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楚國政權的東遷與秦對楚地的統治

戰國後期秦軍攻佔江漢地區，迫使楚國政權向東遷徙，由此導致的楚文化中心的東移，影響頗為深遠，相關研究成果亦不在少數。

從整體上關注該問題者，如陳偉先生跟蹤復原楚國東遷後的疆域，並對楚國都城的東遷與南移過程予以解析。劉和惠先生的《楚文化的東漸》根據大量楚文化的考古資料，如壽縣李三孤堆楚墓、戰國晚期中小型楚墓、鄂君啟金節、呈盡愛及銅貝等出土遺物，從紋飾風格與銘文考釋等方面論證楚國政權東遷之後，長江下游及淮河中下游地區文化逐漸趨於一致的歷史軌跡。

側重於楚國政權東遷具體環節或特定方面的研究，則有郭德維先生的《試論由鄖徙陳對楚國後期的影響》。文中分析楚國政權徙陳的原因和影響，認為東遷後楚國加速開發其南部和東部地區，使其經濟一度恢復生機，延緩了自身的滅亡。徐少華先生對楚都陳城的歷史、地理和文化背景做了深入探析，也認為楚國在遷陳後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環境，利用江淮流域優越的自然條件及經濟文化基礎，出現了一段

“復強”的時期。

與以上二者稍顯不同的是馬世之先生的《楚東遷問題試析》，文中梳理戰國後期楚國從東遷迄於滅亡的全過程，卻重在強調東遷對楚國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摧殘。應該說，楚國東遷在短時間內確實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長久而言無法挽救楚國滅亡的命運。此外，宛晉津先生《建邑前後的壽春》，張鍾雲先生《關於楚晚期都城壽春的幾個問題》，馬育良先生《春申君、楚壽春城與晚楚文化的東漸》都分別就戰國晚期楚都壽春建邑前後的發展概貌，考古所見壽春城的遺址位置，以及春申君對推動壽春建成做出的貢獻作了值得借鑑的探討。

還有一些研究聯絡秦漢之際的歷史形勢，對楚國政權東遷的深層次影響展開論述，譬如王子今先生指出秦末戰爭中最活躍的力量多形成於淮河流域的西楚和東楚，這種態勢與楚國統治中心由江濱向淮濱遷徙，繼而沿淮河向東移動的情形相一致。鄭威、易德生先生的《從

“楚國之楚”到“三楚之楚”

：

楚文化地理分割槽演變研究》剖析戰國時期楚文化地理分割槽的演變，同樣注意到戰國晚期淮水流域成為楚文化新的興盛區，故反秦戰爭參戰者的出生地、活動地以及發起鬥爭的地區也多集中於該地區。

此處

“衰敗”有區域性和整體兩種理解，區域性指楚國某一時期或環節所遭受的秦的挫敗，整體則指楚國被秦所滅的根本性失敗。

前者如趙國華先生、葉秋菊女士的《戰國時期的秦楚關係》循戰國曆史發展脈絡，對秦楚關係及其外交策略進行了梳理和評價，指出秦國善於根據天下形勢變化制定外交策略

；

而楚國缺乏長遠計劃，只圖眼前利益，總處於被動地位。冀凡先生的《論楚懷王、頃襄王之世

“合縱”與“連橫”兩種策略的鬥爭》，從楚國內部合縱與連橫二種策略鬥爭角度，審視楚懷王和頃襄王的外交策略，認為楚懷王首鼠兩端、頃襄王偏安一隅的作為使楚國錯過了復振的機會。張正明先生的《楚史》申說聽任秦取巴蜀而有之是楚與秦角逐最大的失策之處。秦

人獲得巴蜀，一得一失間預示了楚敗秦勝的終局。以上研究皆試圖發見在戰略上致使楚國由區域性失敗走向滅亡的關節，對此問題的理解是開放和多樣的。

後者如羅運環先生的《楚國八百年》，將楚國滅亡的原因歸結為

：

第一，以楚國地理位置而言，強敵環伺，邊防線過長，容易顧此失彼

；

第二，秦國遠交近攻，列國合縱常以失敗告終，秦統一天下已是大勢所趨

；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即楚國的變法沒有秦國徹底，施行時間也比較短，因此收效也遠不及秦國。蔡靖泉先生的《楚文化流變史》認為，政治的混亂使楚國的革新不能正常進行，亦無法有效地統一軍政，而蔓延楚國社會的腐敗風氣則消蝕了楚人的鬥志。

