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秦漢時期“天人合一”的理想社會藍圖

面對頻發的自然災害和諸多的環境問題，秦漢時代思想界的有識之士基於

“天人和諧”的思想底蘊，闡發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和諧共生、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等可貴的生態保護思想。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大自然是人類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大前提，為人類不斷提供著各種自然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須臾不可缺少的物質條件。換言之，生態環境條件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強大的制約作用。而且越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生態條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就會越強。生態史影響社會史的程序，已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同時，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自然界。而且，社會生產力水平越高，這種影響和改變就會越大。有時人類的活動甚至可以強烈地改變大自然原有的生態平衡狀態，進而引發嚴重的環境問題。

簡言之，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影響改造著自然環境，人們似乎總是力圖

“征服”自然，要做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大自然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制約著人類改造“征服”自然的過程。要想使人類與大自然保持良性互動的態勢，就必須使二者保持一種和諧統一的狀態。

面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頻發及由此帶來的災難性社會後果，秦漢時代的有識之士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索，形成了豐富的生態思想成果。在古人的思想語境中，並無

“生態”一詞，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問題集中表現為對“天人”關係的一種系統思考。當然，這個“天”，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不僅具有一定的“自然”屬性，也帶有很多的“神秘性”和“超越性”，這也是不言自明的。

秦漢時代，人們相信，

“和諧”是自然界最美好的畫卷，人類應尊重並敬畏自然界自身的和諧狀態，並努力營造天人之間的和諧狀態。“天人合一”、“天人相副”、“人參天地”等思想集中體現了時人對人與自然內在和諧狀態的嚮往和追求。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國古代哲學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命題。從先秦至明清，“天人合一”是大多數哲學家都在努力宣揚和體認的一個基本理念，在這一哲學語境之下，“天”與“人”不是對立矛盾的，而是和諧統一的。也正是基於這一點，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成為我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很早，張岱年先生認為可以追溯到西周時代。也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上溯到古老的“神人”合一觀念。無路如何，這種觀念萌芽很早，但它的豐富與發展則主要在春秋戰國至兩漢時期，尤其是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事各順於名

，

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

，

合而為一。”這裡的“天人一也”、“天人合而為一”，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天人合一”的等價命題，對漢代及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天人合而為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體系大體包括“天人相副”、“天人感應”、“人參天地”等三個遞進的思想命題。天人相副是基本出發點，也是董仲舒整個天人觀構架的理論基礎，“天人感應”是其主體和核心，“人參天地”則是指導人們行為的最終準則和規範。

董仲舒認為，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是至高無上的，是萬物的創造者，是人的“本”，人的“根”，就像人的曾祖父一樣。這是人“類天”、“副天”的根本原因。人就是天的副本。比如人的身體有小骨節三百六十六個，這是“副”一年的天數；大骨節十二個，這是“副”一年中的月份數；人有“五臟”，這是“副”五行；人有四肢，這是“副”春夏秋冬四季。人的眼睛有時睜開有時閉上，這是“副”晝夜的更替，人的性格有時剛強有時柔弱，這是“副”冬冷夏暖，人的情緒有時快樂有時悲哀，這是“副”陰陽。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

不僅人的身體構造、情緒性格變化與天

“相副”，甚至人的血氣、好惡甚至德行也是這樣

。

這種簡單機械比附的方法是不對的。董仲舒思想體系中含有突出的神秘色彩，且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負面性，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我們撥開其思想體系表面的神秘面紗，試著換一種角度來看待問題，或許會有新的發現。董仲舒強調

“人副天數”，其目的固然是為自己“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政治學說提供強大的“理論”依據，但這裡面同時也包含了對天人和諧的追求和嚮往。

兩漢時期的醫學著作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旨趣更是一以貫之。成書於兩漢時期的《黃帝內經》認為：不僅人體自身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且人體還與天地相參、日月相應，人與天也是一個整體。比如，人體的健康就與“天”的執行節律息息相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如果四時輪迴秩序正常，“歲和”，“少賊風”，人體就會保持一種相對安康的狀態，反之，如果四季氣候變化異常，“寒溫不和”，則人體健康就會受到影響

。

甚至月圓月虧，潮漲潮落，都會對人體生理健康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每當月圓之時，海水西盛，人體也相應地氣血充足、肌肉結實、面板緊緻、毛髮堅韌、腠理閉合。這時，人的抵抗力比較強，即使遇到

“賊風”侵入人體，也不會產生什麼大問題。

而到了月虧之時，海水東盛，人體氣血也隨之轉虛，肌肉消減、面板鬆弛、腠理開洩、毛髮易殘。這時，如果，一旦遭到

“賊風“侵襲，邪氣就會迅速深入肌體，發病也會很急。基於此，《皇帝內經》還提出了“因天時而調血氣”的理療原則和“順四時而適寒暑”的養生原則。這樣的思想在東漢末年“醫聖”張仲景的著作中也有明確的表達。中醫學這種“整體論”的病理分析及治療方法，是我國傳統中醫學的精髓之一，也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副”思想在中醫學上的具體體現。

