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講“首飾之道”：《閒情偶寄》中的妝飾美學

說到古典美人，除了“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天生麗質外，還要有“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床。床上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猶聞香”的芬芳體香。此外，精美絕倫的珠寶首飾也必不可少。

《楊貴妃》何苗

《陌上桑》中寫少女秦羅敷“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孔雀東南飛》寫劉氏新婦裝扮一新，“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曹植《美女篇》中寫“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由此可見，古代佳人除了梳理髮髻，還要在髮髻上佩戴各種髮飾；除了有姣好的容顏，還要佩戴色澤形狀相宜的耳環配飾；除了有纖纖素手，還要佩戴價值不菲的腕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陳柏言作品

首飾之用，首要為妝飾之用，為追求審美之用。因此，古代女子首飾的選擇和妝飾多受到傳統的審美觀念影響。許多文人墨客都樂於描寫誇讚女子所佩戴的精美首飾，甚至以物代人，將美人之美與首飾之美混為一談。與大部分文人不同的是，明末清初戲劇家、美學家李漁，對女子佩戴首飾有著較為系統而理性的思考。他認為女子佩戴首飾，應該是“珠翠寶玉飾人”，而不是“人飾珠翠寶玉”。也就是說，所佩戴的首飾應該彌補女子的缺點、凸顯其優點，而不應該是以滿頭的珠翠寶玉來奪取女子本來的光芒。

在李漁所作的《首飾》一文之初，他便指出：“珠翠寶玉，婦人飾發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嬌掩媚者亦以此”。女子用珠翠寶玉裝飾頭髮，用得合宜就可以增加女子的嬌媚，不合宜則會減損女子的嬌媚。舉例來講，如果女孩子膚色不夠白皙，而且頭髮顏色發黃（“面容欠白，或是髮色帶黃”），那麼佩戴珠翠寶玉就能讓自己“光芒四射”、“肌發改觀”。這樣做的原理就是“玉蘊于山而山靈，珠藏於澤而澤媚”。也就說，把寶玉藏在山中，這山就愈加靈秀，如果將寶珠藏於水中，水就顯得愈加柔媚。

那麼與此相反，如果讓“肌白髮黑”的美人滿頭戴滿翡翠金珠，則使人只看得到這些金銀裝飾，而看不到美人本身了。這就像是“花藏葉底，月在雲中”，明明是姿色過人可以展示給別人看的，反倒故意藏起來自己的頭臉。如此一來，明眼人看得出她去掉這些繁瑣的妝飾才是真正美麗的（“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真，還不知如何嫵媚”）。但遇到那些只看外表的皮相之流，只會關注她滿頭的“妝飾之離奇”，看不到她“姿容之窈窕”。

“戴珠頂翠”不僅學問淵博，而且十分繁瑣，女子如果整日戴滿飾品，則簡直是“終身修苦行”。所以李漁認為，“女子一生，戴珠頂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既然女子一生中最好只戴珠頂翠一個月，那麼這一個月一定是女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婚嫁之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于歸之日始，至滿月卸妝之日止。”結婚這一個月內，父母親全力操辦婚禮，公婆家也不惜餘力地聘娶新婦，如果不夠“豔妝盛飾”，就不能安慰他們娶媳嫁女的心情。

一旦婚後滿月，日子迴歸平淡，就不需要滿頭珠翠，豔妝盛飾了。日常女子的妝扮，“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

至於這“一簪一珥”的選擇，也是豐儉由人。有錢人家的女子，可以多買一些“金玉犀貝”簪，每日換著花樣妝戴，“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嘗不可”。窮人家的女子，如果買不起金玉簪的，可以用骨角簪代替，“骨角耐觀，制之佳者，與犀貝無異”。不過千萬不要買銅錫簪，因為銅錫簪戴上不甚雅觀，還會損害頭髮。

女子的髮簪“相伴一生”，因此常有著特殊的意義。比如夫妻愛人間會贈送髮簪，以做定情信物。白居易《長恨歌》中寫，“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寫的就是唐玄宗思念楊貴妃，拿起當年的定情信物金釵睹物思人。“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將以黃金製作的釵作為比喻，希望一對愛人的感情堅貞不渝，早晚得以重逢。

