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忠王一生的定義，真相絕不在一部被篡改的《李秀成自述》裡

關於“太平軍雙子星”，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的比較，似乎是一個被許多太平天國愛好者所熱衷，卻又很難找到標準答案的話題。

作為太平天國後期最優秀的將領，陳、李二人有諸多相似之處：既是戰友，亦為同鄉，同樣指揮千軍萬馬，並先後成為太平軍的最高軍事領袖，又同樣最終被俘遇害。

但有一點，無論生前行事作風如何，英王至始至終保持著對“帝國”的高度忠誠，哪怕在臨終前面對勝保喋喋不休地勸降，時年26歲的陳玉成一心求死，不屑高呼“

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

”，這樣的言行，完全符合大眾心目中對英雄人物的定義。

不僅陳玉成如此，包括太平天國已知的眾多著名將領，在遭受極刑時，所表現出的錚錚鐵骨、視死如歸，同樣令人心生敬佩。

石達開在成都被凌遲，一同受刑的部下忍不住痛苦呻吟，翼王厲聲喝止：

何遂不能忍此須臾？當念我輩得彼，亦正如此可耳”。

北伐名將林鳳祥，遭受寸磔之刑時，“

刀所及處，眼光猶直視之，終未嘗出一聲”。

反觀李秀成的表現，則要遜色很多，作為當時太平軍的“總司令”，被俘後沒有激烈的反抗，怒斥或者痛罵，而且還留下了數萬字、類似供狀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正是臨終前的“晚節不保”，讓忠王頗為遭人詬病，甚至成為後世指責其搖尾乞憐、有意投降的“罪證”。

太平天國已然遠去，塵埃落定之時，僅憑某些被定格的瞬間或者一部被人為刪除、篡改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對忠王的一生來蓋棺定論，又似乎過於片面。

關於忠王李秀成的評價，百年以來譭譽參差、莫衷一是，本文無意於翻案或者抹黑，只求以歷史的真相還原一個真實的太平天國將領。

王朝崩塌前的兩次致命失誤

在1860年安慶戰役之前，太平天國和湘軍在整個長江中下游區域，大體上還保持著旗鼓相當的態勢。

雖然1856年的天京事變讓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湘軍也趁機在1858年向東用兵，重新奪取了湖廣首府武昌和贛省重鎮九江。

但在此之後，陳玉成、李秀成聯袂取得了三河鎮大捷，重挫湘軍主力，隨後又再次攻破臥榻之側的清軍江南大營。

到1860年初，湘軍在上游對天京門戶的安慶形成圍攻之勢，與此同時，太平天國的東征也取得重大勝利，“蘇福省”的建立，為其重新開闢了富庶的後方基地。

但至此之後，短短四年時間，幅員東南六省，擁兵近百萬的太平天國，就以極快的速度走向了消亡，而在這一過程中，兩個關鍵節點上的失誤，李秀成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860年，為解安慶之圍，天王洪秀全制定了以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兩大最強兵團，溯流而上，沿長江南北兩岸用兵，以鉗形之勢，合取湘軍後方基地湖北的戰略計劃。

客觀地來講，“合取湖北”對湘軍而言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陳、李二位將領如果通力合作，此後的安慶保衛戰也許會是另一番局面，但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出現在“合作”上。

1857年石達開負氣出走之後，陳玉成便接管了安徽的地盤，此後，英王便一直將皖省視作其大本營和勢力範圍。

而李秀成則因為事不關己，從一開始便對營救行動不甚積極，尤其是又剛剛取得東征的巨大勝利，醉心於營造“蘇福省”的忠王，更加無心他顧。

對當時的太平天國而言，天京的安危才是一切，而保障天京的前提便是守住西面的安慶，所謂“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

但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樣淺顯的道理，身為國之柱石的李秀成，卻似乎始終都沒有參透。

