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也涉足出版業？宦官刻書現象是怎樣形成的

明清時代是古代印刷出版業的高峰時期，而明代則處於雕版印刷承前啟後的階段。明代出版業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弘治末年為界，明前期出版業發展低迷，刻本不多；明後期，出版物呈爆發式增長，迎來了雕版印刷的繁榮時期。在這種背景下，介於官員、士人之間的宦官，憑藉職權、資金等支撐也以各種方式涉足出版業，參與書籍的出版。

一、明代宦官刻書的條件

有明一代，宦官即張之洞所言“有力好事之人”。他們透過內書堂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又由於明代宦官專權的出現，宦官掌握了相當的權力和財力。此外，明代中央政府刻書最重要的機構是經廠，由明代宦官機構中權勢最隆的司禮監掌管。這些都為宦官刻書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礎以及經濟、政治和技術支援。

一方面，以內書堂教育為主的宦官教育，使宦官能夠讀書識字，這成為宦官刻書最重要的文化基礎。宣德間，宦官開始接受內書堂教育，從此大批宦官開始通文墨、識風雅。除了在內書堂讀書，明代有的宦官還會主動讀書自學。明代宦官不僅在內書堂接受教育，也有一部分宦官在專業部門如靈臺、御藥房等處供職，需要專業教育的支撐。

總體來看，明代宦官接受統一教育，使他們獲得了豐富的知識，提高了文化水平，為其從事刻書活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礎。

另一方面，眾所周知，明代宦官專權嚴重。不斷擴大的宦官權力為宦官個人刻書提供了政治權力支撐。明太祖在廢相後，司禮監和內閣成為皇帝倚重的雙臂，而皇帝往往更為依賴前者，明代宦官勢力逐漸向中央及地方官僚系統滲透。

不斷擴大的宦官權力，使權宦成為士大夫官僚爭相交往乃至投靠的物件。為宦官撰文、刻書就成為士大夫官員迎合、投靠宦官的手段之一。

明代能夠刻書的宦官品秩在正五品左右監丞及以上。宦官的品秩，最高為各衙門太監，正四品。各衙門太監以下，左右少監從四品，左右監丞正五品，典簿正六品，長隨、奉御從六品。左右監丞及以上有機會外派，也有政治權力、經濟實力，因此他們有能力、有條件從事刻書活動。

還有經濟上的支援，也是宦官刻書現象出現的原因。刻書需要大量經費，用以支援刻書之原材料、寫樣、刻版、刷印、裝幀、校勘等費用。明代宦官在擅權的同時也斂財，不少權宦擁有鉅額財富。他們在地方上的各種收入，為其刻書提供了經濟來源。

並且，宦官還有有接觸內府藏書的便利條件。明永樂以後，司禮監是內府刻書的主要負責部門，特別是其下屬的經廠在明代內府刻書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經廠的兩項職責，一是保管書板和書籍，二是刊印皇帝御用書籍。

司禮監掌管皇家藏書，為宦官接觸皇家藏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明代宦官透過制度化的教育獲得了知識，依賴皇帝獲得了權力，膨脹的權力使宦官集團期望獲得與外朝文官集團平起平坐的地位。

因此，宦官主動提高文化藝術和道德修養，如馮保、王進德、孫隆等從容儒雅，有儒者風。他們透過刻書這一文化活動主動向官員、名人等靠攏，藉機獲得士大夫階層接納與尊重。

二、明代宦官刻書的動機

宦官刻書的動機亦大致如此，總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出於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萬曆後期，百凡奏請，一切留中，既不施行，亦不黜責。神宗的這一做法使得國家行政中樞的運轉機制被破壞，幾近癱瘓，朝局動盪不安。同時，社會矛盾激化，旱災、水災頻仍，農民起義、遼東戰事不斷。

面對萬曆後期動盪不安的政局和社會，以金忠為代表的有忠良之心的宦官，他們接受過內書堂教育，讀過《四書》《五經》，認為自己擁有與士大夫一樣輔佐君王的責任。於是金忠受萬曆初年《帝鑑圖說》之啟發，出於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纂輯《御世仁風》，希望以此輔佐君德；纂輯《瑞世良英》，希望以此厚植士風。

《御世仁風》以版畫的形式講述歷代賢君的故事，以此委婉的規諫明神宗。《瑞世良英》則採輯古今忠孝廉貞故事，彙集成帙，以版畫的形式達到植綱常，維世風，培人心，扶名教，振頹靡之目的。

