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友好城市運動，二戰前主要發端於法國

前言

“國際友好城市”是二戰後在西歐、尤其是以法國為核心的區域發展起來的地區間的交流形式，並迅速傳播到其他發達國家，

最終擴散到了前社會主義陣營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

這是一種主要由地方市鎮層面發起的、來自民間社會的“平行外交”的國際互動形式，其交流模式主要包括舉辦文化交流活動、雙方代表團互訪、技術和物資援助、災時互助、學生交流等等。

大部分國際友好城市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關係具有“單向”的特點，即較為發達的一方向欠發達的一方提供多種援助。

縱觀國際友好城市的發展歷史，“其互動的準則就是沒有固定的準則”。

因此雖然形式上都是市鎮雙方（或者市鎮設立的對應相關機構）透過協議的形式自發形成的友好關係，但是具體執行的內容卻十分多樣。國際友好城市的“下層”自發性和“平行外交”的特點，使它在冷戰背景下極具時代特徵：“下層”自發性往往是對民間社會的反映，

可以探察當時市鎮公民層面上對國際政治和外交的態度；

而“平行外交”涉及民間對外事務領域，使這種民間的行動難免會受到國家的干涉

，進而又直接體現出國家的政策指向和外交策略。目前有關國際友好城市的研究成果，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屬澤林斯基·威爾伯的《世界友好城市：地理和歷史視角下的友好城市》，對國際友好城市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簡明闡述了國際友好城市的發展歷史，概述了各階段的發展特點。

但是作者分析的重點在美國，且側重社會地理學視角下的研究

。隨後出現了塞西爾·雄巴爾-戈丹的《城市和公社友好城市歷史》和安託萬·維揚的《發明友好城市傳統（1951—1956）：為權利而動員》。

前者認為國際友好城市實際上是一場底層精英重構國際（地區）政治的嘗試

，後者則集中探討了友好城市的產生過程。還有一些針對友好城市領域具體問題展開的研究，如以某個國家作為研究範圍，以冷戰陣營內部關係作為研究物件等。

這些成果描繪了戰後國際友好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不同側面，大部分是從社會地理學和地緣政治的角度展開研究。而新近的研究則大多集中在全球化趨勢與發展方面的內容，

少有歷史學視角的階段性、綜合性的研究。

“友好”的源頭——“歐洲和平”語境下的國際友好城市市鎮之間跨國友好關係組織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當時“地方當局國際聯盟”在比利時城市根特成立。各地區的市（鎮）長之間非正式的自由交流大大加強，

而此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層面上這種交流都是被禁止的。

市（鎮）長們以市鎮的名義展開活動，而不是以國家行政系統中的官員身份

。8○這種組織基礎為此後友好城市配對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例如1918年瑞士的布魯克與德國的羅特維爾之間結成友好城市關係，但是此時配對關係並沒有成為普遍現象，更廣泛的構想和實施網路直到二戰後才正式形成和發展起來。

可以認為，友好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戰後特定政治背景下產生的一項創設

。其發起者主要是一群具有聯邦主義傾向的市鎮社會精英。而這個群體的形成，深受西歐的聯邦主義思潮的浸潤。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歐洲著名的政治家就在美國政治現實的啟發下提出了西歐的聯邦主義思想，二戰的爆發促進了聯邦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大戰期間，聯邦主義是支撐歐洲大陸抵抗運動的一種影響廣泛的政治思潮，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在新的聯邦主義框架之中重新建設歐洲，以保不再發生戰事。

聯邦主義與邦聯思潮，以及在主權國家之上構建國際組織體系的設想

，是人們當時對解決世界和平問題提出的主要思路之一。國際制度提供了一種途徑，即透過構建一種組織來減輕國際層面上的“無政府狀態”。

西歐社會這種聯合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

，人們對國家之上的國際組織抱以希望，但是國聯和二戰後聯合國的行動卻並沒能達到人們的期許。面對這種情況，西歐國家某些地方上的社會精英便產生了依靠地方市鎮來重組國際（地區）關係的想法。友好城市的出現也與歐洲市鎮的自由傳統密不可分。歐洲中世紀早期城市出現時，就產生了市鎮追求自治權的運動。

這種自治傳統由來已久，到二戰結束前後，在一批知識分子的首倡和聯邦主義運動的重要陣地——“聯邦”組織的支援下，“保衛歐洲市鎮自由委員會”於1946年成立，

旨在促進市鎮活動，推進公眾自由。

1950年1月，

也正是在這些人的倡議下

，“歐洲市鎮委員會”（CCE）正式成立，其宗旨是起草一份歐洲市鎮的自由憲章，推進各種形式的交流和市鎮合作，實現一個“市鎮的歐洲”，而不是以國家為基礎的歐洲。

當時這一主張吸引了西歐多國不同政治派別的市（鎮）長，以市鎮運動最活躍的法國為例

，“歐洲市鎮委員會”的法國支部就吸引了一批政府要員，如獨立派人士安託萬·比內）、“人民共和運動”領袖科斯特-弗洛雷以及“民主和社會主義抵抗聯盟”中的密特朗等。

“自由市鎮”的身份是市鎮產生聯絡的前提，所以其中隱含了一個重要條件

：即這種市鎮關係只能發生在“民主”的地域之間，這也是其拒絕東歐地區市鎮參與的主要原因。

在50年代冷戰升級的背景之下，這種“民主”前提

，與陣營之間意識形態的對抗趨勢幾乎完全一致，使“歐洲市鎮委員會”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具有反共的色彩，這在下文中會有所涉及。