陳玉成1860年9月即從天京發兵，而李秀成卻等到11月，才在洪秀全的多次催促嚴責之下無奈動身。

結果本該是兩大兵團齊頭並進的統一軍事行動，因為李秀成的一再遷延拖沓，“合取湖北”成了陳玉成的獨角戲。

次年2月，武昌城下，英王苦等忠王不至，又因當時英國以保護租界為由，向其施加壓力，無奈之下，只能轉而揮師東進安徽，硬撼圍攻安慶的湘軍主力，最終英王孤掌難鳴，1861年9月，安慶失陷，隨之長江整體防禦全面崩潰，天京門戶大開。

而本應是“圍魏救趙”計劃中兩大主力之一的李秀成兵團，在長江南岸勝似閒庭信步，還因為避戰畏敵而在皖南的祁門，錯過了活捉湘軍主帥曾國荃這樣千載難逢的良機。

忠王的“一畝三分地”

湘軍攻克安慶之後，隨即水陸並舉直撲天京，其中作為主力的曾國荃吉字營，行動最為迅速，1862年5月即兵臨天京近郊的雨花臺。

曾國荃部隊的規模並不大，但他的到來，猶如利刃一般，狠狠地楔入到了天京的整體防禦圈之內，如此“眼中釘、肉中刺”，讓洪秀全坐臥不寧、寢食難安，一日三道聖旨催促當時在上海作戰的李秀成率兵勤王。

李秀成被逼無奈，從蘇福省集結超過三十萬大軍，對外號稱六十萬，統領麾下十三王，於1862年9月發兵西援天京。

而曾國荃克復安慶以後，也有些輕敵冒進，率領僅萬人的吉字營孤軍深入至雨花臺，湘軍其餘部隊均來不及跟進配合。

而李秀成兵團不僅人數眾多，此前在上海作戰的過程中，還購買、繳獲了大批先進的洋槍洋炮。

更關鍵的是天京近郊八、九月份還發生了嚴重的疫病，曾國荃的吉字營也受到嚴重感染，營棚之中病號累累，屍骸狼藉，非戰鬥性減員接近五成。

而由蘇常地區遠道而來的李秀成大軍，卻基本上沒有受什麼影響。

從戰前的實力對比來看，太平軍無論兵力、裝備、狀態都遠勝對手，這樣的形勢，連遠在安慶的曾國藩都不免哀嘆“

噩耗頻來，心膽俱碎

”。

看似戰爭的勝負已毫無懸念，但山窮水盡中的曾國荃，硬是憑藉數千人的部隊和溝壑縱橫的營壘，將其賴以成名的“結硬寨，打呆仗”戰術發揮到了極致。

面對數十倍於己方的太平軍，在整個戰役的過程中，曾國荃和他的吉字營雖數次命懸一線，又屢屢絕處逢生，

而太平軍這邊，本以為摧枯拉朽的解圍戰，卻在不斷地傷亡和進攻中持續了一個多月，曠日持久的拉鋸極速地消磨著李秀成的耐心。

本就心不在此的忠王，又突然獲悉大本營蘇州告急，在吉字營已成強弩之末，而己方又僅僅損失萬餘人的情況下，草草撤兵，回援蘇州而去。

46天的雨花臺血戰，最終還是讓曾國荃和他的吉字營得以死裡逃生，卻為天京的最後淪陷吹響了喪鐘。

“合取湖北”以及“雨花臺破圍”這兩次重要軍事行動的失敗，作為主要參與者和戰役總指揮，忠王必然難辭其咎。

在國家生死與蘇福省存亡之間，關鍵時刻，忠王的目光始終下意識地偏向了自己那“一畝三分地”。

但如果深究原因，李秀成所表現出來的私心與狹隘，在太平天國後期諸多將領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這些將領在既得利益面前故步自封、畫地為牢，陳玉成、李秀成與他們比較起來，區別無非是地盤的大小和兵力的多寡而已，這並非李秀成個人的侷限，而是整個帝國的悲哀。