二是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內板經書紀略》記載了內府所藏書版，其中有馮保《經書音釋》和晏宏《通鑑綱目》。《經書音釋》一書，初為馮保解決讀書之疑難字的音釋，供自己使用，經刊刻後，有益於後之初學者查閱參考。劉若愚言經廠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為內臣所愛並多次刷印。這兩部書之版均藏於內府，供宦官學習之用。

三是用廣其傳，恢張藝術。宦官刻書有主觀上促進藝術傳播的目的，主要集中在琴樂和戲曲上。

四是佈施修行之用。由於宦官信奉佛教，在刻書方面的表現一是捐貲支援寺院募細書籍，第二則是直接刊刻佛經。何孝榮在《明代宦官與佛教》中提到，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們向寺院佈施，禮敬僧人，修建寺院，慫恿皇帝違例度僧建寺，吃齋唸佛。有的宦官甚至逃而為僧，組織養老義會，死後葬於寺院。

他們向寺院佈施錢財以修建寺院，佈施佛教用品，或者佈施寺僧生活用品。除此之外，他們亦會在寺院捐資刊刻書籍或佛經。

五是宦官之間的文化傳承。宦官之間擬製血緣和師承關係，使一些宦官透過刻書完成前師未竟之事業，禮敬前輩，把刻書作為報恩的一種方式。宦官間的傳承和禮敬，還表現在前後任宦官的互動以及後任對前任宦官的效仿上。

六是自我學習和鑑戒。如李佑輯《群賢要語》、劉成刻《中鑑錄》，這兩部書的刊刻對宦官有學習和警醒之作用，有助於宦官時刻對照省身。

三、宦官刻書的過程

宦官刻書底本來源主要一是來源於皇宮，二是源於書肆。從宦官所刻書之序跋可見，刻書經費主要來源於“捐資”“捐俸”“振資倡施”“助資”。主要方式有一人獨資、多人合資倆種。宦官在刻書中的職責角色，有出資人、撰稿人、主持策劃人、校勘者、刊刻者。

總體來說，宦官刻書按性質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為公刻書，即宦官廣泛的參與地方官刻，宦官多是主持策劃人的角色。二是為私之用，多為宦官自我學習提高之用，宦官擔任的角色有撰稿人、校刊人。

除了宦官之外，還有其他人員參加，以便共同完成刻書工作。這些人參與到撰稿、寫樣、校對、刻書、印刷、裝訂等刻書的各個環節。

在刻書過程中，除了有宦官親自操刀撰稿之外，還有宦官邀請他人撰稿。而今所見宦官刻書，大多有序跋，作序人多為官員。宦官刻書時透過各種方式請官員寫序，一方面借官員作序來提高書的知名度，為書和作者宣傳；另一方面，宦官們以此為途徑，主動向官員靠攏，加強與士大夫之間的交流，提高自己的知識文化層次。

在寫樣、校對、刻版環節，宦官刻書中所見資訊不多。今所見宦官刻書中，有宦官參與書籍校勘的，如扶安輯《資治通鑑綱目集說》。也有其他人員參加校勘的，據王佐撰《大嶽太和山志》序文知，太監王佐召知州範大儒商理纂修之事，範大儒推舉學政慎旦，舉人賈如愚，庠生徐鏊、賈如魯編次；成稿後，又由陳君校對。

宦官刻書還有參閱、參訂的一步。如金忠刻《御世仁風》卷前有題，雖然當中張文元事蹟無考，但在《御世仁風》一書中，纂輯者金忠、校訂者王安以及參閱者王體乾均為宦官，張文元蓋為宦官。《藏春塢琴譜》由太監郝寧、王定安輯，並與明清之際最有影響的虞山派創始人嚴澂共同參訂而成。

結語

宦官刻書是明代特有的現象，為其他朝代所無。明代是歷史上宦官專權較為嚴重的朝代。明初宦官的角色偏重於“奴”，主要職責是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永樂以後，宦官因外出任職而具有了干政的條件。

在歷代宦官中，明代宦官文化水平較高，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透過內書堂教育、自學或者其他途徑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素養，其中一些人在文學藝術方面還頗有造詣。

明代是出版業的繁榮時期，官刻、私刻、坊刻均很發達。內府、經廠、國子監以及各部院都曾大量刊行書籍。明代內府刻書集中在司禮監，而司禮監是宦官系統的核心，這一切都為太監刻書提供了便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