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臺》：精華在筆端，咫尺匠心難

作者：李華裔

近期，電視劇《裝臺》在央視一套熱播，成為庚子年末影視圈的口碑之作。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彥所著的同名小說《裝臺》以細膩、質樸而又圓融的現實主義筆鋒繪就了普通百姓的生存圖景，該作於2015年面世後便榮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同時登上“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榜首，時隔五年搬上熒屏，也讓觀眾們對其呈現多出幾許期待。

《裝臺》的主角是劇團舞美隊裡專職裝臺的一群人，這群人常常在深夜工作，裝好臺之後，為保證對光、調景的時間和準確性，他們時常夜宿後臺，演出結束後，再由他們負責拆卸臺、倒臺口兒，既要打好前站，又須做好“斷後”。他們身處聚光燈外，卻默默地做著大幕拉開前的一切準備，他們隱於幕後，卻承擔著劇團中最為繁重和艱苦的體力活。小說《裝臺》中，在面對世俗生活的庸常、瑣碎甚至不堪時，以主人公刁順子為核心的一眾人物未被現實擊垮，他們對生活的韌性、信念和期冀力透紙背，他們對於人生向美、向善的追求似有濃濃暖意捂熱了讀者的心，讓人們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作者陳彥之所以將視角鎖定在裝臺人這一不常被關注的群體上，固然有他既往的人生經歷，但也有其更深層次的思考，誠如陳彥在《裝臺》後記中所談及到的，裝臺人永遠不可能登臺表演，但他們與表演者息息相關。實際上，為人裝臺，本身也是一種生命表演，亦是一種人生舞臺。

“他們不因自己永遠處身臺下，而對供別人表演的舞臺持身不敬；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棄對其他生命的溫暖、託舉與責任，尤其是放棄自身生命演進的真誠、韌性與耐力。他們永遠不能上臺，但他們在臺下的行進姿態，有著某種不容忽視的莊嚴感。”這也是整部小說的靈魂所在。芸芸眾生，大多凡人，我們既為自己的人生“裝臺”，又或妝點著他人的生活，認真“搭臺”，才能好戲連臺，相互“補臺”，才能成就彼此，每一個人儘自己的微力搭好一磚一瓦，才能構建好我們共有的社會大舞臺。

動人魂魄的英雄偉績、平常無奇的百姓故事，這些大事小情共同繪就了中華民族完整的時代圖譜。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每個民族都有兩種哲理，一類是學究式的、書本的、鄭重其事的；另一類是日常的、家庭的、習見的，然而要想描寫一個社會，就必須認識這兩種哲理，尤其是後一種。”誠然，世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經歷歲月沉澱，那種留存在底層人間的細膩、樸實又深沉的世俗精神彌足珍貴且耐人尋味。保持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珍視世俗生活中的情感價值，這是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生存方式，也是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核心價值取向：重人倫關係，重精神境界，重人道精神，重推己及人，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正蘊藏在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由此，以藝術的目光投射普通民眾的生活領域，不斷捕捉生活的細節，在作品中為世俗人生尋求意義與價值認同，這是立處時代潮頭的作家當有的人文情懷與悲憫精神。

《裝臺》是陳彥繼“西京三部曲”和榮獲茅盾文學獎的《主角》之後的又一部長篇力作，小說延續了其一貫的“底層敘事”和濃郁的現實主義風格。電視劇《裝臺》按照電視藝術創作規律對小說進行二次結構與改編，為原作賦予了更多色彩與溫度：深沉中增一分輕快，肅穆中添一許幽默，冷峻中夾一縷柔軟，獨具匠心的視聽鏡頭將三秦大地的地域風貌與市井文化描繪得淋漓盡致，讓觀眾在五味雜陳的凡人小事中感受原汁原味的鄉土民情。靠著裝臺討生活，寬容又誠樸的陝西漢子刁大順，即便被生活“虐”過千百遍，卻依舊保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人不欺不瞞，事事堅守道德底線，而他刁蠻、潑辣，自卑又自負的大齡女兒刁菊花如同刁順子心頭的一根刺，時不時扎得他生疼；還有漂亮又溫柔的“理想賢妻”蔡素芬、與順子情同父子的竇老師、有情有義的裝臺隊兄弟……他們俱是中國普通百姓的集中典型寫照，他們的經歷映照著現實生活中萬千凡人生存於世的艱辛與難耐。電視劇《裝臺》中的人物形象浸潤人心，眾多實力派演員聯袂塑造了真實、豐滿、靈動的小人物群像，進一步奠定了該劇的藝術品質。

一部成功的電視劇作品，在講好故事之餘，更要注重打磨其主題立意、思想深度、美學品位，使觀眾對人生和社會有感有悟。當我們感動於《裝臺》的悲歡故事時，也會在別人的起伏人生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如同刁順子一樣，我們都要做堅強站立著的“裝臺人”，面對生活的一地雞毛，相信愛與信念不會缺席，用平凡的善燭照出人性的光芒，讓世間的情如暖流般擊破堅冰。

電視劇《裝臺》用通俗的敘事風格暗合了複雜多元的社會中平民大眾的審美心理，弘揚了真、善、美的主流價值觀，呈現出時代、社會與藝術三性統一的審美價值。期待未來中國的電視熒屏上，能有更多亦如《裝臺》的匠心之作，不斷為觀眾帶來美的享受和精神境界的超越。

（作者系中國戲曲學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戲劇與影視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