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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時評:這一年,電影關鍵詞都在這裡

由 光明日報 發表于 藝術2022-09-23
簡介作者:徐兆壽這一年,中國的電影有了一次關鍵性的轉折——從過去的過於凌空蹈虛轉向關注底層、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從“走向世界”向度之下的歐美中心主義美學轉向重新發現自我、講述中國故事的中國風格、中國美學,從過分追求特技與大製作轉向追求藝術與市場

電影關鍵詞是什麼意思

作者:徐兆壽

這一年,中國的電影有了一次關鍵性的轉折——從過去的過於凌空蹈虛轉向關注底層、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從“走向世界”向度之下的歐美中心主義美學轉向重新發現自我、講述中國故事的中國風格、中國美學,從過分追求特技與大製作轉向追求藝術與市場相結合的中庸之道和小投資、小製作的本土化特色。

站在新的一年初,回望2018中國電影,可以用以下幾個關鍵詞來串連。

現實主義和底層敘事。

光明時評:這一年,電影關鍵詞都在這裡

2018年可以稱為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年。這一年的現實主義基本是以底層敘事為特徵的,均將關注的目光投射到社會最底層的民眾身上,顯示了這一年中國靈魂的高貴。《我的影子在奔跑》是一部已被人遺忘的電影,但正是它掀開了這一年現實主義的一頁。影片透過患有自閉症的修直與母親田桂芳的生活歷程,真實地記錄了一對母子所遭遇到的種種現實:幼兒園的無情、生活的殘酷和以拾垃圾為生的存在。這是一部有理想和情懷的現實主義作品,親情之愛溫潤著每一個或苦難或幸福的細節。

此後,《暴烈無聲》上演,揭開了當下底層民眾的情懷。張保民是當下中國底層民眾中極具典型的人物,他性情暴烈,每天都奮鬥於煤礦裡,生活在無常的日常裡,但卻不能獲得金錢、事業、社會地位,在兒子失蹤後,他到處尋找兒子,與代表中產階級的律師打交道,與代表財富和上流階層的老闆打交道,由此而揭開了當下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眾生相。

接著,便是《我不是藥神》的出現,一股強烈的濟世情懷和對底層民眾的巨大同情心使這部電影成為本年度最受觀眾熱捧的現實主義力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電影中所張揚的批判力度和理想主義精神使這部電影成為九十年代以來罕見的現實主義電影。它由此續接了八十年代藝術電影的現實主義精神,有力地批判了當下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唯市場主義、官僚主義等一系列問題。

之後,《找到你》《狗十三》和《無名之輩》進一步將現實主義和底層敘事推演至極致。《找到你》是以女性視角來重新發現女性、母親等社會角色的電影,也是以中產階層的視角來發現底層民眾“苦難”的電影,看後令人慾苦無淚;《狗十三》則直接來反映中國社會仍然延存的歧視女性的現實,看後令人沉思良久;《無名之輩》反映了城市化程序中底層民工們幻想成為名人和社會上流人而違法作案的荒唐心理,看後令人五味雜陳。

中國風格和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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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是張藝謀後期試圖迴歸傳統與故鄉的藝術情懷之作。年輕時的叛逆退去,開始認領傳統,迴歸精神的故鄉。如果說《歸來》是其一次藝術與情感的迴歸,感動了無數人;《影》則是再次迴歸,是向中國傳統藝術美學的迴歸,是真正的精神迴歸。黑白色調、水墨畫風格、漢字書法、陰陽八卦等內容體現在許多電影場景中,這在百年來中國乃至世界電影中都是獨特的美學風格、中國風範。

陳凱歌的《妖貓傳》雖然眾說紛紜,但其迴歸中國傳統美學的向度是明確的。姜文的《邪不壓正》在藝術上有文勝於質的傾向,但其試圖尋找和講述中國故事、張揚中國精神的藝術追求是明確的。三位電影界的領軍人物在這一年都有一些藝術轉向。他們或明或暗的這種轉向一方面反映了他們在藝術追求上正在做痛苦的選擇,另一方面也清晰地昭示出他們必須立足於中國文化與中國實際,胸懷世界,面向未來,才能創作出令世界公認的電影力作,而這類電影也必將是講述中國故事、體現中國風格的電影。

本土化和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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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出現了一批本土電影,如潮汕方言電影《爸,我一定行的》、客家方言電影《純真年代》、甘肅方言電影《丟羊》等。《爸,我一定行的》上演後迅速獲得當地觀眾追捧,電影中濃濃的潮汕地域特色讓許多潮汕人都淚眼婆娑,兩天內就斬獲千萬元票房。甘肅方言電影《丟羊》在甘肅本地反映很大,且獲得了華表獎。這些電影都試圖重新從全球化的宏大敘事中迴歸反映中國地方文化的本土特色,同時,這些電影基本上都是小投入、小製作。它們的產生和在當地產生的反響使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電影未來的一種走向,即更多的電影還是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小投入、小製作、精細化、本土化的道路,為當地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貢獻力量。這些電影的產生同時也預示了未來中國將有一批反映地方本土文化和風貌的小型電影出現,而這正是中國成為電影強國的重要力量。

主旋律與中國傳統文化。

光明時評:這一年,電影關鍵詞都在這裡

從《紅海行動》到《黃大年》,這一年主旋律的電影並不多,但是,關於主旋律的討論則由此開始。一方面,《紅海行動》在講述故事上有了新的轉向,尤其是充分地展現了大國理念與文化自信,這是對過去主旋律電影的一種告別,和新的主旋律電影的一個開啟;另一方面,《黃大年》是新時代背景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尤其是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典型的一部電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隨著時代主題的不斷變化,主旋律電影的問題也不斷產生。比如,復興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是中國當下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那麼,一個問題便產生了,主旋律的內涵和外延到底是什麼?那些張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電影難道不是主旋律?在筆者看來,如果我們將反映中華民族正面價值和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都擴充套件到主旋律的內涵與外延中,那麼,不僅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藝術領域在融合中落了地,生了根,同時,主旋律電影將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提升。這才是真正的軟實力。

當然,這些關鍵詞只能說是今年的突出特徵,並不能將所有電影都涵蓋。

(作者系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西北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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