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未來 | 王含穎：我們的未來：解體的家庭觀與社交冷漠

原創 王含穎 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

我們的未來：

解體的家庭觀與社交冷漠

作者 | 王含穎

十一月份的某個晚上，我在回京近三個月後第一次主動和媽媽影片通話。她剛回到家，背後的廚房裡冒出煮藥時散發的熱氣。她的臉龐正朝向空曠而黑暗的客廳，在有些模糊的手機螢幕中顯得很憔悴。

她告訴我，她最終決定不會和父親離婚。

長達一個月的離婚冷靜期讓她從最初得知父親出軌時的那種暴怒與悲傷中平復下來了，面對父親的謾罵與嘲諷，她變得愈發漠不關心。這當然不是因為她全然不在乎，父親很顯然也明白這一點，他們不過是在延續一種報復性的互相折磨，而這甚至與許多貌合神離的父母婚姻中維繫家庭和諧的初衷無關，至於他們言辭激烈的爭吵也從不避諱我和弟弟阿杰。

聽到那句話時，我的心情並沒什麼起伏。這毫無疑問是一件好事，我當然不希望在即將步入20歲時忽然獲得一個單親家庭，但那種喜悅顯然很淡——我所在意的問題正和我的父母所在意的相同，換而言之，我所擔憂的是父母離婚的直接影響，是我的生活或許會因為這件事的餘震而傾斜甚至混亂，是我和阿杰的撫養權分配不夠公允，是獨身漂泊在吉林而舉目無親的媽媽該何去何從……

但實際上，我並不關注我的家庭完整還是破碎，我本能地沒有對“家庭”負有任何責任感。我在潛意識中認定家庭成員的幸福不受到家庭紐帶的影響，並且篤信相互離散的生活反而能夠使所有人都滿意。

結束通話電話後，我嘗試以一種相對客觀的目光檢視自己畸形的家庭觀，然而。我無法求得任何人的共情，因為我失真甚至錯亂的記憶使得過往的經歷難以復刻，而我同樣承襲了父母的虛榮與軟弱，這讓我被迫過早樹立的自我意識像氣球般膨大。我不確信這些事實最終會導向何種結果，也許是一種全新的蛻變，又或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漲破。

一

自願孤立與矛盾的親密關係認知

我是在不久前才意識到，我和阿杰都不怎麼習慣與關係親密的人保持頻繁聯絡。我們對於親密關係的認知停留在一個需要依附於接觸的不穩定的階段，並且這種傾向在我們相繼奔赴不同的城市唸書後變得愈加明顯起來：我們幾乎從不主動聯絡親人和朋友。

在微信作為一種通訊手段得到推廣後，大概所有人都可以得益於那種隨時隨地建立聯絡的便捷，唯獨我和阿杰。漫無邊際的交流一旦持續很久便會讓我覺得焦慮，而這種焦慮曾經出現在我作為訪客侷促地坐在親戚家中時、我被催促著撥通電話為姑姑送上新年祝福時，以及我以一種完成任務的心態和親人或好友影片通話時。

於是這種冷漠與沉悶也更多地表現在我的家庭生活中，並且讓父親深信不疑地認為這是我們性格上的缺憾，同時不忘將其歸咎於母親教育的失責。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都對此感到不以為意，畢竟我所接受的衡水式教育並沒有留給我喘息與反思的空間，倒不如說反而助長了這種社交傾向。直到我從那種沒有任何死角的轄制中脫離出來後，我才逐漸發覺自己已經很難不帶任何目的性地去主動和其他人溝通，這個“其他人”中，包括媽媽，包括關係要好的朋友，甚至也包括阿杰。

我記得高三時學校組織過一次鼓勵學生與父母互相溝通的活動，我們需要預先告知父母這件事，並且在一次班會課上閱讀他們提前準備好的信件。然而鬼使神差地，我沒有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活動當天我環顧四周，看著周圍的同學露出燦爛的笑容或是流下感動的淚水，而我不安地拿著自己買的信封，裡面是一張白紙。

至今我都不能清楚地描述出那種感受。我的確羨慕著同學們和父母之間的親暱，但我也的確不敢向父母傾訴任何事。我想象不到他們會給我寫下什麼樣的文字，如果真的是洋洋灑灑一大篇情真意切的訴說，我反而會覺得我們之間必然有誰瘋了。在這個餐桌上永遠緘默的家庭裡，任何一種情感的外洩都是恥辱，任何時候的眼淚都是軟弱與無能的表現。

簡而言之，我很難和任何人持續性地、純粹地閒聊下去，尤其是面對著微信APP模糊且時而卡頓的鏡頭時。我會覺得所謂的“保持聯絡”沒有任何意義，我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我寧願去做其他任何足以消磨時間的活動。我也很清楚這種觀點會導致必然的社交孤立，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也僅僅是和同學們保持著一種泛泛之交。但我不認為這是“社恐”的表現，我具備正常的社交能力，也並非恐懼和排斥社交，而是單純地感到“社交無意義”。

