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朝時的包辦婚姻，居然受法律保護，真神奇

早在舊社會，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這八個字幾乎是一種牢牢的枷鎖，將人的婚姻自由，完全禁錮於父母的意志之下。

但不可否認，這種觀念卻主導了古代的社會婚姻成立與關係調和，在古人男女雙方結合為夫妻的過程中，父母作為主婚者，其個人意志與選擇，往往凌駕於子女的自由之上，並且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雖然現在來看，這種由父母一手包辦的婚姻弊端很大，然而在古代，由父母決定子女的配偶，是社會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朝時期的“包辦婚姻”，新娘子被綁住，由家父或家兄直接抱到新郎的馬車上

形成這種獨特現象的原因，無外乎兩點：

一是受古代的父系氏族社會影響，父輩在家中的地位崇高，掌握經濟話語權，因此在當時的社會看來，父輩有權決定子女的婚姻選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子女的人生。

二是受封建時期森嚴的等級制度與禮教影響，遵從父母之命，或犧牲自己的人權自由屈從於父母的意志，在古人的眼裡屬於“孝”的體現，子女若有違抗，則會從禮法上被視為“不孝”，如若一度頑抗父母安排的婚配，甚至會被視為罪行，如隋朝首創的“十惡之罪”，其中第八條大罪便是“不孝”，乃至定入法典，為後世所沿用。

《隋書·刑法志》：（開皇元年）更定《新律》……又置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 內亂 。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可是今天咱們要說的，是更為特別的一點：

在古代某些時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禮教道德層面的禁錮，反而又多了法律上的支撐，於是就延伸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獨特現象。

如唐朝，

《唐律·戶婚律》

中明文規定：

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

前半段有些意思，大概是說如果子女離家在外，而家中尊長後來幫忙選定親事，但子女已經在外自己娶妻嫁人，已成親，也就是既成“夫妻事實”，則受法律保護。

若是未成親者，那就得遵從長輩的意願，如若違抗，那就要“杖一百”。

這後一句“

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

正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完整體現，可見在唐朝，父輩選定的婚姻，或者說父母對於子女婚姻的支配，是受《唐律》保護的，你要不想聽父母的話接受他們給你安排的配偶，那就得挨板子。

但我不得不說，還有前提，那就是

在子女並未離家成婚的情況下，父母才有權決定子女的婚姻選擇。

在外的子女，比如離家去外地或工作，或求學的年輕人，如果長期在外已經不可避免的自行成親，則不違此律，反而受到法律保護。

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

如此對比來看，這一條法律其實相當人性化，畢竟子女離家，身邊沒有父母，又不像咱們現在有個影片通話，也沒有火車飛機這種高效交通工具，一封家書恨不得幾個月才收到，總不能等子女過了適婚年齡，才安排人生大事，尤其是婚齡尤為“年輕”的唐朝，所以為了顧全離家子女的“婚姻事實”，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父母之命”便失去了一定效力。

從這一點上也能看出，所謂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雖然在唐人的婚姻中同樣佔據著決定性的地位，但也要視情況而定，並不是百分之百必須得接受長輩的安排。

不過我上文所說的“離家之外”，還屬於特例，絕大多數久居家中的年輕人，仍然要嚴格按照法律與道德層面的約束，遵從父母之命完成嫁娶。

總的來說，作為家中主婚者的尊長親屬，對家中卑幼子女，享有婚姻決定權，這不僅是古代社會約定俗成的禮教，更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明文規定。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問了，我就不想被父母安排，我就想自由婚姻，就想自己找物件，哪怕挨板子也不在乎，哪怕去坐牢也無所謂，反正我是真愛。

可父母聽了這話，肯定會用盡手段逼迫，相信類似的電視劇大家看的也不少，要麼“以死相逼”，要麼仰天長嘆幾句“家門不幸，子孫作孽”諸如此類的話。

所以，這種子女頑抗到底，父母相逼的情況，又當何論呢？

誒嘿，《唐律》還真的非常之全面，連這種極為特殊的情況也考慮到了，於是透過疏議的形式在上文援引的法律之後，又補充道：

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疏」議曰：「男女被逼」，謂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雖是長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男女勿論。——《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

大意為，作為主婚者的家中長輩，不得以“威逼”的方式逼迫子女成婚，男女若不予順從，仍堅持自由成婚，雖然是適齡男女，但不以罪論處。

若男方在十八歲以下，女子也未婚，則由主婚者獨自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很多人可能就會問了，那既然前文你說父母之命是受法律保護的，主婚者有權支配子女的婚姻，怎麼子女一反抗，主婚者一逼迫，形成的法律後果與責任，卻要讓主婚者承擔呢？

這樣不就矛盾了嗎？

其實不然，反而還要視情況而定。

並不是所有人你一反抗，唐律就允許你自由結婚了，而是要看先決條件。

在《唐律》中，有關於強迫結婚的先決條件，制定的非常清楚，比如“

同姓成婚

”，就屬於是“

違律成婚

”。

《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二年，緦麻以上，以奸論。

此處的同姓，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兩個姓張的人不能結婚，而是“同宗同姓”，即所屬同一家族，姓氏也相同的兩個人，不得結婚。

