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統一著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鑑怎麼讀西漢後期國土面積

在史書抄寫、傳閱與流通日益廣泛的同時，講史活動也因時代的發展而述祖性講史方面，夏、商、周時期，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建立，出現了重要的變化。人們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觀念上，對自身所屬的民族如夏族、商族、周族等都有著較強的依賴性和認同感。在這種情況下，述祖性講史的內容集中表現為對本族祖先的活動與本族發展歷史的追述。

到西漢時期，述祖性講史由於時代的發展而在內容上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首先是黃帝作為華夏共祖的地位得以確立。西漢時期，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先秦時期那種普遍存在的對各族先祖與各族歷史的追述，逐步轉變為對華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黃帝的景仰、稱頌與懷念，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尋訪各地，足跡遍於南北，所到之處，聽到許多有關黃帝及其後裔堯、舜等人活動事蹟的講述。他在《史記》中記錄下的關於堯、舜的傳說與夏、商、週三族的歷史，其遠祖無一例外地都可以上推至黃帝，因而，在《史記·五帝本紀》的篇末，司馬遷很感慨地說：他所到達的地區，“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在如此廣大的國土範圍內，“長老皆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

這種情況的存在，既反映出黃帝傳說的廣泛性，也體現了在這一範圍之內的華夏各民族在遠祖認定上的趨同性，它是民族融合在講史活動中的直接表現。此外，隨著家族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強，家族發展史的講述開始受到重視併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述祖性講史。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的遺言：“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這是重複了多次的家族史在臨終前的簡略講述。西漢時期這種基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與鞏固以及適應時代進步而發生的述祖性講史在內容上的變化，一方面透過對華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黃帝的認同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教育和促使人們繼承和發揚家族的優良傳統，對社會的穩定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政治性講史方面，秦朝滅亡之後，西漢時期，在統治集團內，對史學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對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在鞏固政權過程中的作用，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政治性講史更加受到重視。西漢建立之初，陸賈在劉邦面前講述商湯、周武王的興起，夫差、智伯的敗亡和秦王朝覆滅的歷史經驗教訓成為西漢政洽性講史的一個開端。此後，這種政治性講史不僅延續不改，且在東漢時期逐步走向經常化。傳授性講史方面，西漢時期，傳授性講史在先秦的基礎之上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在官學講史上，秦王朝建立後，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根據李斯的建議禁止私學，同時規定官學教育只能學習法令，“以吏為師”，學校中的講史活動被迫中斷。

西漢立國後，隨著文化政策的逐步寬鬆，傳授性講史活動在官學教育中得以恢復。西漢的官學分為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這一時期，京師設有中央官學太學且規模不斷擴大，在中央官學走向興盛的同時，作為地方官學的郡國學校也有了明顯發展。漢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地方官學迅速發展，由於西漢中央太學的設立和地方官學的普及皆始於漢武帝時期，正值武帝推行“獨尊儒術”政策，大力倡導儒學之際，儒學在學校教育中逐步佔據了統治地位。因而，西漢官學教育的內容以講授儒家經典為主，其中包括《尚書》、《春秋》、《左傳》等史著。私學講史的恢復與發展情況比官學講史更好。秦王朝實行嚴禁私學的政策後，在文化專制的強大壓力下，私學教育被迫停止下來。西漢初，隨著秦朝的崩潰，被壓抑了多年的私學教育迅速恢復，漢高祖劉邦攻滅項羽，引兵圍魯之時，即已看到“魯中之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

此後，在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下，私學得以迅速發展，西漢私學教育很重要的一個目的仍舊是培養符合入仕條件的人才，在西漢的選舉制度中，明古今、通儒經是對入仕者的一個基本要求。漢武帝就曾下詔明確規定：以賢良科入選的人，必須“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因而，在西漢的私學教育中，講史是其教授內容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主要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等史籍的講授。如西漢中期，學者疏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西漢後期，翟方進“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等等。

在家學講史上，西漢時期，為了適應選士制度對了解歷史和熟悉儒經的要求，為了使家族子弟博通古今、明辨善惡，把他們培養成仁人賢士，入仕為官，為家族贏得聲譽，使家族的社會地位得到鞏固和提高，不少家族將《尚書》、《春秋》、《左傳》等史籍作為家學講授的重要內容，使家學講史日趨增多。西漢歐陽生學《尚書》於伏生，到東漢初年歐陽歙時，家學傳授《尚書》已達八世。西漢中期，孔子後裔孔安國習《古文尚書》，此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等等。更有甚者，劉向家學研習講述《左傳》，“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其子劉歆因而成為著名的精通《左傳》的學者。清人姚振宗在《漢書藝文志拾補》中引桓譚《新論》的話也說：劉向父子“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與其他型別的講史相比，傳授性講史的講述者大多在史學方面有較高的造詣，在傳授過程中常常講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從而使這種講史帶有較為濃厚的學術色彩，它在歷史知識傳播的系統性、準確性和詳盡程度上，遠遠超過其他型別的講史。這一特點使它在培養統治人才的同時，也為史學人才的延續提供了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