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費師範生，困於合約

“公費師範生”，曾因享受教育補貼、和畢業後分配基層學校的體制內工作，吸引了一些成績優異但家境欠佳或渴望“鐵飯碗”的年輕人。定向公費師範生是其中較特殊的一種——他們需要無條件地接受分配，在畢業後進入農村學校，支援當地教育。

近幾年，選擇賠償高昂違約金，離開基層中小學的公費師範生越來越多，

這也使得他們陷入輿論風暴之中。

我們找到幾位畢業後選擇違約的定向公費師範生，他們在15歲左右的懵懂年紀踏上公費師範之路，後來卻為逃離這條職業道路，不惜付出高昂代價。

用學費買斷工齡

2021年，24 歲的朱文文在農村任教滿4年了。12月底，她向當地教育局繳納4萬元違約金，辭去編制內公職。作為定向公費師範生，因為違反了 “畢業後在農村任教滿6年”的協議，朱文文的人事檔案留下失信記錄，這個 “汙點”將會影響她之後考取編制及部分貸款行為。

朱文文甘願承受這一切。

離職前，校領導曾挽留她，但她一刻不願多停留。

走出學校，朱文文心情沉重，發了條朋友圈：

“填報公費師範生志願時，腦子裡有多少憧憬，畢業後就會流多少淚。

”

朱文文選擇成為定向公費師範生，是在

2012

年，她

15

歲，成績優異，即將參加中考。

她第一次從班主任老師口中瞭解到“公費師範生”。

2010

年，湖南省率先實行“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層次農村小學教師公費定向培養計劃”，

採取自願報名、定向招生、定向培養、定向就業等方式，精準培養本土化鄉村教師，目的是解決湖南農村學校教師補充困難的問題。

朱文文畢業那一年，所在的縣為初三畢業生提供了

8-10

個公費師範名額。

她還記得，班主任提到公費師範生可免除學費、住宿費，畢業後直接安排教師編制工作。

這個建議被她的父母聽了去，在家長眼裡，畢業後直接分配，回生源所在地的農村學校任教，對女孩子來說再好不過了。

當時，

朱文文不排斥當老師，懵懂中她覺得這是個不錯的選擇。

中考結束後，她參加了湖南第一師範學院組織的考試，經過筆試、面試的層層選拔，成為

2012

級湖南省初中起點制的農村定向師範生之一。

來自湖南婁底市某縣城的胡珊，也成為了一名定向公費師範生。她中考成績超過縣重點中學二十來分，但那年

胡珊父親生病，家裡姐弟倆上學都要花錢，經濟困窘。

考慮到上學不花一分錢，畢業後還不愁工作，胡珊欣然參加了考試。

入學前，她們需要填報師範專業，選擇成為老師後任教的學科。

朱文文填的是音樂，她從小喜歡音樂，還學習了吉他、小提琴等課程。

胡珊寫的是“科學教育”，她回憶，當時填寫的隨意，只是覺得這個名稱看起來“高大上”。

15

歲的年紀，

朱文文和胡珊，跨入了師範的校門。

她們簽下協議，

6

年師範讀書加

8

年農村任教（注：

2012

年政策）。

一紙合約的簽署，意味著他們將近14年乃至更長的

人生道路，已經確定了下來。

入學後，胡珊和朱文文開始接受兩年高中、四年本科的師範教育，為畢業後成為一名鄉村教師做準備。

最初，教育補貼確實為她們兩家人減輕了負擔。

畢業就能獲得穩妥的工作，也讓她們的家人感受到一種特殊的光環和安全感。

但在

6

年漫長的學制中，她們開始覺察，當初選擇的穩定，也意味著另一些可能性的限制。

胡珊第一次感到這種限制是在大一。

她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參加了文學社，想以後進入媒體工作，“但好像沒有了選擇機會。

”

中考填報志願隨意寫下的名稱，使她限制在既定的框架裡。她想換到新聞專業，

而

更換專業是困難的。

她簽署的協議規定，在校期間，若想調換專業，只能限定在師範類的不同專業間調整，不能轉到師範以外的其他專業。

無法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科，胡珊意識到自己想走的道路，和現在的生活相背離。

當她

決定成為公費師範生時，僅有

15

歲，還沒來得及搞清楚自己的興趣，也沒成熟到可以確定未來的職業。

胡珊為當時作出的選擇感到後悔。

進入大學後，朱文文隱約感到基層中小學教育的現實，與理想教育的差距。

她報的是音樂專業，老師簡明扼要地講：

不要指望以後能單純地從事音樂教學，在目前的教育下，音樂課是最不受到重視的學科。

胡珊發現，同學中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少。

高中階段學習結束，她轉入新校區，在新的班級，有一部分學生是透過高考進來的。

胡珊記得，開學第一課，老師問：

“多少人是自己主動願意來讀師範的？

”班上

44

個同學，只有

2

人舉了手。

他們大多來自農村家庭，對職業沒什麼概念，多數都是聽從父母安排、為了之後的就業穩定，選擇了這個專業。

大三下學期，一種微妙的情緒在同學中蔓延。

學校組織學生到長沙的學校實習，實習結束，部分同學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喜歡、或者不適合做老師；