可見《唐律》對待同宗同姓成婚的懲罰尤為嚴重：

一是徒刑二年。

二是“緦麻以上”，則以“奸”論。

在此要科普一下

“緦麻”

的概念。

緦麻，為古代喪服名，而通常人們來判斷親屬的遠近關係，會以喪服的級別作為依據。

於此，共分為五個等級：

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緦：sī）

斬衰為最重的喪服，父輩及以上家中長者去世後，由其子女，長子長孫穿斬衰，為其盡孝，所以斬衰所代表的，正是直系親屬，如兒子，孫子，女兒，孫女等。

再往下，以此類推，緦麻就屬於家族中比較遠的親屬了，但也算在“五服”以內。

不是有句老話嘛，叫“

最親不過五服

”。

這也正是舊社會常說的“

五服

”理論，即，

在長者葬禮上根據性別、長幼以及和逝者血緣關係遠近，從而設計出來的五種喪服，統稱“五服”，並以此作為判斷親屬關係遠近的主要依據。

“五服”關係示意圖

有時候我們聽到某個親戚說，誰家的大兒子或者閨女——“

沒出五服

”，那就代表著親戚關係還算是“

五服之內

”，屬於“

宗族親戚

”，而非八竿子打不著的遠房表親的堂兄的大侄女這種“

出了五服

”很遠的親戚。

（如上圖中右上角的“堂曾祖姑”，已經“出五服”，而親戚關係也是令人頭大。。。）

所以上條《唐律》中“

緦麻

”的意思，大概就是說，同一宗族五服以內的同姓親戚，如果成婚，則以“

奸

”論，相當於現在所說的“

禁止近親通婚

”，憑此也體現出《唐律》的法律完備性。

緦麻以上，以奸論。

這就不僅僅是法律懲罰範疇的問題了，還關乎家族臉面，關乎名聲，試想以古人重名節的思想，這種懲罰無異於畢生奇恥大辱。

所以如果家中長輩逼迫宗族裡的同姓親戚與子女成婚，一經發現，則會被論處“

同姓成婚罪

”。

但回到主婚者逼迫，子女可反抗的問題上來，若在逼婚過程中，子女憑此反抗，最後也未依照父母之命成婚，按照我上文援引的法律條文，則反抗有效，而被視為無罪。

「疏」議曰：「男女被逼」，謂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雖是長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

若主婚者使用威逼等強制手段，迫使同姓親屬與子女成婚，則：

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男女勿論。

也就是說，以逼迫手段強制成婚的主婚者，事後官府得知此事，追究下來，查到主婚者是安排的“同宗同姓成婚”，則主婚者將獨自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成婚的男女雙方勿論。

當然，這種逼迫性成婚的前提條件，如同宗同姓成婚，相對來說還是屬於少數，但我國古代不乏“同宗同姓成婚”的例子，可能事出有因，但一般而言，

同宗同姓成婚，

在唐朝仍是以罪論處。

《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二年，緦麻以上，以奸論。

可還有另一種與同宗同姓性質相同，卻極為罕見的特殊情況，不予罪論。

這種罕見情況可總結為：

兩個原本“同宗同姓”的人，由於某種原因，偶然變成“同宗異姓”，而他們的後代對此毫不知情，於是後代兩名子女成婚，即使這兩人客觀上“同宗同姓”，但也不會被判有罪。

比如男女雙方的祖宗同屬一個家族，姓氏也相同，這就是“

同宗同姓

”，按照唐律的嚴格規定，同宗同姓結婚肯定是要以“奸”論罪的。

但後來由於某種特殊原因，一家分成兩家，並且分出去的一家把姓給改了，那就成了“

同宗異姓

”，而針對這種特例，即使兩家後代中有子女成婚，但也不會以罪論處。

上面這一番話，可能比較刻板，那我就給大家舉一個形象的例子：

打比方，

長安城鐵匠王大麻子的祖上，姓李，名李四

。

追溯到幾百年前，李四與李五，原本是同一個家族的兄弟，兩人這就屬於“

同宗同姓

”，按唐朝法理來說，他們的後代也屬於

同宗同姓

，因此不可成婚。

但後來李四由於戰亂等原因遠走他鄉，為避禍，李四改了姓氏，改叫“

王四

”，那王四跟李五，就從原本“

同宗同姓

”的兄弟，變成了“

同宗異姓

”。

等過了幾代人，王四的子孫也逐漸沿用新姓，都姓“

王

”，就好比王大麻子，他祖宗是李四，可他祖宗後來改姓王了，所以本該起名李大麻子，結果成了王大麻子。

另由於已經過去好幾代人，也沒家譜傳下來，慢慢的，王大麻子的祖宗“李四”，就被他們這些後人所淡忘，包括外人，也只知道長安城鐵匠王大麻子的祖上，是叫王四，而不知道王四的另一個身份，叫李四。