金釵貴重，顯得情誼貴重。而普通人家只能以較為低廉的簪子代替，比如玳瑁簪。漢樂府詩《有所思》中寫，“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講的就是一位少女，要送給給自己所愛的人一隻裝飾有珍珠和玉環和玳瑁簪。如果沒有玳瑁簪，還有竹簪木簪等。張九齡在《答陳拾遺贈竹簪》中寫有“遺我龍鍾節，非無玳瑁簪。幽素宜相重，雕華豈所任。為君安首飾，懷此代兼金。”意思是陳子昂贈我竹簪也是一樣的情深意切。

那麼貧民女子則只能佩戴“荊釵”：“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荊釵亦自傷”、“無端忽聽鄰家語，笑整荊釵獨閉門”，等等。

髮簪除了材質，顏色的選擇也非常重要。李漁認為，“簪之為色，宜淺不宜深”。因為髮簪要戴在黑髮上，所以“玉為上，犀之近黃者、蜜蠟之近白者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珀皆所不敢”。

髮簪應有一定形狀，比如打造成“龍頭、鳳頭、如意頭、蘭花頭”之類的形狀。

此外，髮簪要結實自然，不要精雕細琢；要與頭髮相依附，不要翹起來像要跳起來一樣。簪子就是用來壓著頭髮的，所以說“服貼為佳，懸空則謬矣”。

前文中“一簪一珥”，接下來就要講“珥”的選擇和審美。李漁認為，“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耳飾應該小巧精緻，但如果和“盛妝豔服”相配，則可以稍微大一些，但也不過分。

耳飾的選擇除了要小巧，也要做工精緻“當約小其形，復宜精雅其制”，千萬不能像古代纓絡的樣子。“時非元夕，何須耳上懸燈？”又不是節日，何必在耳朵上掛燈籠呢？

裝飾雲鬢的除了“一簪一珥”之外，當屬時令花朵最妙。那些珠翠寶玉與時花相比，“非止雅俗判然，且亦生死迥別”。不僅是雅俗之分，還有生機盎然和死氣沉沉的迥然分別。花朵與美人總是形影不離的，比如《清平調》中那句“名花傾國兩相歡。”名花與美人“兩相歡”，就說明兩者互相愛慕喜歡，那麼自然而然這氣質相同的兩者“正當晨夕與共者也”。

《簪花仕女圖》部分

那麼李漁有多推崇女子簪花呢？從他評論漢武帝的“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可以窺見一斑。李漁認為，漢武帝如果得到阿嬌為妻後，金屋可以不設，但“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由此可見，李漁認為，美女佳人可以不以金銀點綴，但不能不以花朵妝扮。

關於古時女子簪花的習俗，許多詩詞中有記載。比如明末清初郝璧曾寫《廣陵竹枝詞》，其中有詩句“花衫女子翠纓羅，珠帽兒童響玉珂。各帶迎春花鬢側，行人綺陌踏春歌”。

富貴人家如果娶了麗人，就應該“遍訪名花，植於閫內”，讓家中麗人和名花“旦夕相親”。麗人身邊遍是鮮花，早起簪花時候可以隨心選擇，隨便一簪就非常漂亮，就像那句“名花傾國兩相歡”說的一樣（“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

寒素之家如果娶了一位美婦，如果房子旁邊有空地，也應該給她種些花草，“以備點綴雲鬟之用”。家境貧寒的話，其他地方可以稍微節省點，但美婦簪花這件事情則不可節儉。

為什麼說無論家境富裕還是貧寒都應該給家中麗人準備鮮花呢，因為其一，“婦人青春有幾？” 其二，“男子遇色為難。”既然女子青春短暫，男子一生中又難得見到如此美麗的佳人。那麼如果“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妝點其貌，是為暴殄天物，猶傾精米潔飯於糞壤之中也”。就是說，男子不想辦法讓佳人開心，不準備一兩件飾品妝扮她的容貌，那簡直是暴殄天物。

如果家中赤貧，連一點地都沒有的話，那就應該“乞諸名園”或者“購之擔上”，去別人家花園裡要一些鮮花，或者在別人那裡買幾朵回來。“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買花花費的幾文錢，也不過是男子少喝一杯酒的事情罷了。這樣使得女子開心，男子看著妻子簪花也賞心悅目，這樣也是很合算的。