一些同學因未來就職崗位與工作地域被固定，而懈怠學習。

胡珊覺得，周圍同學都處於那種迷茫但不知所措的狀態。

改變道路的途徑只有一條：

就是違約。

她計算過違約成本，除了補交學費，還需要繳納

50%

的違約金，費用在

8

萬

-10

萬之間。

高昂的違約金讓她卻步。胡珊

意識到自己被牢牢地拴在定向公費師範生這根繩子之上。

在胡珊周圍，畢業直接違約的人少之又少，多數同學還是沿著既定的道路往前。

她們畢業那年，不能自主選擇學校，同學們被分配回自己生源地的農村中小學任教。

朱文文和胡珊

的家在縣城，

2018

年，她們畢業，按照要求要被分配到某所鄉鎮中學。

要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工作，胡珊對未來感到焦灼。

分配結果公佈那天

2018

年

8

月

28

號，胡珊坐在教育局的會議室，等來了通知：

她即將去的學校，距離自己家開車僅

20

分鐘，是鎮上最大的九年一貫制中學。

胡珊鬆了口氣。

後來她才得知，她被分配到鎮上而不是村裡，是該校校長想招一位理科老師。

胡珊就這樣被選中。

圖 |

胡珊工作的地方

用學費買斷工齡

朱文文沒有這樣的“幸運”。她被分配到婁底市某縣一所偏遠的山村小學。每天她下班回家要花上一個小時——從學校步行十分鐘到省道，再搭乘村裡通往縣城的唯一一趟公交車。

朱文文心中存著教育理想，但她很快發現，基層學校師資力量匱乏，公費師範生的補入能支援基層學校的教育。但教師隊伍總體還是不足，也使得她們一踏入工作崗位，就面臨著繁重的工作任務。

她所在的村小規模很小，全校學生不足

200

人，一年級僅有一個班，班上

30

多個學生。

她是一年級的班主任，教語文和音樂，同時還任教四年級的英語。

她需要完成備課、教課、批改作業等教學任務，工作量幾乎是一個普通老師的三倍。

學校人手不夠，朱文文還要承擔起生活老師的職能，有時下課後也得和學生寸步不離。

一年級學生

6

、

7

歲，正是調皮的年紀，下雨時學校操場地面積滿雨水，學生們爭相去踩水坑，濺溼衣服容易感冒，朱文文要上前制止。

中午，學生去食堂排隊吃飯，有的學生插隊、搶別人的飯菜，朱文文忙著維持紀律，顧不上吃飯。

教學辛苦，朱文文對學生和教育依舊有熱情，磨人的是突然被指派的行政任務。

當時，負責行政崗的老師離職，朱文文只得接替她，完成行政工作：

監管老師的教學任務，填寫各種表格。學校的印表機老舊，卡紙、沒墨的情況時常發生。

開會是她最痛苦的事，她需要做會議記錄，又苦於聽不懂當地的方言。

除此之外，每週兩至三次，作為青年教師，她需要去現場觀摩學習其他學校的公開課。

學校離得不遠，但朱文文沒有車，交通不便，去聽課她要請半天的假。

請假次數多了，家長有意見，認為她作為老師不負責任。

圖 |

朱文文任教的學校

入職第一年，朱文文覺得“每一天都像在打仗”。

她不喜歡行政工作，只想一心一意教書。

第一學期結束後，她鼓起勇氣向校長提意見，要求被回絕，領導告訴她：

“年輕人要在崗位上多鍛鍊。

”

被校長專門挑中的胡珊，進入崗位後才知曉，這份幸運意味著什麼。

她沒有機會從事本專業科學課的教學，剛到崗，被指派教六年級的語文和初三的化學。

跨學科教學，備課花去了她大量時間。

為了教好化學，胡珊跟著老教師一節節聽課；給同學講題，她先買試卷，自己刷一遍題，把要點記下來；給同學講課前，她反覆就一個題目練習講解。

任教第二年，分給她的教學任務更重。

胡珊擔任班主任，同時負責幾個班級的授課，每週課表上是

16

節課，實際上還要加早自習和課後服務，最多的時候，她一週要上

26

節課。

幾乎是預設的，教學的壓力全落在年輕老師身上。

學校開會時，領導對著胡珊說：

“年輕人就應該多吃苦。

”這所鄉鎮中學，

30

歲以下的教師只佔六分之一，和她一樣的年輕老師們，像陀螺一樣孜孜不倦地拼著，熬夜是常事，胡珊黑眼圈濃重，面板越來越差。

年齡稍大點的老教師，卻是另一番景象。

“一到下班點，他們就回家了。

”胡珊曾看到一位老教師，上課期間丟下學生，端著茶杯坐在走廊上曬太陽。

身體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磨損，不對等的工作，也使許多青年教師的積怨越來越深。