可是到了唐朝這一代，作為王四後人的鐵匠王大麻子，機緣巧合下，又回到了祖先的籍貫故土，

娶了李五的曾曾曾孫女——李大花

，之後王四帶著老婆回到長安，安安穩穩的過日子。

那麼王大麻子和李大花，理應是“

同宗同姓不同祖

”，但因為祖宗李四逃難，中間改姓王，所以作為後人的王大麻子與李大花結婚，就變成了“

同宗異姓不同祖

”。

即，

二人同屬一個大的宗族（李），但到了王大麻子這一輩，則不同姓（李-王），祖宗也不是同一個人（李四-李五）。

但是，這裡的“

同宗

”，是指客觀事實，而非王大麻子與李大花的主觀認知，即，他們也不知道彼此的祖宗是親屬。

且這一久遠的“宗族關係”，到王大麻子這一代，已經無法用實際的證明去佐證，比如拿不出家譜，找不出當年的李四，是否確為王大麻子的祖宗王四，也沒有關於李四到底逃沒逃難，改沒改姓的記載。

所以，客觀事實是，王大麻子和李大花，都是同宗，也就是倆人的祖宗是親屬，嚴格來說，倆人存在一定的血緣關係。

但主觀認知上，王大麻子認為老婆李大花，是自己從外地認識的老婆，在此之前跟自己一根毛關係都沒有。

因此，王大麻子和李大花成婚，是完全合乎法理的，在二人與身邊人看來，他倆就是兩個陌生人自由相戀，從而結合的普通夫妻。

可也不排除“同宗同姓”的事實有少部分人模糊記得，這種可能性。

比如李家村的李老太太，跟王大麻子聊天的時候提了一嘴，說：“

你祖上王四，可能是當年從俺們這疙瘩逃難出去的李四，只不過後來改姓了，你曉得伐？

”

這話傳著傳著，就傳到了主掌民間婚嫁的官吏張三耳朵裡，於是張三前來查明，王大麻子與李大花究竟是否同宗同姓？

但法律是要講求證據的，不能你說他祖宗是李四，那他就是李四。

《房氏家譜》

（參考圖：著名功夫巨星成龍家譜。成龍原名房仕龍，據稱為唐朝名相房玄齡之後，因父親房道龍在國共內戰時期逃往臺灣，身份敏感，故改姓名為“陳志平”，後攜家人輾轉至香港，而成龍也由“房仕龍”改為“陳港生”，此姓名亦使用至今。）

如果張三真的秉公執法，肯定就會問李老太太：

那您的李氏家譜呢？

您光說王四就是當年的李四，那有沒有啥實際證據能證明，他的確就是李四？

如果能證明，那王大麻子就是李大麻子，他跟李大花就是沒出“五服”的“同宗同姓成婚”。

按唐律，各徒二年，緦麻以上，當以“奸”論。

《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二年，緦麻以上，以奸論。

另還要查明，王大麻子是否遵照父母之命娶的媳婦兒？

還是自己未經父母允許，私自娶的？

如果確實未經父母私自娶妻，則還要罪加一等：

按律，杖一百。

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

攝影師陳潤熙作品：《唐代婚典》

可是，即使到最後，王大麻子也不會受到任何處罰，因為神奇的地方就在於兩點：

一是王大麻子跑去外地娶的媳婦兒，所以他有個前提，即，“

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

”，所以他不會受到“父母之命”在相關法律上的完全約束。

二是沒人能用實際證據證明，王大麻子的祖先就是李四，因為年代實在太過久遠，後人無從考證王大麻子跟李大花到底是否同宗，故律不禁。

因此，即使我們站在上帝視角，心知肚明老王和他老婆是“同宗同姓”，但在當時的老王和他老婆，乃至負責民間婚嫁的官員眼裡，他們這種同姓結婚，仍然是被允許的，不在我前文所提及“同姓成婚罪”的範圍之內。

不過，如果能找出家譜，翻到最根兒上的祖宗先輩，證明成婚的倆人的確“同宗同姓”，那麻煩可就大了……

《唐律釋文·卷十四·戶婚》：受姓命氏古者，因官受姓名，能養馬者為司馬，若掌倉有功為倉氏，若封於唐謂之唐氏，居於範邑即為範氏。如此之類稍多，不可概舉也。—— 《略論唐律中的服制原則與親屬相犯》：疏雲：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功德，邑居官爵，事非一緒，共有祖宗遷易，年代浸遠，流源析本，罕能推詳。又如近代以來，特蒙賜姓，譜牒仍在，昭穆可知，令姓之與本枝，並不合共為婚媾。

此為關於同宗異姓之特例，前段情形似因古代已屬異姓，今則無從確證其系同宗，故律不禁止。後段情形，則事屬近代，尚能知悉其系同宗，故律予禁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鄭定

最後，願現在的我們，人人都能找到真愛，收穫屬於自己的真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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