這種心態當然對我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我在人際關係中的消極與被動，讓我與很多曾經惺惺相惜的密友漸行漸遠。我的交際圈長期地處在一個逼仄的狀態中，我本人也會不可避免地感到孤寂與落寞——即使這樣的結果顯然是由我親手造就的。

是的，事情的矛盾之處大概就在於，我並不排斥、甚至渴望著和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但我卻本能地逃避佔據主動權的可能。我由衷地羨慕那些和朋友或戀人出雙入對的同學，在偌大的校園裡，親密的陪伴當然是學業焦慮的最優解。但很顯然，我甚至難以邁出第一步，我恐懼自己好不容易傳送出去的邀約遭到拒絕，就像當年我恐懼看到父母寫給我的信上只有“努力學習”四個大字。

唯一能在我堪稱神經質的人際關係處理方式下還能和我交往至今的，是我從七歲到現在的鄰居兼玩伴。她的性格與我截然不同，活潑並且健談，無論何時都能擁有一群關係要好的朋友。我們都很珍惜這段看似巧合的友誼，但即便如此我偶爾仍然曾經將近一個星期和她沒有聯絡。

這當然不是因為我不想聯絡她，反而是因為她沒有聯絡我。在我和她講述過什麼而並未得到迴應時，我會避免主動再去聯絡她，儘管我很清楚也許她並非有意，儘管我們之間已經為此爆發了許多爭吵。

總而言之，事實就是我不斷地在交流的過程中捍衛某種可憐的體面，我在意的竟然不是交流的過程。我精確地丈量著交流提供給我的資訊，以及我所展示出來的尊嚴，並且試圖透過這種病態的方式避免自取其辱。於是我們的交流頻繁地陷入怪圈——她認為我可以更坦誠、更熱情，而我本能地認為這種遷就是出於同情和責任的勉強之舉，並且希望她能一直做主導和強勢的那一方。

二

家庭觀溯源與排異反應

在阿杰高考結束後填志願的那段時間裡，他和父親之間爆發了無數場爭吵。

父親認為他的分數並不夠理想，比起念一所普通二本，他更希望阿杰在鄰近的城市讀警校，並且在家鄉安家立業。但阿杰有自己的理想專業，他認為自己志不在此。情急之下，父親質問他：“如果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該怎麼在其他城市結婚、買房、定居？”

阿杰反問：“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父親愣住了，大概以為阿杰這種想法是基於他和媽媽糟糕的婚姻，而這件事顯而易見地戳中了他的痛腳。他開始發怒，並且很快報以更加激烈的言辭。他像一頭咆哮的獅子，怒吼著諸如“別人都結婚為什麼你不結婚”“能不能考慮家人的感受”“我把你養到這麼大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這樣的言辭。

我當然不覺得陌生。因為在我報考時，也曾經聽過這樣的一套說辭。他認為女生就應該念傳媒一類的專業，並且希望我能夠做記者或是主持人這一類“輕鬆體面又好賺錢”的工作。我質問他：“為什麼我不能念我想念的專業？為什麼不能是外語、歷史或者別的？”他對我回應以激烈的爭吵：

“那你念這些東西有什麼用？”

事情的結局演變為他摔門離去，我則是坐在電腦螢幕前沉默地流淚。在發生爭吵前，我試圖平心靜氣地和他討論填報志願的問題，我徹夜未眠地翻閱了一個晚上的報考書，以我所能有的客觀和理性列出了不同的選擇。但他甚至沒有給我開口的機會，那天午飯吃到一半，他忽然便以一種命令式的口吻和我說：

“女孩子念個傳媒專業很不錯，我看你就唸這個吧。”

事情的後續發展中也沒有出現任何奇蹟，他不想將事情鬧大，而我耍了小聰明，折中地選擇了現在的專業。對於他將“傳媒”與“新聞傳播”混為一談的觀點我從未糾正過，在獨自赴京求學的過程中，我儘可能地在他看不見的地方照顧自己的專長與興趣。

我的憤怒來源於父親對我的俯視與輕蔑，來源於他在話語中包藏的控制與威脅。這也一直是我家庭生活的主色調，從我記事起，我和阿杰一直受到他作為“一家之主”的審判，而從未被放在一個平等的位置溝透過。他為家庭樹立的潛規則是：他作為父親永遠是對的，而反駁他、質疑他的人永遠是錯的。這種畸變的家庭結構在現在的我們看來顯然是荒誕不經的，但幼年時期的烙印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譬如在得知父親出軌時，作為家庭主婦的媽媽最初仍然希望透過談話或者討好來挽留父親，但在意識到所做的一切都毫無用處後，她與父親開始頻繁地為這件事廝打或者爭吵。大概是料定媽媽除了離婚毫無斡旋的餘地，父親索性夜不歸宿，甚至曾經直白地威脅媽媽再這樣糾纏下去就不再管我和弟弟。

