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全家總動員，為了存錢時留下的印鑑

原創 單靈逸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

文│單靈逸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值浦東開發開放大環境，金融成為大家比較關心的話題，人們對銀行也有了很多新的認識，工行上海分行邀請了近五十多位滬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寫寫他們與銀行的故事，並出版《作家與銀行》一書。作家們作為普通市民談他們眼中的銀行，談他們與銀行之間的關係，分享他們與銀行之間有趣的故事，時值今日，讀起來依然津津有味。為了讓廣大讀者一同欣賞這些名家故事，我們特闢【金融“作”談薈】欄目，邀您與我們一起溫“故”知新。

作者：丁言昭

作家

70年代中期涉足現代文學研究，著有《驕傲的女神·林徽因》《愛路跋涉·蕭紅傳》《微生有筆曰如刀·曹聚仁傳》等。

1993年11月6日90多歲的爺爺仙逝後，老七立刻急急地將爺爺屋裡所有的東西，扔的扔、賣的賣、送的送，只有一張5000元的存摺保留著。

第二天老五去銀行取錢，回來告知要爺爺的印章或身份證，才能取錢。身份證已被派出所收走，那麼就拿印章吧。誰知又白跑了一趟。原來此印章非那印章。我記得當時爺爺叫我去存錢時，交給我一個水晶圖章，不是這個石印章。存錢時，營業員還問我：“要不要留個印鑑？”我想，既然爺爺把印章交給我，就是要派用處的。因此我回答：“留一個吧。”

為了找這個印章，全家齊動員，結果當然是一場空，因為爺爺的東西幾乎全被老七處理了。

爸爸說：“算了，就算捐獻給國家吧！”

爸爸的話是不錯，問題是爺爺在1976年寫的遺囑裡有這麼幾條：1、遺體獻給醫學院。2、不要通知親戚朋友，一切從簡。3、遺下的錢捐給唐山孤兒院……

為了完成爺爺的遺願，就必須把錢領出來，可是我們既沒有爺爺的身份證，又沒有他的印章，怎麼辦呢？

哎，有了，咱們何不發動群眾，想個好辦法呢？首先，我們找了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老會計，猜想他必定與銀行有業務關係。過了幾個星期，老會計來電話了，說，他聯絡的是盧灣區的銀行，那地處嘉善路、復興路口的銀行是屬於徐彙區，他不熟悉，不過，他已託了一位小張同志，他認識徐彙區銀行的同志。這事說過以後，很長時間沒有訊息。

媽媽有點著急，我安慰她，說：我有個摯友也是在銀行工作的，叫小華，也許她有辦法。

說來也巧，第二天正好碰到小華。我把這事一說，她說：“啊呀，你這是徐彙區的，我工作的陝西路淮海路口的銀行，是屬於盧灣區，而且你這金額太高，比較麻煩。”

“那怎麼樣辦呢？”

“你可以請你爸爸的單位開張證明，證明你爸爸是唯一的繼承人。”

“就這麼簡單？”

“試試看吧。”

過了幾天，我拿了爸爸單位開的證明，已註明爺爺死亡的戶口簿，和我自己的身份證，走進銀行。我看地上掃得很乾淨，玻璃門擦得一塵不染，顧客也不多，有四五個營業員衣冠整潔，正有條不紊地工作著。

我走了幾個來回，最後找了一個似乎剛從學校畢業的漂亮姑娘，上前招呼，並遞上證明、戶口簿和我的身份證。那姑娘仔細地看了一遍，抬頭說：“請你等一下。”轉身去問一個年紀比較大一些的營業員。兩人嘀咕了一會。姑娘回來對我柔聲地說：“今天領導去開會了，這事我們做不了主，請你明天再來一次，好嗎？”

當我騎上腳踏車回家時，心想，不管他們是推脫，還是藉口，反正拖了快一年的事，明天就能見分曉了。

第二天，我剛走進銀行，那姑娘就把我介紹給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婦女，我猜想那就是領導。她和氣地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家那麼多兄弟姐妹，會不會發生矛盾？”

“不會，爺爺遺囑上寫著是要捐給唐山孤兒院的。”

她聽了連連點頭，回頭對那姑娘說。“快給她吧”。

拿著爺爺的錢，我穿過馬路，到對面的郵局去，放腳踏車時，我無意中抬頭，看見到戴眼鏡的領導和姑娘正站在門口對我微笑，我情不自禁地大聲叫：“謝謝你們！”

本文刊於1996年出版的《作家與銀行》

小編有話說：

印章防偽是從古至今金融業慣用的安全手段之一，核對印鑑是確保客戶資金安全的一種切實有效的方式。客戶存款時在銀行預留私人印鑑，取款時，需攜帶該印鑑，由銀行工作人員核對與存款時的留存印鑑是否一致，以此作為識別客戶身份的依據。

如今，隨著科技的進步，手機銀行、電子錢包、數字貨幣的盛行，讓客戶習慣於了各種電子支付，進行消費時，“人臉支付”的應用日益廣泛，“行走的人臉密碼”受到越來越多年輕人的歡迎。與傳統密碼相比，人臉資訊具有唯一性，人臉識別在手機解鎖、身份驗證、快捷支付等方面都得到了廣泛的使用，併成為主流趨勢。當然，人臉技術的應用只是金融業推出的支付手段之一，若真遇到涉及儲戶利益及賬戶安全的業務，如大額支取、存單掛失、密碼重置等，銀行還是會要求客戶憑本人身份證件到銀行櫃面進行人工辦理，全面維護存款人和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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