“建設歐洲”的核心——法德和解程序中的友好城市運動二戰結束後

，法德（聯邦德國）兩國的關係成為了建設西歐的核心問題，“由於德國長達一個世紀的對法優勢，以致法國對國際事務的思考被這種對德恐懼所主導”。

因此，

縱觀戰後法國的外交策略，重要的政策設計都將對德策略置於優先地位：

比如歐洲建設方案的起步——煤鋼共同體的誕生，不只是為了實現該領域聯營，更意在控制德國的核心資源；再比如歐洲防務共同體計劃，也包含控制德國重新武裝的考慮。

儘管在國家政治層面，法國企圖實現法德雙方共識

，但是這無法解決兩個民族之間長久以來的宿怨。因為法德兩個民族對彼此的看法，並非官方政治關係的變化可以立即扭轉的，因此，考察其他層面上的互動，對於探察文化政策如何造成了公眾態度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兩國地方上自發的友好城市活動，恰好是對國家政治層面的補充

，雙方關係的發展脈絡也證實了這種內在聯絡。法德關係是西歐友好城市計劃起步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法國和德國也是在冷戰過程中建成友好城市數量最多的兩個國家。

但是法德之間友好城市的發展卻在國際友好城市整體發展歷史中具有極大的特殊性

，主要表現在實施機構的專門化和它與國家政治之間協調一致的特點。戰後初期，法國市長聯合會得以重建，一部分市（鎮）長就已經開始關注法德關係問題。

1947年，他們建立了一個跨國協會，即“法德和解與人民互相理解市長國際聯盟”

，專門負責在市鎮層面上發展法德關係。1948年，法德市長圓桌會議於瑞士召開，提出要在和解的精神之下發起積極的交流活動。

同年，

法德建立了第一組友好城市關係：

法國東部城市蒙貝利亞爾與德國的路德維希堡。1949年，第二次會議在瑞士的布林根施托克召開，有30多位法德市（鎮）長參加；隨著聯邦德國的誕生，來自德國市（鎮）長方面的關於加強交流活動的提議更多了。

第三次會議是在1950年5月，

也是第一次在德國舉行，共有60多位市（鎮）長參會

。總體來說，1947—1950年，法德友好城市關係處於倡議和準備階段，活動還停留在比較侷限和缺乏協調的層面。

到了50年代，由於冷戰的加劇，德國問題變得更加關鍵和敏感：

德國重整軍備、防務共同體的失敗等問題在西歐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而東西方陣營之間關係的起伏突變，為原本就很複雜的歐洲問題增加了一重難題。這直接導致了法德關係發展中出現猶疑和波動，國際局勢的變化和法國政治選擇直接影響了市鎮友好城市運動的進展。

1950—1957年是法德友好城市“猶疑中的發展”的階段，共結成了25例友好城市

。6○直到1954年秋巴黎協定、1955年聯邦德國加入北約、1957年《羅馬條約》簽訂等條件形成，聯邦德國的身份和地位逐漸清晰，法國才逐漸明確了對德策略。

這也是1958年會成為法德友好城市發展的拐點的原因，

從這時開始，法德之間的友好城市真正開始大規模增加。到1963年《法德友好合作條約》（即《愛麗舍條約》）簽訂時，法德友好城市已經達到130例。

其中大部分是在法德市長協會的組織協調下實現的：

比如1959年，約三分之二的法德友好城市是在法德市長協會的框架下形成的。而1963年是法德關係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戴高樂和阿登納主持下最終簽訂了《法德友好合作條約》，表明了戰後法德官方正式合作的開始。

雙方政府的行動刺激了各種形式的友好交流

，兩國之間的友好城市組織更加豐富多樣。例如，同年建成了法德青年交流部，並設立了專項發展資金，以促進兩國的青年交流活動，主要目標是要建立起一個至少能在兩國年輕人間發展融洽關係的機制。

經歷了50年代“猶疑中的發展”和地方上友好關係的積累

，在國家政治的催化之下，1963—1969年這段時間裡，法德友好城市從130例迅速增加到了400多例。以往對戰後法德關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家政治層面，但是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其他層面的問題，以國際友好城市為代表的地方上的民間交流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

在法德歷史宿怨背景之下，如果不理解雙方民眾之間的和解和諒解過程，那麼國家間的接觸與最終和解就會缺乏邏輯性和合理性，

畢竟民族宿怨不是政府間一紙條約所能消解的。

1963年政府之間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是

在兩國地方上的自發交流比較成熟之後應運而生的

，政府間條約將兩國的關係制度化，這恰好又為友好城市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法德兩國民間社會的互相諒解，更是為兩國最終的和解合作提供了廣泛的社會支援。而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法德的和解首先為西歐的長期和平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