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馬市先期掌握在明代手中，為何之後卻由官市轉變為了民市？

“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

——這首詩出自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湯顯祖，湯顯祖在這首詩中以讚譽的態度描述了茶馬互市，將茶的鮮香與馬的健壯讚美得恰到好處。

茶馬互市，一種最早可能源於唐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分析茶馬互市必須要從其定義出發，其是一種政治經濟制度。

首先在經濟層次，茶與馬對於雙方地區的人民或政府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故其才具有經濟價值。

首先對於茶，《明史·食貨志》中曾記載：“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由於邊地遊牧民族所生活的地區絕大部分不適合農作物的生長，故其平時的主要食物就是所畜牧的家畜的奶或肉。

而長期不食用綠色植物會造成身體中某些營養成分的缺失進而造成身體疾病，故其常常以茶來解肉與奶的膩。

因此，茶是邊地遊牧民族所必需的生活日常產品，在邊疆地區具有極大的經濟效益。

再而就是對於馬，於中原民間來講，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史記中曾記載西漢文景之治前，由於當時的社會剛剛經歷過秦代末年的天下大亂。

養馬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馬匹奇缺，就連社會上的顯赫人家出行也只能依靠牛車與驢車，而得不到馬車。

可見馬匹對於民間是極為重要的，再就是對於政府來講，騎兵是古代戰爭中最為重要的兵種，而馬匹又是騎兵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其對中央政府的意義可見一斑。

但傳統漢地又缺少優質的養馬地，故中原地區大部分的馬匹只能依靠外部引進所得，馬匹在中原地區同樣擁有極高的經濟效益。

再次其亦是一種政治制度，自古以來中原王朝與民族地區政權的關係就是一道難題，或戰或和，戰爭必然造成大量的傷亡，對雙方都極其不利。

而和平又很難獲得，通常是戰爭贏得和平，但茶馬互市是一種特殊的贏得和平的方式，在對雙方都有利的情況下獲取寶貴的和平。

因此，茶馬互市對於雙方都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在14、15世紀的明代，茶馬互市制度非常普遍，而在明代的遼東地區則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馬市，在初期由官方主導。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民間勢力佔據了主導地位，對於此現象分析明代遼東馬市從官市到民市的轉變過程。

一、遼東馬市從官市到民市的轉變

1、早期遼東馬市為官市的論證

和之前的歷代中原王朝類似，明代的馬匹來源除了明境內的傳統養馬地之外，還有一部分是透過與邊疆遊牧民族部落進行馬匹貿易所得來的。

早在明代初期，明中央就下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在這之後，明中央又在各個方向的邊疆地區設定馬匹交易市場以進行馬匹購置，明代馬市的歷史正式拉開了帷幕。

“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矮馬至，官給其值，即遣歸。”——這是關於遼東地區馬市的最早記載。

遼東馬市初設立的原因是為了滿足蒙古部福餘衛的互市請求，最初該蒙古部族要求來北京進行互市。

但明成祖朱棣考慮到從福餘衛至北京路途遙遠，中途恐出現差錯，故選擇遼東作為馬市的設立之處。

這時的遼東馬市有很大的官方性質，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首先，明朝會給參加馬市的少數民族發放一個類似於入場券的任命書——赦書。

在進行馬市交易的時候，明代指派的官員會檢查馬市內各方的赦書，沒有赦書的一方會被禁止進入馬市進行交易。

同時，即便與會方擁有赦書，但與會人數與赦書上所描述不同，所帶馬匹與赦書上所描述的不同亦會被禁止在馬市內交易。

由於赦書是由明代政府所發放的，故此時的馬市具有極強的官方效力，同時，此時的馬匹交易還具有一定的進貢效應。

明代史料中曾記載：“每進馬一匹入市驗收，開原額驗一千，撫順額驗五百，共夷馬一千五百匹。”

——由此可知，這時的交易額共1500匹馬，但只有1000匹馬是根據馬市交易而來的，其餘500匹為納貢所得。

而明代會對納貢者進行數十倍的回贈。

這在為遼東的馬市加上官方效應的同時，也給了明代政府一定的經濟負擔，為明中後期遼東馬市官市的衰落埋下了一定的隱患。

最後極為重要的是，此時馬市中整個商業活動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官方對馬匹的購買是馬市中馬匹的主要銷售方向。