2019

年，胡珊所在的縣城建立起一座座新學校，一些老師們被挖去，享受更高的待遇，更輕鬆的工作。

然而定向公費師範生的身份，再一次限制了胡珊：

和學校簽訂合約的

6

年裡，她不能隨意流動。

苦於被無盡的工作消磨的朱文文，開始四處打聽離開的可能性。

一位學姐告訴她，哪怕對學校再不滿意，硬著頭皮也要堅持下去。

朱文文感到不甘，“一個

14、5

歲的未成年人，在零社會經驗，還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適合做什麼的時候，選擇了一個定向、定崗的專業，難道就一定要被合約限定？

”

工作第三年，朱文文找到了這個機會：

同鎮的一位幼兒園老師，向她發出換崗的邀請，她馬上答應下來，又彙報給領導。

2020

年

6

月，朱文文成功跳崗，去隔壁學校，成了一名幼兒園老師。

圖 |

學生在操場上活動

扛不動的大旗

畢業那年，胡珊撰寫論文，研究的方向是公費師範生就業現狀。她電話訪問了2010、2011級的101位學姐學長們，他們分別於2016、2017年正式入職。

他們當中有

69。31%的人認為，工作預期差距較大，大多數人，在工作三年內，都在準備考研或者考編，計劃從農村出走。也有一些人轉行去了更熱門的職業，胡珊同屆的一位男同學自學轉行，2021年入職了一家公司做程式設計師。

越來越多的公費師範生選擇違約，有人認為，報考卻不去當老師，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和學校的名額。

2020

年兩會上，人大代表劉發英提出，要將公費師範生的違約行為記入誠信檔案，

違約的公費師範生陷入輿論風暴。

對於像胡珊這樣的定向公費師範生而言，違約並非是不願做老師那麼簡單。

潘玉萌發違約的想法，是在

2016

年。

她考取了華中師範大學全日制的研究生，卻無法入學。

潘玉今年

27

歲，她是湖南第一師範招收的

2010

屆首屆公費師範生。

2016

年，她大四，想要在本科英語師範領域深入學習，深造完再去學校教書。

她拿著錄取通知書和自擬的承諾書，來到教育局人事科，申請完成研究生學業後再回來教書，剛開口就遭到拒絕。潘玉

含淚請求，保證等讀完書一定回來，仍被拒絕。

協議規定，公費師範生只能就讀教育相關的

非全日制在職研究生，不得另外考取研究生。

接下來半個月，她每天都往各個部門跑，一次又一次的遞交申請。

畢業典禮那天，潘玉沒有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證書直接寄到了她將要任職的當地教育局，她的人事檔案已經被凍結。

最後，潘玉幾乎是哭著入了職。

音樂這類美學教育在基層學校不被重視，也讓有志於教音樂的朱文文苦惱。

她大三時在長沙市一所小學做實習老師，學校裡學生社團豐富，有跆拳道、美術、合唱等。

每週三下午，學生自主參加自己感興趣的社團活動。

朱文文在合唱團裡為學生伴奏，和他們一起排練節目。

她在那裡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

朱文文擅長吉他、小提琴等樂器，她也想教學生音樂。

在鄉鎮，音樂課受到擠壓，校領導提醒她，音樂課可以用來上英語。

於是，每週兩節音樂課變成了一節。

音樂課上，她發現學生們的基礎薄弱，一旦講到複雜點的節拍，他們就失去興趣。

朱文文感到自己的音樂技能，在鄉鎮學校無用武之地。

對於

2011級

的楊輝而言，違約有著更為現實的考量。

他學的是數學師範專業，不抗拒當老師，也沒有換行打算，

2017

年畢業後，他回到自己初中的母校任教。

工作的第一個月，卡上到賬的工資，楊輝記得清楚，僅有

1900

元。

一年下來他的年收入不到

5

萬元，年終績效

6000

元，這還是他經常加班的結果。

工作後，楊輝一直和村裡的父母住在一起，他買不起房，也給不了現任女友一個成家的承諾。

“如果要走這條路，根本別想掙錢。

”楊輝說。

工作三年後，他申請調離教師崗位，轉向擔任行政類的教務幹事，同時一週上

16

節課。

走行政，似乎是公費師範生的一條出路。

楊輝的男同學大多走上了學校的行政崗，其中兩個男同學已經升為副校長。

楊輝也想沿著這條道路，直到一件事，改變了他的想法。

教務幹事的工作是組織學生活動，管理教師事務，每隔一段時間，楊輝需要檢查教師的教案。

一次，楊輝檢查一位老教師的教案，發現本應該提交四年級下冊的內容，對方提交的卻是上冊的。

他找到這位老師讓他補交，對方一直拖延。

楊輝如實上報情況，老教師找過來，說“只是一個蓋章的小事”，指責楊輝

“迂腐，不懂變通。

”