與之相類的，盧昌德先生的《從吳起變法失敗看楚國的衰亡一一楚滅於秦原因探析》、魏昌先生的《論楚國末年政治的失誤與敗亡》、徐少華先生的《試析楚國衰亡的政治原因》，向一尊先生的《楚國滅亡探因》，皆從政治方面反思了楚國滅亡的原因，強調頑固的貴族統治既使楚國政治不能與時俱進，也令人才無從施展，適為敵國所用。同時對楚國徙陳、親秦、消極合縱、民俗不正等問題亦提出了各自觀點。

秦對楚地的統治

以下關於秦對楚地統治研究的綜述可分為五部分。我們所說的

“楚地”泛指故楚之地，也包括南郡這樣早先即已入秦的原楚文化中心地區。

楚地基層社會的秦制化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裡耶發掘報告》介紹裡耶

“戶籍簡犢”出土於裡耶古城北護城壕中段底部一凹坑中，經整理得整簡

10

枚，殘簡

14

枚，長度均為

46

釐米，分為五欄，分欄符多為墨線。文字具有秦和漢初的古隸特點，內容為戶籍登記。張榮強先生分析戶籍簡所反映的家庭結構和書寫格式，先是提出其編制時間應在秦佔領楚地後不久，該簡典型的書寫方式是以五欄分別著錄壯男、壯女、小男、小女以及老男

（

女

）

，與商鞍變法後秦國的戶口統計方式基本一致。

後又根據張春龍先生《裡耶秦簡中戶籍和人口管理記錄》披露的裡耶一號井新出簡犢等資料，認為戶籍簡的著錄格式實際是

：

第一欄大男，第二欄大女，第三欄小男，第四欄小女，第五欄為伍長、毋室及奴裨之類的備註專案。上述研究判定了裡耶戶籍簡的大致年代及其性質，為我們研究楚地基層社會的秦制化過程打下了良好基礎。

黎明釗先生的《裡耶秦簡

：

戶籍檔案的探討》探討了裡耶戶籍簡所顯示的家庭類別，認為秦的分異法並沒有嚴格執行，小家庭雖然是主導的家庭型別，但也存在著擴大家庭和聯合家庭，推測秦允許分異法出現彈性或與生產的需要有關。然而考慮到黎先生文中關涉的裡耶戶籍簡反映的是秦佔領楚地之初的情形，以此為根據判斷秦的分異法的推行力度，似有不妥

之處。

陳絮先生的《裡耶

“戶籍簡”與戰國末期的基層社會》基於里居模式、家庭型別、附屬人口和編伍之制四方面提出，裡耶戶籍簡體現的基層社會形態是以楚國舊制為本的秦、楚兩國的混合體，並將戶籍簡中的家庭形態視為“暫時性的過渡形態或貧困及其他原因導致的個例”。陳先生提出裡耶戶籍簡一定程度上屬於“過渡形態”和“個例”，極有見地，我們的研究正是需要從過渡形態中發現秦制的影響。

裡耶秦簡犢校釋小組公佈的《遷陵吏志》，系遷陵縣吏員設定情況的記錄。孫聞博先生將之記吏同其界定為

“縣根據郡相關要求，在某一時間節點統計製作出來的上呈記錄”，

錄的重心並非在職官吏，而是在署官吏時，

“吏員”與“員”外群體為中心

。

《遷陵吏志》暴露的較普遍的缺吏現象，也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進一步而言，在已知遷陵縣基本的吏員設定的情況下，為更好地衡量秦所傾注的統治力量，還須對遷陵縣的戶口數做出估測。裡耶秦簡記錄有

“積戶”和“見戶”兩種戶籍資料，其中“見戶”數或是推知遷陵縣實有戶數的鎖鑰。陳偉先生認為見戶即“現戶”，“與租賦有關，大概是租賦的承擔者”。唐俊峰先生也以為見戶可能就是指縣裡正式登記，需承擔租賦的編戶數目。

持相似觀點的還有王偉和孫兆華先生，二者提出見戶是“核驗、鉤校後確定的實存戶數”的。但見戶與實有戶數究竟能否直接劃等號，尚有待進一步探討。晉文先生從量化考核的角度，將見戶與民田開墾相聯絡，主張見戶是遷陵縣每年民田開墾新增的交納租賦的民戶，似乎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