那是一個元旦的晚上，剛上初中沒多久的我站在廚房門口目睹了事情的始末，並且看著父親將大門摔得震天響，隨後揚長而去。

這個場景至今仍然會不時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或許父親本人已經不記得他曾經說出過這種話。於是在之後的許多年裡，這句話背後隱晦的意思一直伴隨著我、暗示著我：我的家庭早已破碎，父親隨時都會甩開撫養我和阿杰的責任。以至於那之後無論是我想買無法負擔價格的畫筆還是執意想要填寫心意的志願時，我首先都會想到“如果父親不給我錢該怎麼辦？”

在父親的世界裡，我和阿杰永遠是年幼的、愚蠢的，是欠缺管教的、尚未成長的、記憶短暫的，這曾經讓他作為一位文化水平低而徒有經濟能力的父親能夠輕而易舉地樹立威信。但隨著我和阿杰的主體意識逐漸成長，他這種外強中乾的威信也變得岌岌可危起來。

很顯然，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開始透過否定我們的特長和成就來樹立威信。

例如當我因為能畫得一手好畫而沾沾自喜時，他會冷漠地反問我：“畫這些有什麼用？學習學明白了嗎？”而每逢寒暑假我們因為各種原因爭吵起來時，他總會怒吼一句：“你別以為自己考上北大就了不起了，我告訴你，你什麼也不是！”再例如在阿杰因為能拿到很好的單科成績而自我安慰時，他會在一旁刻薄地挖苦，“單科好有什麼用？總分提上來了嗎？”他也不在乎阿杰有什麼原因，當他發現阿杰揹著他拿出手機時，他會發狂一樣摔碎它，然後不分青紅皂白對阿杰進行一頓毆打。

但事實是，我最後考上了理想的大學，並且會在閒暇時間用我“沒有用”的畫完成一些付費委託，給自己掙出平均每個月一千的外快。阿杰儘管學習成績一般，但無師自通地學會了用flash軟體自制一些動畫短片，並且投放在一個名為“bilibili”的影片網站上，現在已經有了一萬多個粉絲。

這些都是父親他所不知道的，並且可能將是他永遠無法知道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我和阿杰對於婚育的消極觀點，本質上是一種逃避型的家庭觀。這或許受到我們父母婚姻狀況的直接影響，但更多大概來自於我父親失敗的家庭教育。

他的確盡到了一位父親的基本責任，從未在吃穿用度上虧欠我們，但父親這個角色在我們的家庭印象中始終是模糊與複雜的。就像媽媽曾經和我說過的，我們並不是純粹地討厭著他，我們更多時候應該是在害怕他。我們複雜的親子關係中包含了疏遠、冷漠與厭惡，以及一種扭曲的、難以察覺的仰慕與愛。

當我發現我在成長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像他時，我在絕望與痛苦之餘還感到一絲欣慰，似乎我們的距離也因此而拉近。這大概是很多東亞家庭的通病，只不過在我們身上體現得尤為極端。

我的家庭是由一種全然的約束維繫起來的。我們切身體會著父親與母親之間的約束，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約束……於是我和阿杰都下意識地將家庭劃分為“外部環境”，並且嘗試徹底家庭對我們的控制和影響。

而我們所展現出來的社交焦慮與冷漠，我們所秉持的反婚反育的觀念，本質上不過是一種不自信。我們相信自己完美的遺傳了父母的暴戾與優柔寡斷（並且這一點在我身上已經得到了證實），並且由衷地相信自己無法成功地組建家庭和養育子女。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相信自己能比父親做得更好：我的父親是希望遊離於家庭責任、自由支配生命而沒有成功的失敗者，而我和阿杰認為我們在這一點上能夠做得更好。

三

看見未來：極端個例與群體共性

“然而，同樣是當下這個時代，社交孤立和社會冷漠頻繁出現，建立牢固的社會關係已變得十分困難。……人口學調查顯示，我們與他人的共同活動越來越少，人們體驗到的社交焦慮情緒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

這句話出現在菲利普·津巴多在為《害羞與社交焦慮症：CBT治療與社交技能中訓練》所作的序中，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心理學研究成果而言，顯然算得上可靠和準確。

我認可人是社會性動物，也很清楚我那種依附於他人主動性的岌岌可危的社交狀態可能會將我置於一種危險的境地。這讓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陷入了自我懷疑與厭棄，因為從本質上而言，我仍然不想成為“不合群”的那一個。

但在匿名向網友求助、翻閱相關書籍以及收集網友反饋的過程中，我發現依照儘管我的家庭生活很難再找到一個相似的案例，但作為結果的“社交冷漠”正在成為一種群體性的特徵。我看到了更多資料與結論分析，這讓我隱隱感覺到或許社交冷漠是一種有解的社會現象，又或者我不止孤身一人。

不論結局如何，這對於我和阿杰的未來而言，姑且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開端。

本文系2021年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本科生選修課程《影視文化與批評》優秀作業。

注：因推文格式限制，未新增原文腳註。

原標題：《新未來 | 王含穎：我們的未來：解體的家庭觀與社交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