楊輝覺得，改變基層的教育太困難了，他迫切地想要跳出去。

2019

年，他看準機會，考到常德市一所小學任教。

圖 |

楊輝在鄉鎮時任教的學

校

圖 |

楊輝在市裡任教的學校

任何決定的實施都絕不輕巧，理想的步伐越往前邁，公費師範生身上現實的繩索就勒得越緊，而這繩索又是如此鋒利。

胡珊承認自己不具備直接違約的勇氣。

畢業那年她準備考研，若能上岸，便違約離開。

父母不支援她的計劃，不住地責怪她：

已經捧上了金飯碗，為何還要折騰？

她在抑鬱和壓力中備考，第一年失敗。

第二年，因為教學任務重，沒時間複習，她幾乎是裸考，二戰依舊以失敗告終。

胡珊就這樣，在不甘和搖擺不定的心態下，度過了工作的前兩年。

從合約中跳出

入職鄉鎮學校後，潘玉沒放棄爭取深造的機會。2018年9月，潘玉考取了浙江一所學院的在職研究生。入學後，她利用閒暇線上學習。

2019

年

1

月，正值寒假，潘玉去往報考學校，進行一個月封閉式學習。

過程中，她發現，她的同學已經開始嘗試用先進的教育理念教學，撰寫論文，做研究型的教師，而自己還停留在如何上課，她覺得自己掉隊的太遠了。

潘玉在焦慮中試圖做些改變。

她任職的鄉鎮中學，學校對老師、對學生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業績，更好的成績，她不敢冒風險做出嘗試。

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學生儘可能多的接觸外界讀物。

她努力在班級建成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幾年後，班級圖書館變成了那所學校的第一座圖書館。

但那時，潘玉已經離開那所學校。

2019

年

6

月，她考上長沙一所公立中學的編制後，繳納了近

8

萬元違約金，克服了重重阻礙，入職了新學校。

2020

年，潘玉違約離開的第二年。

教育部門出臺了新的合約政策，服務期由原先的

8

年更改為

6

年，同時公費師範生可以透過畢業前的考試成績，優先選擇學校。

按照新合約，當年，潘玉那一屆的學生已經履行完

6

年農村教育工作義務，不再受到合約限制。

圖 |

學生在班級圖書館裡看書

2020

年夏天，朱文文入職幼兒園任教後，她只需要專心教學，無需承擔任何行政任務，工作輕鬆許多，她的憂慮卻一直存在：

換崗的老師一旦要求換回，自己不得不又回到原先的學校。

終於，

2021

年

12

月，朱文文離開家鄉，她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廣西柳州，她考取了當地一所特殊教育學校。

胡珊還

留在原學校。

今年是她任教的第四年。

她在尋找這份職業契合自己價值觀

的部分，以抵禦內心的焦慮和不安。

在她的教學筆記中，記錄下這樣一幕：

2019年3月，她上了一節燃燭課。

那天晚自習時，停電。

初三寄宿生們兩人一桌，中間燃上一根蠟燭，老師板書時，有手電筒的學生主動舉起手電筒照亮黑板，方便老師書寫，也讓其他人都能看到板書。

胡珊寫完板書，回頭看到那幾個手痠著咬牙，也在堅持“打追光”的學生，不禁欣慰，她在筆記裡寫道：

“舞臺上的追光效果也不過如此了。

”

圖 |

學生們點燃蠟燭上課

跳出去的楊輝，在市區新學校，疲於應對一些龐雜的任務：

教育局的各項檢查，代表青年教師參加課堂比武……“花裡胡哨的任務太多了。

”

楊輝有時會回想在鄉鎮，純粹做授課老師的快樂時刻。

他只需要教孩子數學，提升他們的成績。

當時，班上一位學生嚴重偏科，他找她談話，鼓勵幫助她。

學生進步很大，高二時挺進了尖子班，當時楊輝已經離職，女生特意來到他家告訴這個喜訊，讓他很感動。

但楊輝不打算回去。

在價值感與理想之外，他需要收入，承擔未來對家庭的責任。

現在他還在考編，他的理想是去往長沙市，他的女朋友在那裡等他。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 END -

撰文 | 周婧

編輯 |

林正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