既為忠臣，難當孝子

雨花臺戰役後，吉字營站穩了腳跟，天京的形勢卻日趨嚴峻。

隨著外圍據點的相繼易手，到1863年冬天，天京城僅剩東北面的太平、神策二門尚與外界相通。

而當時天京以外三支最重要的太平軍部隊，浙江的侍王李世賢兵團、蘇州的忠王李秀成兵團分別被左宗棠楚軍和李鴻章淮軍所牽制，自顧尚且不暇，遑論分兵回援。

而扶王陳得才的兵馬，遠在西北，關山萬里，重重阻隔，段時間內也是遠水也救不了近火。

外無援兵，內乏糧草，繼續堅持也看不到任何反敗為勝的希望，李秀成建議在天京尚未被完全合圍之前，“讓城別走”。

天京已是危在旦夕，主動轉移，儲存有生力量，在戰略上來說不失為一種不錯的選擇——雖然棄城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太平天國滅亡的命運，但與嬰城固守、坐以待斃的消極防禦比起來，戰略撤退依然是在當時嚴峻的客觀形勢下，唯一的出路和可行的方針。

然而深居天王府，十年裡足不出戶的洪秀全，早已在“小天堂”過慣了紙醉金迷的帝王生活，哪裡還願意再回到過去刀頭舔血、居無定所的“流寇”日子。

李秀成反覆啟奏，甚至以死相諫，洪秀全不僅沒有采納意見，反而嚴厲申斥：

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知是必死之局，李秀成卻並沒有選擇離開天京，背棄太平天國。只是因為忠言未被採信，而且被天王斥責其“忠而變奸”，對前途失望，以致“

灰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

”。

終於，在天王的消極防守和盲目自信中，湘軍的合圍之勢大功告成，1864年6月，帝國即將崩塌的前夜，50歲的洪秀全帶著遺憾與不甘，病逝於天王府中。

僅僅一個月後，7月19日，太平門城垣被湘軍以“穴地攻城”之法炸開，數萬吉字營兵勇由缺口蜂擁而入，天京淪陷。

城破之時，據曾國荃幕僚趙烈文所撰的《能靜居日記》記載，“

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

”，湘軍兵勇紛紛忙於搜刮財物，天京城內一片混亂，給了李秀成最後的逃生機會。

剛剛登基的“幼天王”洪天貴福，在皇宮望樓上眼見城垣崩塌，周遭殺聲四起，也不顧一切地奔向李秀成處尋求庇護。

忠王府內，李秀成揮淚拜別年邁的母親—“既為忠臣，難當孝子”，要保護幼主突圍，便救不得母親——老弱婦孺隨軍，必然會增加突圍的風險和拖慢行軍的速度，而且各人都有妻兒老小，身為統帥，他又怎能不作出表率？

天京城破的夜晚，不僅是李秀成，其麾下上千的殘餘將士，無一攜帶家眷。眾人趁夜黑風高，偽裝成清軍模樣，由防守相對鬆懈的太平門缺口脫出。

隨即一路狂奔，即為活命，更為儲存太平天國僅存的星星之火。

而出城之後，忠王便將部隊分為兩股，前隊三百餘人護送幼主南下湖州，投奔當地的堵王黃文金部。而他自己則帶領剩餘的七百多人負責殿後。

同時還將自己的戰馬讓與幼主，隨後追兵掩殺而至，交戰中，忠王與後衛部隊走散，所騎劣馬又不善長途奔襲，跌跌撞撞之間，孤身一人逃到了天京近郊的方山，不幸被當地村民所獲，綁縛送至附近湘軍蕭孚泗大營。

在國破家亡之際，如果不是對太平天國以及洪秀全的耿耿忠心，李秀成完全可以放棄幼主，獨自突圍，如果是這樣，忠王的人生結局乃至整個太平天國的命運可能都還有一絲轉機。

但很可惜，歷史沒有假設。

忠王被俘後的真實狀態

獲悉李秀成逃脫後被俘獲，曾國荃第一時間趕赴軍營之中，親自審問這個太平天國最大的“賊酋”。

但李秀成雖為階下之囚，卻神態倨傲，完全沒有把堂堂吉字營主帥放在眼裡。

對手的冷漠傲慢激怒了曾國荃，他下令兵勇以刀割刺李秀成臂股，頓時血流入住，而忠王仍泰然處之。

若不是幕僚趙烈文以“主帥曾國藩尚未親自提審李秀成”為由而拼命阻攔，估計暴怒中的曾老九，當場就會對李秀成施以極刑，

隨後趙烈文也曾在私下問及李秀成今後有何打算，忠王鎮定自若地回答“唯有一死耳”。

以上見聞，均出自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杜撰和編排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見，在被俘的初期，李秀成是一心求死而絕無搖尾乞憐之態的。