簪花風俗催生了古代的花卉市場。古時各地都有出名的花市，比如《夢粱錄》中記載，宋朝臨安官巷的齊家和歸家花朵鋪都非常有名。

如果買來的鮮花無法保鮮，那可以去買蘇州人做的象生花，也就是假花。假花雖假，但“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而且只要幾文錢，買一朵可以用幾個月。除了通草做的假花，還有絨絹做的假花，但價格是通草做的好幾倍，還比不上通草做的精緻逼真。假花雖然逼真，但“花象生而葉不象生”，為了讓葉子也更逼真，可以把假葉取掉，換上真的葉子。這樣雖然是假花，但花和葉都栩栩如生了。

李漁文中所提的“象生花”，就是制花業的產品之一。古時因為鮮花受時令節氣限制，所以出現了制花業，專門製作象生花、通草花、絨花和絹花。

簪花時顏色選擇也非常重要。“白為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木紅。”關於紅色的審美，李漁一改傳統對紅色的喜愛，多次提到紅色的禁忌。除了《首飾》中“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木紅”和“以村婦非紅不愛也”，還提到“紅紫深豔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

李漁既然不喜歡紅色鮮花，那麼他對玫瑰的排斥就可以順理成章了。李漁認為，玫瑰雖然香氣撲鼻，但“色太豔”，因此只適合藏在髮髻之下，暗暗地飄散香味，而“勿使花形全露”。因為一旦所簪的玫瑰花花型全露，這簪花的女子就看起來像村姑了，因為眾所周知，“村婦非紅不愛也”。

相比玫瑰來說，李漁認為茉莉和珠蘭花更適合簪花。只可惜珠蘭花不是哪裡都能找到，令人遺憾。

歷史記載，古時不僅女子簪花，男子也簪花。尤其宋朝時期，男子簪花已成風氣，從皇帝到平民百姓，男子都有簪花習慣。甚至宋朝皇帝還將贈花給大臣簪戴當作一種賞賜，由此一來，男子簪花風氣日勝。《宋史-禮志》記載，“酒五行，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意思是皇帝在酒宴上以官階高低為依照分別賜百花給百官。此後，男子們紛紛樂於簪花。周輝的《清波雜誌》中還記載了宋朝“四相簪花”的故事。“四相簪花”的故事講的是在揚州，韓琦的衙門裡開了四朵芍藥，韓琦便邀請王珪、王安石和陳昇之來家中宴飲，並在席中四人分別簪花。後來這四位簪花人都官至宰相，所以這段故事就流傳至今了。

男子簪花圖

女子妝扮的首飾，除了珠寶頭飾，還有假髮。李漁覺得前人常用的“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都是奇形怪狀，應該廢除的。當下應該學者使用假髮作出雲龍等造型。

關於髮型，李漁在《修容》中曾寫到對“高髻”的不喜之情：“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觀，直與魑魅魍魎無別矣。” 在《首飾》這篇文章中，“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大類上都是高髻的一種，因此李漁同樣不以之為美。牡丹頭最早流行於蘇州，有詩寫“聞說江南高一尺，六宮爭學牡丹頭。”牡丹頭的具體樣式可以從董含的《三岡識略》中窺見一斑：“為諸生時，見婦人梳髮高三寸許，號為新鮮。年來漸高至六七寸，蓬鬆光潤，謂之牡丹頭，皆用假髮襯墊，其重至不可舉首”。“其重至不可舉首”中可以看出，牡丹頭髮式高大，且頗為沉重。缽盂頭是牡丹頭的一種變體，具體樣式可以參考葉夢珠《閱世編》的記載：“崇禎之間，始為松鬢扁髻，髮際高卷，虛朗可數，臨風栩栩，以為雅麗。”“然高卷之發，變而圓如覆盆，蟬鬢輕盈，後施緞尾，較美於昔年。”

古代女子多以烏髮雲鬢為美，因此無論貧富，女子多以首飾裝點雲鬢。但是這些“婦人飾發之具”的選擇也是極有學問的。如果選擇合宜，那麼首飾就會為女子“增嬌益媚”，如果選擇不合宜，就會“損嬌掩媚”。在《首飾》這篇短文中，李漁系統闡述了自己對女子首飾的看法與審美，雖然受到歷史侷限，不免有偏頗之處，但李漁能一反傳統對女子“細腰高髻”的不合理審美，轉而建議女子去“妝飾之離奇”，存“姿容之窈窕”，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