既然天創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生理、心理、情感甚至道德都與天相副。基於這樣的認識，天人之間則必然保持一種和諧的狀態，這種和諧也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理想社會藍圖之基本底色。《春秋繁露

·王道》篇談到，“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時候，沒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民以仁愛，尊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使民有度，不奪民時，讓老百姓能夠安心進行農業生產。

老百姓家給人足，安居樂業，沒有怨恨之情，社會上也就沒有妒忌他人、誹謗中傷殘害良善的壞人。老百姓“修德而美好”，不羨慕富貴，而以作惡為恥，絕不會做壞事，非常質樸善良。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天下的諸侯也紛紛前來朝貢。這是講人間秩序的和諧。同時，在“五帝三王”的開明治理之下，自然界也呈現出一派美好和諧的景象：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

可以看出，董仲舒對遠古

“五帝三王”盛世的描繪，正是自己心中理想國的寫照。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更是直接將自然界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納入儒家“王道”理想範疇

。

儒家

“王道”之治是董仲舒政治理想的終極目標。仁政愛民、使民以時，道德教化等基本理念在這裡得到了清晰的體現。但除去這些儒家“王道”理想的慣用表達正規化，我們發現董仲舒的理想社會架構比先秦儒家的設想已經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孔子的社會理想是“大同”

。

不難發現，孔子的大同社會理想中，主要談的還是

“人”的問題，沒有關注“天”及“天人”的問題。而董仲舒則不僅講“人”，還特別談到了“天”，理想社會的最高境界是也是天人和諧的最高境界。陰陽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嘉禾興”，“甘露下”，“鳳凰麒麟遊於郊”，大自然風調雨順、祥瑞叢生，董仲舒勾勒出的理想國藍圖儼然是一幅生態和諧的美好畫卷。

在《春秋繁路

·立元神》篇中，董仲舒進一步闡發了天地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

天地人既分工又合作，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地人三者

“合以成體”，這事實上就在理論上構建了一個天、地、人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這種和諧關係是絕不能破壞的，否則就會有“自然之罰”出現。

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集體撰寫的《淮南子》一書中，也有大量的天人和諧思想，甚至可以說，這種思想作為基調，貫穿了整部著作的始終。首先，《淮南子》中也闡發了類似的

“天人相副”思想。《地形訓》篇就講，大自然對人的性格、外貌甚至性別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儘管含有不科學的成分，但其強調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副的思想意蘊，則是應予充分肯定的。在此思想基礎上，《淮南子》勾勒出的理想國藍圖，也是一副生態和諧的美好畫卷。“太清之始”，聖人管理天下，遵循事物的本性，寂然無為，任憑事物自然發展而不人為地加以限制。內在的精神與道相通，外在的行為與德相配。這樣，就達到了一種“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的和諧狀態：

而到了

“衰世”呢？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結果“萬物不滋”。人們還剖開獸胎，殺掉幼獸，致使麒麟不敢遨遊；人們掀翻鳥巢、毀掉鳥卵，使得鳳凰不再飛翔；人們還大肆伐木，建造樓臺亭榭，焚燒山林捕捉野獸，放乾池水捕撈魚鱉，結果“萬物不繁兆”，許多新生命在即將誕生時卻橫遭扼殺。諸如此類的瘋狂攫取自然資源的行為最終導致了陰陽失調、生態失序。而生態失序後緊接著就是自然災害的肆虐與蹂躪。

自然界陰陽不調，四季失序，雷霆毀壞萬物，雹霰降落造成災害，大霧霜雪長期不散，萬物因此枯萎夭折。為了擴大耕地面積，人們還大肆剷除地面草木，結果那些處於萌芽、開花、結果的草木被毀掉的不可勝數。最終，老百姓只能擠在窄狹的茅草房中，挨凍捱餓，以致

“死者相枕蓆也”。這簡直就是可怕的世界末日。“盛世”風調雨順，天人和諧，“衰世”不僅是人間秩序的失序，也是自然生態的“失序”——“陰陽繆戾，四時失敘”。人類的貪慾及無節制攫取自然資源的破壞性行為直接導致了自然生態的“失序”，而陰陽的失序又反過來影響人類社會生產生活，造成綿延不絕的災難。《淮南子》在這裡事實上指出了人與自然生態之間是一種互相影響、共生共榮的關係，而人間秩序與生態秩序的高度和諧，就是人類應努力追求的“至德之世”的最高境界。

無論是儒家的董仲舒，還是道家的《淮南子》，雖然其信奉的

“主義”不同，稱述的治國修身理念不同，但在最終的社會理想追求上，均指向了相同的方向——“天人合一”的生態和諧社會，二者可謂殊途同歸。

季羨林先生曾對

“天人合一”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東西方思維模式迥乎不同，西方是要征服自然，東方則主張“天人合一”，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

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環境問題，只有

“天人合一”這種東方智慧才能拯救人類。的確，西方的“人類中心論”往往將自然界視為人類要主宰和征服的物件，從而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可以說是造成當今生態危機及環境問題的思想根源。而“天人合一”則將人與自然界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只是這個整體中的一部分，所以，人類一定要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正是我國古代生態思想生髮孕育的哲學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