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山有路勤為徑—吳小如書法鄒議

學人書法

吳小如書法被認為是當代學人書法的代表，其書法的性質歸屬，顯然不能僅從創作主體的身份進行判斷，而應基於其書法存在的狀態進行多視角考察。

一、書為“餘事”的態度。吳小如以書法為愛好，從不自稱“書法家”，這與當今藝術職業化的普遍趨勢相左，更接近傳統書道的養成方式和古代書家的生存狀態。所謂“餘事”，指不以書法為立身之途，非指吝惜投入時間和精力。相反，吳小如臨習碑帖竟至400餘種，內有多種臨習數十過，其勤奮為專職書法者難以企及。吳小如不參加書法專業組織及其相關活動，其創作多由興會。

二、作品內容。吳小如工詩，每有吟詠，便援筆揮灑。吳小如書寫古代詩文聯語時，常在題跋中加以評鑑，這些評鑑往往是古典文學研究的真知灼見。創作者書寫自己的文辭，其體悟、感受及對自身情感、狀態的激發，與書寫他人之文迥然有別。書法史上名垂千古之作，往往內容與書跡同出一人之手。吳小如書作辭翰雙絕，為當今書壇所罕見。

三、書法上的交遊酬應。吳小如書法享譽學林，對其個人學業、命運亦產生較大影響。吳小如記述拜師俞平伯的情況：“手寫夫子五言長古《遙夜歸思引》獻以為贄，蒙公獎掖，許侍門牆，忝列弟子之列。”40餘年後，吳小如遵照俞平伯遺囑，為俞平伯夫婦墓書寫碑文，師生緣法始終皆繫於翰墨。

書法是吳小如與張伯駒、周汝昌、啟功等諸多文化名人交遊的媒介之一。2001年清華大學成立90週年，79歲的吳小如代表北京大學贈賀聯：“水木清暉，荷馨永播；九旬華誕，棣萼同歡。”

定風波

吳小如書學觀及意義

吳小如沒有留下書學專著，他的書學思想散見於題跋和相關文章中。

吳小如認為書法修習首重讀書，當今書法“最常見的一大缺陷是寫出字來沒有‘書卷氣’”“作為書法家，只管寫字不讀書是社會通病”。他的詩作中有“習藝等習字，首重書卷氣”“益以詩書力乃振”等語。針對自己的書法，自謙自警：“人老字未工，患在不讀書”“僕書所以不及古人，不獨功力不到，稟賦不慧，其要害猶在學養不至，讀書不多。故古人作字首重書卷氣”。

吳小如對書法學習與創作多有論述，其強調，“作字必循法”“變化悉有據”“先正而後奇”。在《學戲與寫字》一文中，吳小如說：“現代社會有一種普遍風尚，即無論唱戲與寫字，都力主創新，而不大重視下苦功學習和搶救繼承。我則認為，我國的藝術遺產之豐厚廣博，稱得上民族瑰寶的簡直多得無與倫比，要想創新，首先還須以搶救、繼承為主。

每學一出你不會的戲，每臨一種你不熟悉的字型，實際上等於你在學習一件新事物，從而使你的藝術水平自然得到提高。及至水到渠成，學養功深，新的意境自會從胸襟肺腑中流出，習字則得手而應心，唱戲則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所謂‘新’，不是從無到有生硬地‘創’出來的，而是溫故而知新地順乎自然形成的，……所積愈厚，所採愈博，則所造詣便能自出機杼，獨闢蹊徑。”

吳小如透過《讀書與寫字》《書法與繪畫》《學戲與寫字》等文章，闡述了書法修習中厚積薄發、互通互鑑的必要性以及文學、文字與書法的緊密聯絡。

對一個人書法及書學觀的詮解與評價顯然不能離開時代背景。近代中國在軍事、政治上陷入頹勢，本土文化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強勢衝擊，中華學人面臨兩個歷史任務，一方面推進變革，學習、汲取外來文化的先進部分；另一方面傳習國學，固本培基，在必須應對的壓力與變化中保持文化底色。

筆者以為，吳玉如、吳小如父子兩代學人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對於書卷氣的強調、對於帖學洵雅審美的執著追求，並非盲目復古，實為寓道於書，即對於吳氏父子來講，書法不僅是其學問、人格與性情之外化，更為重要的是透過書法藝術中的某種持守，來儲存及光大本土文化的核心精神，強化文化辨識度，以期歷劫不磨。

以展現文化性格、文化形象為藝術指歸，必然以對文化根本性質與健康生態的辨識、維護與延續為要務。王國維評價沈曾植：“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推及書法，吳氏父子之所守者，則乃中華文藝之“正鵠”。

具體言之，一則，儲存、擦亮文化底色，以傳統典籍與經典碑帖來培育、匡正藝術成長，必欲使流佈之經絡出自心源正脈，保證根本元素與構造思維的文化特性不變。二則，修葺、恢復乃至衛戍建立於文化基底之上，曾經生成無數優秀文藝成果的特有的文化機制。因累積豐盈深厚，中國文藝強調對傳統的沉潛、廣納，中國文藝具有整體性與共生性，不同門類並無絕對畛界限域，故傳統文化機體存續生息維繫於陶冶蒙養、積學會通。

當代的文化斷層與過度專業化傾向，對原有的文化發展機制造成了破壞，吳小如正是準確體察到這種破壞及其帶來的危機，故而不僅強調保持文化底色，更致力於維護文化機制，以恢復完整文化生態。

吳小如在《漫談我的所謂“做學問”和寫文章》中談到俞平伯與遊國恩的治學：“始終是從原始材料出發，經過獨立思考，在具體問題上時出新見和勝解。俞老所走的正是他曾祖曲園先生所開創的一條治學途徑。遊老治學的方法和途徑，照我個人的體會是：首先儘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為作，最後水到渠成，創為新解，而這些新解卻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礎上開花結果的。”

吳小如自陳，俞、遊兩位先生在學術上對其影響至深，故以上學術研究思維亦是吳小如學以致用的夫子自道。對照、考量吳小如的學術觀與書學觀，不難發現，二者“同條同貫”，基於同一種文化觀。吳小如以其學術、藝術論述及實踐，疏浚傳統文藝生成軌轍，貫徹、闡釋傳統文化修習真諦與法門。換言之，吳小如的書學、書藝是其文化觀的一種篤行與投射。

筆者以為，以學人書法論，吳小如的書法藝術具有代表性與典範價值，而吳小如先生的書學觀及其踐行，更宜從文化史視角加以觀照、敘述，這也是吳小如書法尤需進一步挖掘、研究的重要性及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