“納馬三千於遼東，帝赦守將王真，一馬各予布四匹。”——明史中的這個描述可見當時遼東地區馬匹交易的繁榮。

當時的政府是馬市的主導力量，這不僅體現在馬匹的銷售方向，銷售馬匹的數量等方面，還體現在明廷為購置馬匹所作的物資儲備上——“

至是年久支用不盡，至有浥爛損壞者。”

這段史料中描述的是明廷為購置馬匹所準備的物資由於當時沒有用盡，最後竟都損壞了，這也從側面體現了當時馬市為官市的現象。

“凡馬到市，官買之餘，聽諸人為市。

”

——這段史料所形容的是當時民市的狀態，此時的民市只能在官市辦完之後舉行，用以購置政府挑選過後的馬匹。

除此以外，此時以官方為主導的馬市還有一個顯著特點——交換物品種類少，基本就是馬匹等物資，無其他消耗品或奢侈品。

2、中後期遼東馬市轉為民市的論證

在明代中後期之時，遼東馬市發展迅猛，但其中的主導力量卻悄悄發生了改變，由官方主導的官市轉變成了由民間貿易主導的民市，其轉變原因亦無非有如下原因。

首先，雙方的供需關係發生了改變。“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在中後期，邊疆少數民族不願意提供強壯的馬匹。

其中原因可能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經濟因素。政治方面，其懼怕明廷得到強壯馬匹過於強大，經濟方面，馬匹的獲利率可能低於皮毛等產品。

而朝廷所需要的正是強壯的馬匹，缺少強壯馬匹的支撐，官方購買力不足，官市自然萎縮。

而對於少數民族政權來講，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升，生產方式的改進，其現在所急需的並不是糧食與絲綢等官方交換物品，反而成為了耕牛等生產資料。

“泰寧等衛頭目脫羅臺等進貢還，乞以賞賜等物貨易牛隻、犁鏵、鐵鍋，許之。”這段史料描述的正是這一現象。在官市中，雙方所提供貨物均不為其第一需求品，故官市萎縮。

再說民市，在民市中傳統漢地所需要的並不是強壯的馬匹，而是人參、貂皮等奢侈品，這些物品既無戰爭威脅性，亦可獲得更高的利潤。

故少數民族更願意進行此類交易，而少數民族此時所需要的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在民市中亦可輕易獲得。此時民市的供求關係更符合經濟關係，故民市得以興旺。

二、遼東地區馬市性質轉變的分析

遼東地區馬市性質的變遷可以看作是遼東地區少數民族生產力發展變遷的一個縮影。

首先對於遼東少數民族，在明代前期，其生產力低下，基本上還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人生活。

此時的以建州女真人為代表的女真部落還被中原地區喚作“野人”，這些“野人”無太高的生產與採摘手段。

在提供貨物方面，其不具備大量提供皮毛與人參的能力，故只能以馬匹來換取貨物，在所需貨物方面，其無太高生產水平，只能接受最原始的糧食與絲綢來作己用。

對於耕牛、農具之類的生產資料並無太大興趣。綜合以上兩點，官市得以維持。而對於明前期。

政治相對清明，對於馬市的各項規定可以很好地執行，這也讓遼東馬市在明前中期具有官市的性質。

而在明朝的中後期，此時以建州女真為首的遼東少數民族部落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無論是生產力還是採摘手段都得到了本質的飛躍。

這時其所能提供的除了傳統的馬匹之外，還有貂皮和人參等奢侈品。

而相比於馬匹，銷售貂皮與人參可以獲利更多，且其所需貨物也由傳統的糧食、絲綢轉變為耕牛、農具等，而相比於官市。

民市可以更輕易地銷售自身貨物與獲得所需貨物，故民市得以興旺。而對於中晚期的明廷，政治黑暗，馬匹

“先盡諸營各將官”

而後流於市，故傳統馬市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總結

明代遼東馬市的變遷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從中我們不僅可以觀得遼東地區少數民族在數百年來的發展與遷移。

亦可以看出明前期與中晚期政治的變遷，我們應從中獲得啟發，可以更好地應用於現代社會。

參考資料：

《論遼東馬市從官市到民市的轉變》——林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