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演進過程中，秦人造物藝術的多元文化融入

中國古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歷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模式之一，其中多樣的地理、自然與人文環境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符合一定歷史規律的前提下，又具備了多元的文化特徵。如果把人類的設計行為看成是創造富含藝術與技術之人工製品的過程，那麼就為物質文化與設計史之間的相互交融找到了歷史的契合。

二者視域的交集包含了這些手工製品所處於不同歷史語境中的相互關係和相對的社會文化意義；多元造物品類體系中的原料採集、生產製造、經營銷售以及使用過程等社會生活的細枝末節，並由此導向於對工藝匠人歷史命運的探尋以及相關社會管理體系的制定。

一、依託周文化的秦國

西周時期秦人受封於周，成為其附庸小國。朊朊周原豐沃的歷史文化土壤為羸弱的秦人族群的漸自強大提供了物質與思想方面強有力的支撐，因此，偏居隴東一隅的秦人物質文化的總體面貌應歸屬於周文化範疇。

伴隨著西周末期秦人獨立、強國思想的萌芽，區域性的擴土封疆日益凸顯，在對周文化全盤吸收過程中的秦人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考量，所以說秦物質文化追根溯源應是根植於周文化系統之內的一個分支。

但同時又因其特殊的地域環境和相應的政治經濟模式，在強國之策的推進下秦國由“古國”——“方國”——“帝國”的物質文化演進必然就會走上一條以周文化為依託，兼顧關東諸國文化元素的多元融匯之路。

秦人偏居於隴東戎狄之地，就文化而論，較之關東諸國相差甚巨。故錢穆先生曾言：秦之措施，大抵襲自東方，其任用以見功者，亦率東土之士也。秦自襄公始國，與東方諸侯通聘享之禮。及繆公，與晉通婚姻，與東方交涉益頻。

重用虞遺臣百里傒蹇叔，稱霸西戎。然東侵之路，為晉所扼。終春秋世，秦人未獲逞志於東方。自此以往，直至孝公變法而其勢遂變。而東方文化之西漸，亦自孝公後而其跡益著。

由此可知，秦自襄公始就已邁開了向關東諸國學習的步伐，關東文化的“西漸”之勢自此而起。從襄公始國至獻公遷櫟，秦國社會的物質文化得到了快速發展的契機。值此歷史時段，中國境內的各個區域文化共同體之間交流日漸頻繁。

二、別國文化的融入

秦人在吸收與承繼西周文化的基礎上，也在同周邊戎狄等部族的交流與征戰中融匯了草原遊牧文化的積極因素。伴隨著東征之策的步步推進，百折不撓的秦人在同三晉、燕趙、吳楚、巴蜀、齊魯等國的接觸中取長補短，其間“功利性”的自身物質需求明顯大於思想文化層面的相容幷蓄。

因此，在經歷了由“古國”至“方國”的漫長曆史演進後，秦人的青銅鑄造業就已表現出了不同於關東諸國的發展道路，從開始的全盤周化到後來與中原三晉、荊楚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造物藝術風格。

觀鼎、簋、壺、盂、鍾等器物，可見其既不同於周，又與楚器相異，更不類於巴蜀之物。撇開形制不論，單就春秋時期流行於銅容器、車馬器、青銅建築構件以及其它器物造型之上的“秦式勾連蟠虺紋”，就表現出了秦文化多元融合的藝術特徵。

該紋飾是以中原蟠虺紋的基礎為藍本而經由不斷繁化而成，當中自然融入了雙頭竊曲紋與勾連夔鳳紋的別樣裝飾造型。除此之外，生產工具與青銅兵器也獨具秦文化多元的造物藝術風格。在此期間，隨著歷年來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展開，數量與種類繁多的大型彩繪獸耳壺、彩繪簋、聯裝甗、方壺、陶匜等貴族墓葬中的禮用之器相繼破土而出。

這些仿銅陶禮器的出現既豐富了陶器品類與造型，同時也為製陶工藝技術的提升累積了諸多造物經驗。生活實用器皿中的秦“鬲”造型也是在承繼周式聯襠鬲與戎式鏟形袋足鬲的基礎上而做出的適應性微調，具體造型表現為：平沿、束頸聯襠，其口徑略小於腹頸，陶體的胎質屬於夾砂灰陶，體表飾以繩紋，腿部矮短且鬲之襠也略微變淺。

與此同時，在秦墓中“陶倉囷”的出現顯然有別於鼎、簋等成套配置的禮器所反映出的傳統等級觀念，在此般現象方興未艾的同時不僅折射出的是一種在深厚社會思想支配下秦人價值觀念的變遷，而且也反映出了封建因素已經開始注入進了秦人的社會生活之中，禮用與多元的價值思想左右了今後數千年的物質文化構成。