而關鍵的轉折出現在幾日之後，7月28日，湘軍主帥曾國藩由安慶抵達江寧。

兩大生死對手的第一次碰面，曾國藩並沒有向其胞弟那樣盛氣凌人，擺出一副勝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態。

而是以平等的態度，心平氣和地與李秀成交談，對李自成口述的太平天國往事不僅洗耳恭聽，間或還要發聲請教一二。

也許正是這種姿態與氣度，讓身陷囹圄的忠王大為感動，而隨著交談的繼續，李秀成更是被曾國藩的學識、思想所折服。

本已抱定必死之心的李秀成，對曾國藩的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由對抗變為接納甚至臣服。

李的態度轉變，首先是太平天國的將領，普遍具有較強的“宿命論”思想，李秀成認為失敗是天命拋棄太平天國所致，而此時帝國氣數已盡，悲觀絕望之中，選擇向現實低頭。

其次，李秀成雖然是久經沙場的將領，但政治經驗嚴重不足，面對像曾國藩這種浸淫官場多年，老謀深算的對手，很容易就會被糖衣炮彈所擊中。

在隨後的日子裡，李秀全開始奮筆疾書，即使天氣炎熱外加身體受創，仍以每天六、七字的速度，在短短九天的時間裡，便完成了五萬餘字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自述》的功過考辨

而關於撰寫自述的動機，除了臣服於曾國藩後主動交代問題，還有一個目的，也是儘量為後世之人，儲存太平天國的歷史。

吾史館實錄為汝曹焚掠盡，吾不述，奚傳後！——《清史紀事本末》

“自述”的內容，除了太平天國的發展史以外，更總結了包括“孤軍北伐、湘潭慘敗、天京事變”等等多年“革命鬥爭”中的失敗教訓，後世稱其為“天國十誤”。

只是仔細研究“十誤”就會發現，對於太平天國的敗亡，忠王的總結雖然中肯，卻不全面，對於自己在“合取湖北”和“圍攻雨花臺”的戰略錯誤，卻隻字不提，似乎“自我批評”的意識稍顯不足。

當然，在自述當中，李秀成對曾國藩言辭極為恭敬，言必稱“中堂”，而且還主動要求，希望能聯絡、勸降江浙的太平軍。

其實這也可以理解，此時大局已定，李秀成更是坦然接受了成王敗寇的結局，勸降江浙太平軍，不過是為了避免刀兵再起，同時能夠早日結束戰爭，使萬千生民免於塗炭之苦。

而所謂言辭恭敬，確實有失名將風範，但也正好從側面證明了李秀成對曾國藩的心悅誠服。

但如果是僅憑以上兩點，便判斷李秀成有意投敵求生，那似乎過於武斷。

何況在“自述”中，李秀成對於幼天王的行蹤始終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他，沒有透露半點洪天貴福前往湖州的計劃，試想如果忠王要投靠清軍，還有什麼比出賣“幼主”更大的功勞？

所謂時勢造英雄，晚清風譎雲詭的舞臺，給了無數人成功成名的機會，也讓李秀成這個廣西藤縣的貧苦農民在槍林彈雨中成長為太平天國的最高軍事統帥。

但剝去這層光鮮的外衣，李秀成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也有平凡大眾的優缺點，甚至更準確地說，他是一個複雜而又矛盾的人。

在內心裡愚忠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同時，又時刻惦念著自己在蘇福省的“一畝三分地”，家國情懷與個人得失在內心不斷碰撞、交鋒，最終，在家與國的艱難抉擇中，悲情的忠王，彷徨的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1864年8月7日，近六萬字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完稿，曾國藩隨即下令將李秀成就地處決。

遺憾的是，也許自述中涉及諸如對曾國藩歌功頌德及勸其自立稱帝等內容太過敏感，初稿被大量刪減、篡改，最終只留下三萬餘字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