市收藏的幾件珍貴文物》，《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4期。

Patricia Eichenbaum．kaketzky 1984 Foreigners in Tang and Pre—Tang Painting，Oriental Art Vol，×××NO，2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