自商鞅入秦，國勢遂變，又有魏國名士張儀、範睢相繼事秦，建功績，興秦政，後亦有三晉之甘茂公、孫衍為秦之客卿，其效甚巨。秦人實則本無文化之根基，在艱難立國後又難免廝殺周旋於西戎各部之中，也難怪《淮南子·要略》中記：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便利，蓄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此語雖有過之，但足可見秦人“功利主義”的強勢生存原則。在此價值思想的指引之下，秦人越國籍、任賢能、闢新局而成功業。

東方文化之西漸在此時與秦交融默契，全面體現在重農之策與戰之用器。商鞅變法以來秦人以農戰立國，在勵行耕戰與富國強兵之政令措施的大力推進下，極力推行“徠民”之策的誘以重利來招攬關東諸國之民墾荒岐豐，其間也不乏有西戎等少數民族的加入。

不可否認，此項政策在關中秦地的大力推行既有利於兵精糧足、國富民強，又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秦人對關東諸國之物質文化的汲取與仿效。這種積極而主動的西漸之風使秦物質文化在短期內完成了歷史性的突變，造物藝術的風格與品類也跳出了春秋時代的模式套路，走上了融匯三晉、荊楚、巴蜀等地域風格的多元造物之路。

這同時也為有些學者所提出的秦人“文化上被征服”的論斷找到了物質文化層面的實證。然此時在威武秦兵材質的選擇上，秦人卻採用了有別於關東各國的發展模式，即銅鐵並行且以銅為主的多元演進之路。

秦國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直至始皇統一六國，其所使用的兵器據目前考古出土的大量秦兵實物遺存來看，青銅之兵仍是這支帝國雄師的主戰材質，至於鐵兵器的使用卻為數不多，鮮有發現。此般現象一直延續至西漢前期的六十年間，直至武帝時期才最終摒棄了青銅之質，大量經由冶煉鍛打的鋼鐵之兵才逐漸開始揚威疆場。

復觀秦人兵器的多元種類與複雜的青銅鑄造工藝可見其已與關東諸國不相上下。遠射程兵器的千米揚威；長兵與短兵的各具攻備；鉞、殳、銅鉤等禮用秦兵交相輝映，以上多元的兵器品類皆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秦人對戰的崇尚，其間在長兵器的器形演變中經歷了由“劍”至“鈹”的轉換，以及由矛、戈的單體秦兵至矛戈聯裝之新品——“戟”的出現。

遠射程兵器之中經過實戰中的經驗積累以及技術的逐漸完善，半機械裝置的弩弓大大增強了銅箭的射殺距離。士卒們在弓射之時，左手持弓弣，豎直完成由裝劍、勾弦、持滿、瞄準、松弦、放箭等一系列程式步驟，這樣連貫的射殺程式既獲得了捕捉目標時的準確性，又大大消弱了長期張弓等待時所產生的疲勞之感。

除此之外，在兵器的加工工藝上，工藝匠人亦採用了多元的技術手法，如模鑄、銼磨、拋光、鑽孔、鏨鑿、截割、鉚釘等，然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至帝國時代秦人就已在承繼戰國時代諸國冶金技術的基礎上，經過數年的實戰與經驗的累積從而創造出了自己所獨有的“鉻鹽氧化處理技術”，此項偉大的技術革新可堪稱為中國冶金技術史上的奇蹟。

始皇一統後的秦代設計藝術創造有別於襄公時期的初創，孝公時代的發展以及獻公時期的繁榮，若按歷史時段劃分應屬於其設計藝術的拓展時期，相對於秦人在春秋戰國的發展歷程而言，集權帝國下的秦代社會改變了以往任何時期物質文化所獨具的內涵與外延。

此時關中秦地總體的造物藝術特徵依然是秦代物質文化中的主體現象，然強勢的法制與一統並沒能徹底取代戰國時代關東諸國管轄區域與範圍之內多元並融的文化現象，尤其是三晉、荊楚與巴蜀文化的交錯共存，由此便產生了寬容基層社會習俗的柔韌性法制主義與集權統治之下一元法制主義並存的歷史必然。

在秦人隨葬品遺存方面，大多數器物的組合與形態風格，仍沿用了秦文化所固有的組合形式，如蒜頭壺、繭形壺、鍪、釜以及秦“半兩”錢等，但整體造物藝術風格卻是在“秦文化”的框架之下而盡力展現出了各地所獨有的風格特徵。如在湖北江陵雲夢睡虎地秦墓中就曾出土了大量帶有楚文化裝飾風格的漆器遺存。

三、總結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心態的統一與融合與大範圍軍事戰爭間的吞併是不同步的，此理論同樣適應於設計史的詮釋，不同區域之間的自然歷史環境與設計文化特徵會隨著歷史階段性的演進而逐漸流動融匯，多元融合的設計藝術論調也正是基於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